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史興起以後

，對傳統歷史學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隨著全球史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這種影響已經開始傳導到中國史研究領域。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已經有學者開始自覺嘗試與運用全球史觀開展研究，尤其是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運用全球史觀開展研究更是大有作為。

然而

，對於大多數國內的中國史研究者而言，全球史對他們還是一種相對陌生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之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其原因是非常複雜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全球史的理解以及對中國史與全球史關係的定位上。

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

，才能更好地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史研究者關注全球史，並自覺地引進和應用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展開研究。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中國史與全球史的關係？全球史對中國史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何在？中國史在全球史研究中應該如何定位？在絲綢之路研究中應該如何運用全球史觀？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值得學術界深思的。

中國史是全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但是，全球史強調超越國家和民族本位，而以

“社會空間”作為審視歷史的基本單位（人們的生活圈），因此全球史絕不只是簡單地在原來的世界史中增加了中國史的內容而已。這樣說，並不是像有的學者所擔心的那樣，在全球史的潮流中，國別史的研究會失去意義。

相反

，他們中許多人的研究專題仍然是地區史和國別史，只是他們的研究正規化、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即在“全球史觀”的指導下，重新審視地區史和國別史。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

“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區－國別史的藩籬，也不能繼續作為地區－國別史的堆積。但迄今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層級、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單位，仍然應當是‘國家’（包括多民族的國家和單一民族國家）。”可見，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國別史和地區史的研究仍然非常重要。

全球史並不能完全取代舊的國別史

，“但它的確豐富了傳統世界史（包括中國史在內——筆者按）的視角和方法，擴充套件了我們的歷史視野，使我們注意到跨越民族、國家和文化區域間的人口遷移、帝國的擴張、技術轉移、環境變遷、文化宗教和思想的傳播、經濟的波動等等對全球歷史的影響和意義”。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在全球史的研究中，是不能缺少中國史的。全球史家在進行歷史研究時都非常重視對中國歷史的考察，近年來，“在全球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把中國史納入世界史的宏觀體系，並逐漸成了一種新的學術趨向”。

許多全球史家都以獨特的視角和方法對中國史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和重新解讀

，如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和本特利、齊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等，都將中國史的研究納入全球範圍內去考察，強調跨國界、跨地域範圍的比較與借鑑、互動與關聯，使中國史研究具有了新的廣度與深度。

也有學者吸收了全球史的觀念與方法

，用以研究中國歷史，產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區域史研究中，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等論著中，把中國放在東亞或整個亞洲的空間範圍內進行審視，從新的角度對歷史上的中國以及亞洲與歐洲關係進行了闡釋。

在社會經濟史領域，

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經濟的發展》、王國斌的《轉變中國：歷史變化和歐洲經驗之侷限》、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等論著，以全球視野為參照系，互動比較中西發展道路的歧異，將中國置於世界歷史的發展之中，強調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國歷史獨特的發展邏輯。

在環境史研究中

，龐廷的《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等論著，將中國歷史發展放在世界環境變遷中考察，從環境因素、人類活動和環境意識的角度發現中國環境的變遷與世界的許多共性與特性。

在中國的歷史學研究領域中

，由於中國史與世界史是兩個分立的學科，囿於學術訓練和知識結構，很少有學者真正把中國史當成全球史的一部分來進行研究。

近年來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全球史

，並有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和探索借鑑全球史的理念與方法來研究歷史，在傳統研究正規化中取得了創新和突破，然而，方興未艾的全球史在我國主要還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學理論研究者的青睞和歡迎，與他們熱烈談論和傾心引介全球史的熱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國史研究者中卻顯得相對比較冷清，鮮有迴應。

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複雜原因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的認識問題。傳統觀點認為，“‘世界史’等同於‘外國史’，凡是一切不包括中國史在內的歷史，都可以叫‘世界史’”；而中國史則主要是以歷代王朝興衰和社會變遷為線索的斷代史和各種專題史的分解與整合。

這種劃分既有歷史學科本身發展的原因

，也有現實需要的考慮，但它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卻產生了諸多弊端。正如德國學者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所指出的，儘管中國的大學中很早就設定了外國史與世界史專業，但其世界史研究實際上集中於一些選定的重點地區，從拉美到南亞的世界其他地區在大部分時間裡都缺乏關注；

中國歷史編纂學與其他地區性研究的嚴重分離從20世紀上半葉持續至今

，很多重要的世界史教材甚至完全沒有提及中國史。因此，在我國的中國史研究領域中，如何引進和運用全球史的理念與方法，將中國史當作全球史的一部分來進行研究，已經成為一個不容迴避的話題。

在中國史的研究中

，對絲綢之路的開闢、發展以及由此帶動的多元文明的互動與交流一直是學術界非常關注的重要課題。絲綢之路的開闢正是超越了傳統的民族與國家的界限，關注絲路沿線不同人群之間的相互接觸、交流與碰撞。

透過對古代絲綢之路的考察

，可以看出來往於東西方之間的各色人員以及頻繁流動與遷徙的人口，將技術、物種、風俗、宗教、文化思想甚至是瘟疫和疾病傳播到世界各地，以此引發世界範圍內不斷地技術革新、觀念變化、文化與思想的進步以及環境變遷、經濟與政治的波動、帝國的消長等等，

從而對全球歷史產生深刻的影響

，將人類的發展由各地相對分散與隔絕的狀態逐漸帶入到相互聯絡與持續交融的全球化時代。絲綢之路文明交流強調互鑑與融通，因此從本質上來講，絲綢之路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文明傳承與融合的全球史

。

隨著全球史的影響越來越擴大、研究的領域越來越深入

，它的一些思維與理念逐漸波及到中國史研究領域，對絲綢之路的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非常有益的啟示：

破除“歐洲中心論”對絲綢之路研究的啟示。

“全球史觀”旨在突破傳統歷史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

，建立一種超越狹隘民族和國家界限，公正地評價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的一切民族建樹的整體歷史觀。首倡“全球史觀”的英國曆史學家巴勒克拉夫說：“世界上每個地區的各個民族和各個文明都處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權利要求對自己進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許將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經歷只當作邊緣的無意義的東西加以排斥。”

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

，“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幾乎沒有市場。絲綢之路的研究強調的是多元文明的互動、交流與傳播，形形色色的“文明中心觀”自然也會受到學者的自覺摒棄。但是，由於從近代以來中國就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與蹂躪，所以當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和民族的自豪感空前高漲，

反映在學術研究中

，就是在否定“歐洲中心論”和批判“中國文化外（西）來說”的同時，又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非常濃厚的“中國中心觀”。反映到我們的中國史研究中，通常也會在不經意間貫徹這種歷史觀。

如在絲綢之路文明交往中

，過分強調中華文明的獨立發展道路和在東亞文明的中心地位，陶醉於中國古代的各種發明創造和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領先地位，動輒就以“我們古已有之”來回應從絲路傳入的世界各地的新生事物和新興潮流的誕生與出現，而忽視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響，結果導致盲目排外與妄自尊大情結在社會上時有氾濫。

這樣就很容易形成一種“中華文明優越論”的感覺

。所以有的學者就明確指出：“‘中國中心論’也不對。”其實，無論是“歐洲中心論”，還是“中國中心觀”，都是一種失之偏頗的狹隘歷史觀。

我們只有在歷史研究中，

尤其是在絲綢之路研究中，將中國真正放在全球大背景下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時期中國歷史發展程序和世界其他地區歷史程序的相互聯絡和區別，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