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佞臣勢單力孤,為了在朝堂立足只能使用手段樹立威信

朝臣對佞臣的態度

(一)真心實意。

佞臣在世人眼中被認定為奸邪之人,有些朝臣與他們保持友好關係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並不是出自真心。然而與他們交往的人當中,也不乏真心實意之人,如萬章以在閭巷中行俠而著名,他的俠名甚至蓋過了當時的京兆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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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石顯如何交好,史料中並未記載,並且萬章也因為石顯的關係得到了一定的權力,從記載中不好判斷他們之間的交往是否存在利益關係。但是從後續的發展來看,石顯在被罷官,將要離開京城之際,唯一想到的人不是之前與他交好結黨的朝臣,而是萬章,並且打算將他的“席床器物”都留給萬章。

萬章沒有因為石顯的落魄而對他落井下石,他沒有接受石顯的財物,是因為他認為這些財物是石顯遭禍的根源,一個“嘆”字表現了他對於朋友石顯遭此難感到非常痛心和難過,但又無可奈何。“患難見真情”,可以看出石顯和萬章之間並非涼薄無情,而是有情有義的。

佞臣董賢在朝中不得人心,在董賢死後,他的墳墓“既見發,裸診其屍,因埋獄中”,而他生前厚待的官員朱詡為了收葬他的屍骨,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到王莽的大司馬府請罪,又買來衣冠將董賢的屍骨收葬,可見其仁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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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石顯和萬章、董賢和朱詡的交往看來,佞臣也並非完全以利益至上,這其中或許存在利益的籠絡,但是也不乏有一些溫情存在。

(二)假意巴結。

佞臣受到君王的寵愛,他們跟隨在君王身邊,可以隨時隨地向君王進言。有些朝臣看見佞臣受益,紛紛見風使舵,巴結佞臣,其中不乏一些德高望重的儒官,比如孔光。

因為董賢之父董恭曾在孔光手下任職的緣故,董賢成為大司馬與孔光並列三公後,作為禮貌,哀帝讓董賢去私謁孔光,孔光知道哀帝看重董賢,在接待董賢時表現得恭謹有加,小心翼翼。在董賢未來前,孔光就已經“警戒衣冠出門待”,董賢離開時,他“送迎恭謹”,“‘對董賢不敢有絲毫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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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光官至丞相,董賢為大司馬,即使有盛寵在身,孔光也不必對董賢表現得如此恭敬卑微。孔光曾經因為忤逆傅太后的旨意而被罷官,可見他並不是輕易屈服於權勢之人,但是他為何又對董賢表現出畢恭畢敬,巴結討好的模樣呢?

孔光因傅太后之事被罷免後,王嘉又被任命為丞相。王嘉在擔任丞相時,因董賢、息夫躬等人向哀帝數次上諫,違逆聖意,最終“坐言事下獄死”。孔光在王嘉事件以後,再次被哀帝提拔為丞相,但或許是看到了王嘉在董賢事件中的悲慘下場,所以他對於董賢的拜謁不敢有絲毫怠慢。

孔光選擇明哲保身,放棄了原有的傲骨,逢迎董賢。漢哀帝聽了董賢所言,讚許了孔光的表現,於是“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孔光透過討好董賢,保住了自己的官職和榮華富貴。在董賢勢大時,他對董賢恭恭敬敬,不敢發表半句怨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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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賢失勢之後,孔光在王莽的示意下上奏,指責董賢“質性巧佞,翼奸已獲封侯,、“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受賜不拜,罪惡暴著”等等過失。孔光也因此被班固批評“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

非孔光如此,先前與石顯結盟的匡衡,在石顯罷官之後對他落井下石。元帝朝時,石顯掌握朝政大權,丞相匡衡在其權勢的壓制之下,不敢違背石顯的意思,王尊彈劾他:“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匡衡附和巴結石顯,更不敢向元帝上奏言石顯之短,沒有盡到一個丞相該有的責任。

王尊的彈劾說明不止是陳、甘事件,在其他政事上,匡衡也對石顯阿意取容。在新帝登基,石顯失勢之後,匡衡才上書“追條舊惡”,還把任用小人的罪責推到先帝的頭上。匡衡在人前阿諛諂媚,人後落井下石的行為,飽受後人詬病,他的行為也是西漢官場中官員行為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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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佞臣表現出諂媚逢迎,阿諛取容的官員不止孔光和匡衡二人,還有其他官員。可見佞臣勢大,官員不僅要巴結君主,還要巴結這些佞臣,以求保全身家性命。這些臣子向權勢妥協,他們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佞臣,但他們的行為,也與佞臣相去不遠了。

