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期所形成的政治平衡格局是一種動態的平衡，即：軍功地主階層逐漸衰亡；同姓諸侯王逐漸強大，在景帝三年之前達到鼎盛時期，之後逐漸衰亡；而專制皇權則是一個逐漸強大的過程，最後發展成為了獨一無二的主導力量。
作為特殊歷史背景下粹然興起的一股政治
軍事勢力
，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階層在西漢二百餘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呈現出驟然興起驟然衰亡的特點，但軍功地主階層的衰落並不是無跡可尋的。
從對政治控制力的角度看漢初軍功地主階層的衰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呂后時期軍功地主控制宮省宿衛權力的喪失；文帝時期軍功地主代行郡、國地方控制權力的喪失；景帝時期軍功地主影響中樞機構能力的完全喪失。
呂后時期軍功地主控制宮省宿衛權力的喪失
秦漢時期，為了加強皇帝與中央政權的安全保衛工作，統治階級建立了一套體系較為嚴密的宮省宿衛制度。就西漢初期而言，負責宮省宿衛工作的主要是南北軍。北軍駐紮在長樂宮的東邊，而南軍駐紮在未央宮的西南方。
管轄南北軍的機構主要有郎中令、衛尉、中尉。北軍由中尉統轄，南軍由衛尉統轄。北軍不但承擔著衛戍京師的任務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參與地方作戰，南軍職司警衛，兵員較少，戰鬥力弱，決非作戰部隊北軍的對手。
宮省宿衛制度是一項保障皇帝安全和中央政權順利執行的制度，換句話說，誰掌握著宮省宿衛控制權，誰就控制著整個政局。宮省宿衛控制權是每一個政治集團為達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搶奪的主要目標。也就是我們平常看影視劇時，看到宮變，能夠控制住禁衛軍，（時代不同，叫法不同，意思一樣。）這場宮變就成了一半。
髙祖時期宮省宿衛控制權被軍功地主階層牢牢掌握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功臣、列侯牢牢控制宮省宿衛權力的格局一直持續到惠帝一朝結束，之後被呂氏外戚集團所控制。這一格局轉換的分水嶺事件就是惠帝故去一事以及劉澤成為衛尉。
劉澤是高祖的遠房兄弟，高帝十一年，以將軍擊陳稀有功而被封為營陵侯。劉澤不但具有功臣、列侯的身份同時還擁有宗親的身份，且宗親關係在髙後七年二月，呂后妹妹呂嬃的女兒嫁給了劉澤。之後變得更為親近。劉澤的雙重身份為呂后時期呂氏集團掌控宮省宿衛開了先例。
呂氏外戚集團掌控宮省宿衛權力開始於惠帝死後，其後這一趨勢逐漸加強。呂后由於擔心高祖劉邦死後遺留下來的功臣、列侯破壞政局的穩定，於惠帝七年八月拜呂臺、呂產為將控制南北軍後，緊謬密鼓地安排親信就任要職試圖完全控制宮省宿衛權力。
雖然平定
“諸呂之亂”後，功臣、列侯再次控制了宮省宿衛的權力，但是這一時間持續很短。文帝即位後，為了防範功臣、列侯，立即用代系近臣替換了功臣、列侯，控制了宮省宿衛的權力。
到了景帝時期，隨著功臣、列侯的相繼亡故和整體實力的衰亡，功臣、列侯徹底與宮省宿衛的權力無緣。
文帝時期軍功地主代行郡、國地方控制權力的喪失
軍功地主階層掌控地方事務的權力在文帝時期基本上喪失殆盡。軍功地主階層掌控地方事務主要是透過控制同姓諸侯王國內王國相一職和隸屬於漢中央王朝的郡的郡守一職來得以實現的。
之所以說文帝時期軍功地主階層喪失了代行郡、國地方控制的權力是因為這一時期新興的政治勢力取代軍功地主階層而掌控了同姓諸侯王國內的王國相一職和隸屬於漢朝管轄的郡的郡守一職。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首先，同姓諸侯王的相繼成年以及同姓諸侯王由於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逐漸強大，使得他們越來越想逐步擺脫漢朝的控制。
我們都知道，西漢初期的同姓諸侯王儘管擁有很大的自治權力，但是這一權力並不是絕對的。漢朝主要是透過向諸侯王國派駐王國相（也叫丞相）來控制同姓諸侯王。
漢朝透過向同姓諸侯王國派駐王國相來控制同姓諸侯王這一政治格局在高帝、惠帝以及呂后時期由於同姓諸侯王還比較年幼，需要漢朝派駐王國相來掌控地方事務。
而漢朝向同姓諸侯王國派駐的王國相一職在高祖至呂后一朝結束時也基本上還被軍功地主階層牢牢把握著。但是到了呂后末期文帝初期這一政治格局逐漸被打破。
其次，隨著軍功地主階層的衰落，新的政治勢力開始起。軍功地主階層在失去地方王國控制之後，王國相一職被出身於宗親和士吏的政治勢力所填補。出現宗親控制王國相一職的情況不難理解，主要是因為宗親是同姓諸侯王最信任和依賴的政治勢力。平定諸呂之亂後，功臣、列侯在密謀選定皇位繼承人問題上的態度同樣也可以想象宗親勢力的龐大。
而對於士吏階層的興起，主要來源於漢初的郎官制度。西漢初期的郎官主要是透過貲選、蔭任、和軍功三種途徑來獲得的。
