西周時期，晉陝黃河東岸活躍著眾多民族，當中以戎狄族為主。晉陝黃河東岸的條戎、奔戎、犬戎等民族的地理分佈、經濟文化、飲食文化以及喪葬文化也有所不同。

戎族的地理分佈

一、條戎、奔戎

。

關於條戎和奔戎的分佈範圍，學界多認為在中條山一帶。持這種說法的有，楊寬認為：條戎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所居住的地方稱為條而得名，在古代，條也稱鳴條，現在的山西夏縣有中條山，條就在此，奔戎與條戎應當在此地。

侯毅認為：條戎的活動區域不只在一處，而是一條長達數百里的地理帶，即從山西絳縣、夏縣、平陸至永濟有中條山。

史料記載中的奔戎與條戎常常同時出現，且當時周王軍隊討伐戎族的時候，它們總是一同被提及，這說明條戎與奔戎活動的地理範圍一定很接近。田建文認為：在今山西絳縣、平陸、夏縣、永濟間的中條山一帶，是條戎和奔戎的活動範圍。

陳溫菊與田建文的觀點類似，也認為條戎活動於今山西絳縣、夏縣、平陸、永濟間的中條山一帶。《史記

·晉世家》載：“（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注：“條，晉地。”條，當為條戎。《左傳》桓公二年（前

710

年）載：“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

《後漢書

·西羌傳》記載了周宣王三十六年事，提到周王征伐條戎、奔戎，但是最後周王的軍隊打了敗仗。安邑縣是今山西夏縣古稱，又條戎、奔戎成雙出現，當在一起活動，據此，今山西夏縣、平陸一帶，大致可確定為西周時期條戎和奔戎的活動範圍。

二、犬戎

。

犬戎在西周時期是一個相當活躍的民族，而其居地卻隨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總體來看移動趨勢逐漸向東。西周中期，周穆王徵犬戎，獲其五千，

“遷戎於太原”，太原之地說者分歧眾多，《穆天子傳》記載：“犬戎□胡觴天子於當水之陽。”

丁謙據卷四

“孟冬壬戌，天子至於雷首。”雷首，《尚書·禹貢》記載禹開鑿了壺口山和雷首山，一直到達了太嶽山。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太嶽在河東彘縣東。漢代河東郡有蒲反，雷首山就位於蒲反南。《大清一統志》：“雷水在永濟縣南四十五里雷首山下。”清代永濟縣就是漢代蒲反縣，也就是今山西隰縣。

因此認為西周中期東遷的犬戎，到達過今山西西南部隰縣附近。關於犬戎的地望另有多方觀點。田繼周先生認為犬戎的居地就在今山西北部和內蒙古呼和浩特地區。他是根據《穆天子傳》：

“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天子獵於銒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銒山之隊，北循滹沱之陽。”當中的漳水、滹沱等地名考證犬戎的地望。如果此說法成立的話，那麼犬戎的遷徙過程則成為由北向東南。

但是根據上文穆王伐犬戎遷於太原的事件，太原地大致在今山西西南部隰縣附近，從地理位置看，太原地在山西南部，相對於山西北部和呼和浩特地區，更接近王都鎬京，而穆王為什麼要把對自己有威脅的犬戎從遠離鎬京地區趕到靠近鎬京地區呢？楊國勇先生認為犬戎的地域分佈廣闊，應該是跨黃河兩岸，在關中、晉南都是其活動範圍。

他是根據《左傳》閔公二年（前

660

年）記載的虢國與犬戎的一次戰爭地址位於渭汭，推測到犬戎的地望的。綜合以上說法，筆者更傾向於犬戎在西周中期遷徙到太原地，即今山西隰縣附近。透過文獻資料考證，我們大致得出西周時期晉陝黃河東岸地區存在條戎、奔戎和犬戎的活動範圍，位置主要在今山西西南部地區。

經濟文化

。

經濟生活是每個民族生活首要考慮的問題之一，晉陝黃河東岸的戎狄族雖然沒有留下直接的經濟生活情況記載，但是可以透過該地區的環境以及其他民族的基本情況推測一二。

目前晉陝黃河東岸已發現的西周遺蹟相對於夏、商遺蹟數量極少，

2007

年在山西吉縣掛甲山發掘過程中發現少量的西周遺蹟，發掘墓葬兩座，採集得到陶器、骨器、銅器（一件）等，根據出土遺物的年代判定基本屬於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

吉縣地區處於黃土高原東部，南呂梁山西側，晉陝南流黃河東岸，整個地勢東北高西南低，州川河從境內穿過，注入到西南

17

千米處黃河內，總體上此地區與汾河谷底氣候相似，都屬於溫帶大陸性氣候。

汾河谷地在西周時期農業人口稠密，勢必對這一地區的生產生活產生影響，加上這一地區是黃土高原地區，區域內溝壑縱橫，幾乎很難形成連片的平緩土地，植被的生長和地形地貌都不適合遊牧業的發展，因此也不可能產生遊牧型的經濟方式。

從吉縣遺址浮選出的西周至春秋初期植物種子類遺存中發現有粟、黍、大豆等農作物種子，證明此地有農業種植的歷史。從出土的器物中還發現了相當數量用於農業生產的工具，如石刀、骨鏟、石杵等，出土的灰坑有兩處疑似為窖穴用來儲藏糧食。農業生產工具、農作物種子與窖穴的同時發現，證明該地區存在農業種植經濟。