朝臣畏於權勢,與佞臣結交。佞臣看似交友廣泛,門庭若市,風光無限,實際上,官員們與佞臣結交一是為了利益,二是為了在險惡的官場中以求生存,並非發自內心地尊重佞臣,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就談不上有多少真心了。

(三)完全對立。

對佞臣友好的官員並不多,更多的官員對佞臣表現出敵對、鄙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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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佞臣便是宦官,宦官具有身體缺陷,朝臣對宦官的態度大都是歧視的,他們不屑與這類人為伍,有些官員直接與佞臣對抗,如袁盎、蕭望之等,還有一部分官員懷著“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的心態,在佞臣榮寵正盛時向皇帝上諫,他們認為皇帝寵幸佞臣,對江山社稷有害,向君主直諫佞臣之過,希望君主遠離佞臣,如京房。

京房和五鹿充宗皆為當世的經學大家,他們所學出於同源,本可以成為同道,然而在論經時卻意見相左,可見他們在學術觀點上頗為不合,為他們關係的對立作了鋪墊。五鹿充宗依附石顯,權勢極大,在與其他儒生辯論時“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諸儒懾於其的權勢和口才,紛紛示弱,而京房卻不畏懼他們。

京房“以孝廉為郎”,為人正直,不僅敢於提出相左的觀點,還敢在“二人用事”之時向元帝上諫。他委婉地向元帝表示“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而這類在帷幄中圖事之人正是當朝的佞臣石顯,京房以歷史上的佞幸小人作例,向元帝表明石顯等人是豎刁、趙高之流,國家的災異正是因為君主重用這些人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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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諫言頗為委婉,仍可看出他對於佞臣厭惡的態度,用歷史教訓反覆提醒君主遠離石顯之流的小人。京房的直言上諫引來了石顯和五鹿充宗的記恨,他得罪的並不是君子,而是小人。

君子具有包容之心,而小人心胸狹窄,他們對於與他價值取向的人不同的人往往採取敵對的態度,所以京房遭到了石顯等人的打壓。他先被調離元帝身邊,到地方擔任郡守,在石顯的讒害下,他以誹謗政治的罪名被棄市,讓人為他的命運感到悲嘆。

朝臣反抗佞臣的強權,向君主揭露佞臣的惡行,向君主上諫是需要非常大勇氣的。佞臣耳目眾多,一旦他們得知訊息,這些向君主上諫的朝臣很有可能遭到佞臣的記恨,如屈原流放、蒙氏兄弟被陷害、李斯受腰斬、蕭望之獄中自盡、馮野王被棄用、京房張博處死示眾等等,這些直臣的結局大多都是悲慘的、令人唏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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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屈從於權勢,敢於上諫,表現出“雖死不悔”、“直言正論”的儒家政治人格,這樣的人格,註定與佞臣諂媚逢迎、曲學阿世的世界觀和“喻於利”的價值觀相背離,他們的關係註定也是敵對的。

另一種朝臣和佞臣敵對的關係則比較特殊,這類朝臣本身不是品行高潔之人,他們大多是外戚,出於對佞臣的嫉妒,而仇視佞臣。在外戚集團中,不僅王立嫉妒淳于長受寵,王莽也擔心淳于長得寵會損害他們的利益。淳于長以外臣身份得到成帝寵愛而到了九卿的地位,本來就讓人眼紅嫉妒。

如果王根致仕,那麼淳于長就是輔政繼承人的第一人選,只要淳于長在位,依靠著成帝的喜愛,輔政大臣的繼承權就無法輪到王莽。野心勃勃的王莽自然不會任由其發展,他借與曲陽侯、王太后親近的關係,向他們告發淳于長的罪行,扳倒了淳于長。可見佞臣看起來權勢極大、作惡多端,一旦他的敵人中出現了更加強勢的對手,最終還是不堪一擊,慘淡收場。

先秦兩漢,佞臣勢單力孤,為了在朝堂立足只能使用手段樹立威信

綜上可知,佞臣因為其不正當的上位方式受到大多數朝臣的歧視和嫉妒,他們雖然有君主的保護,然而朝局險惡,即使佞臣想要與世無爭,也無法做到完全地獨善其身,比如鄧通已經做到“願謹”了,丞相申屠嘉還是想處死他。

結語

佞臣勢單力孤,為了在這險惡的朝堂上立足,他們只能使用一些手段,比如籠絡與他們目標一致的朝臣與他們結盟,或者打壓反對他們的朝臣,想要藉此樹立威信獲得尊重。然而效果似乎適得其反,朝臣因為畏懼而順從他們,對他們並不是真心實意,所以當他們落難時,願意幫助他們的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