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滅佛，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佛道之爭在其中起過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原因，太武帝滅佛主要是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根本原因還是為了維護和加強北魏的統治。

要分析一個事情的原因，先要把一個事情發生的過程瞭解清楚，所以要先梳理一下北魏太武帝滅佛的過程。在過程分析原因能看的更清晰。

公元423年，太武帝即位，即位之初，對佛教並無特別反感，《魏書-釋老志》說：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興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

這說明太武帝剛登上皇位的時候，對佛教是採取了因循前朝的態度，但是也僅限於此，說不上對佛教有多信仰，更說不上對佛法有多瞭解。因為太武帝即位之初主要的心思是放在了 “銳志武功，以平定禍亂為先”上，所以《釋老志》說太武帝“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意思很簡單，太武帝內心並不信佛。

對於銳志武功的太武帝來說，既然平定禍亂才是最重要的事，也就不難理解，在公元438年，太武帝下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原因很簡單，要打仗，兵源不足，所以五十歲以下的都給我還俗，強壯者編入行伍，身體不怎麼大行的也給我去種地去，承擔軍事保障任務。

公元444年，太武帝又下詔禁止私養沙門，詔書說：

“ 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截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 布淳德於天下也。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 皆遣詣官曹， 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 ”

詔書裡最值得注意的是指責佛教徒挾藏截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這些書都是一些所謂的“預言”，當時北魏鬼神方術、 讖諱之學盛行，統治者以應圖讖自我標榜， 陰謀僭逆的野心家、 農民起義的組織者也往往以其為號召。

太武帝認為沙門之徒的行為已經到了不遵王法，有礙政教的統一和實行的嚴重程度，這個是下詔禁止的真實原因。

公元446年，蓋吳在杏城起義，人數十萬眾，嚴重威脅北魏政權，太武帝親自帶兵鎮壓，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成了太武帝滅佛的直接導火索。

太武帝西伐到了長安，手下的人在沙門於廟裡種的麥地裡放馬，太武帝入寺觀馬，寺裡的沙門把從官的酒喝了，從官找沙門理論的時候，在他們的房間裡發現了大量的兵器，就回來報告給太武帝知道，太武帝當時大怒，說沙門要兵器做什麼用？一定是和叛亂的蓋吳有勾結。

於是下令把全寺的沙門全殺了，之後又在查抄寺廟的過程中，搜出專門用於釀酒的器具，州郡富人寄藏在寺內的珠寶財物數以萬計。更離譜的是，寺內還發現了沙門與“貴室女”淫亂用的“窖室”。

當時，崔浩正好隨行，崔浩是漢人，骨子裡是儒家，有著強烈的政治抱負， 試圖用儒家文化改造北魏政治，同時他信奉道教，曾經引薦道士寇謙之給太武帝，直接促進了太武帝，在政權文化的選擇上既尊崇儒家學說，又重視道教信仰，同時也造成了太武帝對佛教的疏離甚至厭惡。

崔浩於是借這個機會“滅佛”。

釀酒賣酒，搜刮和幫富人隱匿財產，勾結私通淫亂貴族婦女，尤其是其中還可能有皇室婦女，這三條“酒、財、淫”既犯了佛門的戒律，也同時觸犯了北魏的法令。

佛教沙門自身的墮落，加上對法令的違反，都是讓太武帝心生厭惡的原因，再加上私藏兵器，有謀反之嫌，就算沒有崔浩的趁機推波助瀾，太武帝滅佛也應該是早晚的事。

於是在446年3月，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有司宣告徵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

綜上，從太武帝滅佛的過程來看，政治因素才是太武帝滅佛的首要也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擔心佛教與反政權勢力勾結，加上佛教沙門自身墮落，更有沙門利用鬼神方術、 讖諱之學“夸誕大言”， 蠱惑人心。使王法廢而不行，威脅北魏統治。從經濟方面看，寺院與北魏政權之間存在爭奪耕地、人口、賦稅等資源的衝突，而這種衝突又與政治因素息息相關。

在我看來，太武帝對佛或者道都沒有絕對的信仰，崇哪個滅哪個，根本取決於那一個對於北魏的統治更有利。

佛教和儒，道之間存在競爭和矛盾，佛教本身也有流弊，這些都是導致太武帝滅佛的原因。

但是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佛教和北魏王權之間的矛盾。

此後，佛教對華夏文化不斷調和，經過長期的選擇、改造和重構，中國佛教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從而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得以長久立足於華夏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