此外還出土極少數用於狩獵的工具，如陶球、骨鏃等，對比發現，用於狩獵的工具數量遠遠低於用於農業生產的工具，證明用於農業生產的工具使用頻率要遠高於狩獵工具，這說明該地區主要以農業種植為主，兼有狩獵業。

除了出土器物，還採集到的同時期的動物遺骸，經鑑定吉縣遺址發現的動物遺骸有家豬、牛、犬、馬、綿羊、馬鹿等，其中牛的數量較多，這從骨器的材質上也可看出，牛的出現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其特點是不易遷徙，靠近水源，因此更適合飼養而不適合放牧。

其次數量較多的是馬和豬，然而馬、牛、豬等動物數量並沒有成規模的出現，只能說明本地區還存在動物畜養，但是由於數量較少，只是小規模飼養，因此這種方式只能是家畜飼養業。綜合以上的發現，我們可以確定，西周時期晉陝黃河東岸地區以農業種植為主，兼有家畜飼養業和狩獵業。農業經濟的發展多以土地為發展根基，因此隨著農業的持續發展一定出現定居的現象。

從吉縣遺址發掘採集到的器物中數量最多的是陶器，有炊器、飲食器、工具等。隨著農業的不斷髮展，人類出現了定居生活，而為了儲存糧食和烹製食物，陶器的製作也應用而生。除此之外，還採集到陶製的筒瓦和板瓦，這是用於建築的材料，這些材料的出現說明此地居民已經採用陶器製作建築材料，因此證明這一地區採用定居的生活狀態。

遺址中出土了製陶的工具，如陶墊；紡織與縫紉的工具，如陶紡輪、骨錐等，且數量較多，這說明本地區還存在一定數量的的手工業和紡織業。夾砂陶和泥質陶為該地區出土陶器的主要成分，其中泥質陶器佔

64%

，夾砂陶器佔

36%

，多數為手製，製作工藝水平較低，證明這一地區的製陶手工業還不發達，處於起步階段。

出土工具的材料除了陶器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骨器、石器，更驚喜的是還發現了銅錐殘段一枚，這說明該地區有使用銅器的習慣，只是目前還未發現有同時期鑄銅遺址的出現，那麼這一銅器的來源也可能是透過與周邊文化區交換得來的。

綜合以上發現與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確定西周時期晉陝黃河東岸地區處於定居的生活狀態，同時擁有一定基礎的製陶業，骨器與石器的製造業，還使用陶製的紡輪紡線織布成衣，銅器的出現說明這一地區已經使用銅器生產工具。

此外，晉陝黃河兩岸地區已經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銅器，包括山西的保德、柳林、石樓等縣，陝西的綏德、清澗、米脂等縣，從器型風格造型來看，明顯處於同一種文化型別，與發現於陝西清澗李家崖遺址青銅風格類似，這說明晉陝黃河兩岸的青銅文化屬於李家崖文化。

晉陝黃河東岸出土的晚商時期李家崖文化遺存又稱為

“石樓型別”，包括石樓縣的賀家坪、後蘭家溝、二郎坡、義碟琵琶塬、義碟褚家峪、桃花莊，永和縣下辛角、榆林，隰縣龐村等。另有以保德林遮峪為代表的西周早期“保德型別”，包括曹家垣，柳林高紅、保德林遮峪。“保德型別”遺存出土了較多的青銅工具武器，如鈴首劍、管銎斧、蛇首帶環銅勺、有銎鉞、銅盔等，而銅禮器較少，只有保德林遮峪出土了型別不同的幾件青銅器。

“石樓型別”出土的青銅禮器與青銅工具兵器基本相當，“保德型別”出土的青銅工具武器佔絕大多數，這說明這種型別代表的人群代表著不同的習性。“石樓型別”更多表現出來的是重視禮制，有嚴格的等級秩序。這可能是更靠近中原地區，接受了先周文化的影響，而“保德型別”表現出來的是尚武，好戰的氣息。

則可能是遠離中原文化核心區，較少接觸先周文化影響，而更多表現出來的是北方民族文化因素。說明西周早期，晉陝黃河東岸地區分佈著李家崖文化的兩個型別，他們明顯表現出不同於中原周文化的因素，同時隨著時間推移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推動，這裡逐漸開始受到華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一些重禮制的情況。

透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晉陝黃河東岸西周遺存主要集中在晚商至西周早期、西周晚期兩個時間段。晚商至西周早期遺存主要屬於李家崖文化的兩個型別，從兩個型別中出土的器物分別顯示出不同的文化風格，說明當時本地區確實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族群。但是這兩種型別文化並沒有在本地區延續下去，因為目前還沒有發現西周中期至晚期這兩種型別的遺存。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隨著周王朝勢力的擴張，本地區族群被迫遷徙出去或遭到周人滅絕，而周文化進駐本地，使得這一地區呈現出文化上的突然中斷；二是本地區族群與周文化相互融合，隨著周王朝對邊疆的開拓，不少原本處於周人勢力範圍之外的族群被納入到周王朝的疆域之內，形成新的風格。

當然晉陝黃河東岸目前沒有發現西周中期至晚期的遺存，並不代表這段時期文化就突然中斷，這都需要更多考古發掘的證明。可以確定的是到西周晚期，晉陝黃河東岸文化呈現出的風格已經基本屬於晉文化型別。

結語

綜上，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出這樣一個結論：西周時期晉陝黃河東岸地區，以農業種植為主要生產方式，兼有畜牧業與狩獵業，過著定居生活，用瓦片做房頂，搭建房屋。擁有一定規模的製陶手工業，但工藝水平還不夠高，利用自制的陶器製作食物，紡線織布製衣，使用陶器、骨器、銅器作為生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