這一士吏政治集團的興起不同於西漢初年軍功地主階層，他們完全依附於專制皇權，對專制皇權幾乎構不成威脅，為了限制和打擊軍功地主階層的需要或者擺脫漢朝的控制，宗室諸王也樂意選用這樣的人擔任王國之官吏。
景帝時期軍功地主影響中樞機構能力的完全喪失
西漢初期漢朝中樞機構政治決策主要是由皇帝和以丞相為首的三公九卿透過朝議的方式共同來完成的。
一方面由於西漢初年我國封建專制制度剛剛建立不久，等級森嚴的專制皇權制度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皇帝與丞相的關係還比較密切，
“皇帝與丞相之間並無一條鴻溝隔閡。所謂丞相直接‘掌丞天子’”。
另一方面在西漢前期完全自己說了算的皇權還沒有完全確立起來的情況下，朝廷中形成的豐沛功臣集團完全控制了漢朝的各個部門。功臣集團的勢力在朝廷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是皇帝（包括皇權的代理人呂后外戚集團）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對他們禮敬有加。
此外，我們傳統所說的三公九卿制在西漢初年還沒有真正確立起來。三公中的太尉這一官職並不常設，只是在高祖劉邦、惠帝、文帝時期有設定，並且存在時間均比較短。
西漢前期的太尉為純軍事長官，僅僅參與軍事，不參與統領百官、治國民、典制度等國政，也就是說不干預宰相之事。並且就軍事權力而論，太尉也沒有發兵權。這顯然跟三公之
“
無所不統
”的許可權相距甚遠。
再來看御史大夫一職。西漢初期，御史大夫僅僅作為皇帝的私人秘書，其職權和祿秩比丞相和太尉要低，但是高於九卿之職，與我們所說的三公之職權還相去甚遠。也就是說在西漢初期只有丞相才可以與皇帝一起分享中樞決策的權力，且在西漢初期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丞相的權力繼秦王朝之後達到了歷史的最髙峰。
那麼西漢前期到景帝時期軍功地主階層影響中樞機構的能力是如何喪失的呢？
西漢前期軍功地主階層中樞機構政治決策影響力的喪失，主要看不同歷史時期三公九卿中出身于軍層即軍功地主階層之人數的比率變化，特別是出身軍層擔任丞相一職的變化情況。呈現依次遞減的情況，直至軍功地主階層影響中樞機構決策的能力完全喪失。
軍功地主階層影響漢朝之中樞機構決策能力明顯衰落出現在文帝時期。我們都知道，漢文帝之所以能夠繼承大統主要得以於功臣、列侯的擁立。在此前提下，漢文帝一方面對功臣、列侯百般尊崇。另一方面又對他們加以防範。並且採取了一系列新的舉措來削弱功臣、列侯的政治影響力。
令列侯之國。
孝文帝二年冬十月，漢文帝頒佈了使列侯之國的詔令，但是這一詔令在當時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相反招致了功臣、列侯的集體抵制。一年後，漢文帝就列侯之國再次頒佈詔令，這一次，漢文帝讓丞相周勃作表率就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應該說漢文帝
“使列侯就國”這一詔令的頒佈，瓦解了功臣、列侯的勢力，便於皇帝對這一集團的控制，特別是對中樞機構決策權力最為重要之丞相一職的控制。
選拔新的人才。
隨著功臣、列侯的相繼亡故，需要選拔新的人才管理國家事務。比如吳公和賈誼。像這樣透過新的仕進制度而進入政治領域者不在少數，他們大多最後升遷之中樞機構三公九卿的高位，或者其建言都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或者被釆納。
任用酷吏。
任用酷吏，侵辱功臣、列侯，並不是開始於文帝時。高後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可見，任用酷吏也是漢文帝削弱打擊功臣、列侯勢力的重要舉措之一。
儘管，漢文帝採取了諸多措施限制和削弱軍功地主階層的影響，但是這一時期軍功地主階層還控制著漢朝之中樞機構決策的權力，特別是最重要的丞相一職還主要由功臣、列侯所把持。
鑑於此時軍功地主階層還擁有相當強的政治勢力，漢文帝的舉措多少帶有妥協保守的色彩。但是，這一情況到了景帝時期則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漢景帝對軍功地主階層的限制和打擊則採取了積極的政策。
漢景帝削弱功臣、列侯之中樞機構的政治決策權力主要是透過侵蝕丞相之職權和重用文帝時期崛起的新興政治勢力來實現的。漢景帝重用文帝時期崛起的新興政治勢力的代表主要有衛綰、直不疑、周仁等人。正是因為他們的興起，衝擊著軍功地主階層最後的政治禁區功臣、列侯失去了對中樞決策機構的影響力。
正是在景帝時期，由於功臣、列侯的自然消亡，加上皇權對相權的限制和削弱以及重用新興的政治勢力，軍功地主階層控制中樞機構的影響力徹底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