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潘諾尼亞軍人干政的歷史影響有多大，在當時造成了哪些後果？首先，在回答這兩個問題前，我們需要知道，在黨派鬥爭的影響下，潘諾尼亞軍隊經常以實力相要挾，迫使皇帝在政策執行方面做出有利於軍隊的讓步，公元14年的潘諾尼亞兵變就是典型事例。塔西佗非常詳細地記載了兵變的過程，認為兵變原因是由於百夫長的殘忍、待遇的不公、服役時間過長以及退役土地的質量。
影響帝國決策
後世學者認為退役土地的質量才是他們兵變的真正原因，因為這個時期的潘諾尼亞軍人仍然多為義大利人，他們希望退役後的土地可以在義大利或靠近義大利的地方，
當軍團被調往多瑙河畔的卡農圖姆要塞時，兵變發生了。
最後，軍人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滿足，他們的定居地可以遠離多瑙河國防前線，但對國家而言，這次兵變使得羅馬帝國的多瑙河防線在長達
1
個世紀內僅僅只有地理上的意義，而並非實際上的防線；而對潘諾尼亞行省而言，行省的開發與羅馬化的程序被延遲了半個多世紀。
潘諾尼亞軍人以私利而起事，嚴重影響了帝國政策的執行，而這種對帝國決策的干預在公元
3
世紀更是達到了高潮。
公元271年，奧勒良皇帝在成功抵禦了哥特人的進攻後，計劃放棄達契亞行省，從而使得多瑙河下游的防線更加鞏固。
他為避免落得和加魯斯一樣的下場，先將這件事情提交給了當時的潘諾尼亞軍團和莫埃西亞軍團投票，直到軍隊同意，他才敢簽訂條約。
可見，無論是有關行省治理的內政還是帝國的外交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潘諾尼亞軍人的干涉。潘諾尼亞軍人以一己私利粗暴地干涉帝國的行政決策，嚴重損害了皇帝決策的獨立性，使得帝國淪為軍隊的玩物。
干預帝位傳承
在帝國前期，羅馬帝位的繼承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而軍隊的支援往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這其中，潘諾尼亞軍人多次透過兵變與內戰來干預帝位的正常繼承。
在公元
68-69
年的內戰中，潘諾尼亞軍團先支援奧托反對維特里烏斯，
後又支援韋伯薌反對維特里烏斯；在公元
193
年擁立塞維魯稱帝並進軍羅馬城；
而到了公元
3
世紀前期，更是和莫埃西亞軍團一起，頻繁地擁立一個新皇帝反對
現任皇帝。
甚至在公元3世紀後期，直接將自己人推上皇帝的寶座。
潘諾尼亞
軍人頻繁地干預帝位繼承使得帝國政局不穩，在公元
3
世紀表現得尤為嚴重。
製造混亂與殺戮
潘諾尼亞軍團參與內戰，對待羅馬公民就如同對待敵對蠻族一樣。在公元
68
年內戰中，潘諾尼亞軍團在贏得了第二次貝特里亞庫姆
戰役後，對克雷莫納
城中人民進行包圍、毒打和屠殺。因為之前克雷莫納城的人民曾侮辱、嘲弄了因第一次戰役戰敗後而留下來修半圓形劇場的第
13
軍團
士兵。
塔西佗記載道：“四萬軍隊衝入克雷莫納城，屠殺持續了4天，只有神殿得以留存”。
不僅如此，當皇帝的某些政策不受軍隊歡迎的時候。軍隊甚至謀殺皇帝來滿足他們黨派的利益。例如在公元
220
年，亞歷山大·塞維魯皇帝在萊茵河前線的
軍營中被殺，兇手可能是兩名潘諾尼亞軍人。
在公元282年，普羅布斯皇帝在潘諾尼亞監督士兵勞作時，被不滿的當地士兵殺害。
每一次殺戮都給帝國統治帶來持續地混亂，潘諾尼亞軍人的種種劣跡實際上加速了帝國的衰落。
革故鼎新
在羅馬帝國前期，潘諾尼亞軍人頻繁干政並非只帶來了消極影響，亦有積極作用。潘諾尼亞軍人憑藉其自身英勇善戰與與對帝國政治與日俱增的影響力，
使得其往往成為結束亂世，革故鼎新的關鍵力量。
在公元
68-69
年內戰時期，潘諾
尼亞軍團作為參與內戰的一支重要力量，為弗拉維王朝（公元
69-96
年）的建立
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公元
193-197
年的內戰中，潘諾尼亞軍團更是作為塞維魯的
嫡系部隊，征戰四方，贏得勝利，締造了塞維魯王朝（公元
193-235
年）。
到了
公元
3
世紀上半葉，多瑙河中下游行省的總督多出自潘諾尼亞，又由於多瑙河的軍隊經常參與帝國在東方行省的戰役，潘諾尼亞軍人的勇敢善戰提高了他們的聲望，拉近了他們與東方軍團的關係，這使得潘諾尼亞軍人的勢力在羅馬軍隊中迅速增長。
尤其是在三十僭主時期，當所有人都認為羅馬帝國可能就此沉淪之時，正是靠著軍隊擁立上臺的一個個軍人皇帝，才將帝國重新統一起來，走向中興。有多名這樣的軍人皇帝出自潘諾尼亞，他們較少受過教育，但是他們非常勇敢，是當時恢復帝國秩序的最佳人選。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屬“伊利里亞諸帝”當中的奧勒良和普羅布斯。
他們除了戰功卓越以外，與其他軍人皇帝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真正嘗試解決問題並試圖結束亂世的統治者。
造成
3
世紀危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帝國統治權威的喪失，使軍隊飛揚跋扈並頻繁干政，最終導致政局不穩和社會動盪，這應是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潘諾尼亞皇帝由軍隊擁戴稱帝；另一方面，他
們為維護統治又在千方百計地約束和制止軍隊的胡作非為，例如，奧勒良用嚴酷的軍紀來約束軍隊，普羅布斯則讓軍隊在和平時期務農，
雖然他們都因此喪命，但是他們整頓軍紀的種種努力，
卻為後來戴克裡先皇帝恢復和重建統治秩序奠定了基礎
，從而帶領帝國走出危機，步入一個新時代。
綜上所述，羅馬對潘諾尼亞軍事治理的核心在於建立一條可靠的邊防線，保衛潘諾尼亞以及帝國的安全。
面對多瑙河地區變化莫測的複雜安全形勢，羅馬採取了重點區域防禦體系、沿河防禦體系、附庸體系與縱深防禦體系來加以應對，從而加固了羅馬對該地區的統治，基本達到了其既定的防禦目標。
然而，隨著當地駐軍數量與質量的增加，軍事治理策略的極化效應——軍人干政現象也隨之出現。
從吉本開始，學界多將軍人干政看作是羅馬帝國衰亡的徵兆之一。然而，透過對潘諾尼亞軍人干政這一歷史現象的梳理，證明軍人干政固然有著影響帝國決策、干擾帝位傳承，以及製造混亂與殺戮等消極影響，但是，這種干政現象在結束內戰、重建秩序和革故鼎新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可以說，潘諾尼亞軍人既是舊秩序的破壞者，亦是新秩序的建立者，這一點在
3
世紀危機當中表現
得
尤為明顯。
在羅馬帝國，軍人干政有其深刻的歷史基因，它本是共和末年內戰的產物，並在共和向帝制轉軌期間成為政治鬥爭的重要手段，
進入帝制以來，這一手段非但未被廢除，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特別是在
3
世紀危機的亂世之中，軍人干政頻繁再現。
一方面加劇了政局混亂，另一方面也推動了亂世求治、重建秩序的種種努力，而潘諾尼亞軍人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為後來戴克裡先的改革與帝國的中興奠定了基礎，亦是不爭的事實。
完善治理體系與革新治理策略
在鎮壓潘諾尼亞起義後，羅馬對潘諾尼亞的行政治理趨向保守，一方面在潘諾尼亞推廣成熟的行省制度與治理體系，一方面因地制宜，優先發展行省基層組織（即推進城市化運動），再完善上層治理機構的建構，
確保羅馬在潘諾尼亞所建立的治理體系適合當時行省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
羅馬在行政管理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分割行省，表明羅馬的行政治理仍然遵循
“軍事優先”原則，行省的分割也體現出羅馬對“分而治之”政策的創新，即確保行省可以同時應對來自兩個方向的敵人，保障羅馬對行省統治的長治久安。
行省行政治理體系的推廣與完善
羅馬對行省地方的治理方式是依託於古代城市（或稱之為城邦）的組織模式。羅馬在行省推進城市化運動，不僅僅促進了羅馬文明在行省的傳播，而且亦將行省居民納入
“城市”這種羅馬式的管理模式當中。
羅馬在行省推進城市化運動的本質是羅馬對行省地方治理方式的一種革命性變革。
羅馬的行省城市分為多種形式，在潘諾尼亞建立過的主要有殖民地
、自治城市
、自由城市
以及納稅城市
。在這其中，殖民地的地位最高，主要由羅馬公民移民組成；自治城市次之，主要由羅馬移民以及非羅馬公民的行省居民組成；自由城市再次之，主要由行省居民組成，享有使用自己法律與制度的自治權；納稅城市地位最低，沒有自治權。
結語
總的來說，由於潘諾尼亞的城市化主要由羅馬國家推動，因此，在潘諾尼亞最常見的城市是殖民地與自治城市。羅馬在該行省建立城市的程序，亦是羅馬穩步推進對行省社會的控制與管理，並最終將其納入到羅馬式的治理模式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