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丸山真男（１９１４—１９９６）經常被稱作“近代主義者”或“歐化主義者
”。由於近代發源於歐洲，因此，更具普遍性意義的時間概念———“近代”，也就逐漸替換了空間的指代———“歐洲”。
討論丸山何以是“近代主義者”的觀點不勝列舉
，但其核心特徵似無外乎以下三種：首先是以著名評論家高澤秀次為代表的所謂“自由主體論”說。
高澤反覆引用丸山《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一文的最後一句
，即“給日本軍國主義打上終止符的八一五這一天，也將是作為超國家主義整個體系基礎的國體喪失其絕對性並從此將國運託付給首次成為自由主體之日本國民的日子”，並由此認為，“丸山的論旨準確無誤且十分明快。
他是在說，日本在敗戰後使國體喪失了絕對性的同時
，也使國民無條件地變成了‘自由的主體’”；而所謂“‘自由的主體’，彷彿是上天給敗戰中被挫敗了的日本國民所帶來的恩惠。
按照丸山的說法
，這種恩澤不是來自‘作為’，而是來自‘自然’，並且幾乎就是從前近代主體身上翻轉而來的戲劇性的飛躍！”
高澤顯然是把日本國體的喪失與國民自由主體身份的獲得，看成了自然而當然的交班程式，一點也不復雜。
其次是東京都立大學教授宮村治雄的說法
。在他看來，通貫丸山生涯的主要問題，乃“近代”和“開國”這兩點，並且這兩點又均為近代對日本的絕對要求。
也正是在“近代”和“開國”的任務面前
，近代的思維、近代式主體、自由、他者感覺以及民主主義等一大堆問題，才紛至沓來，且擁堵在一起，遂造就了丸山真男這樣的時代思想家和近代主義者。
第三種觀點，
顯然已觸及個體的精神自由與國家的憲法保障等更根本問題。中島道男指出，丸山所警惕者，是個體思想與意識形態齊一化的危險性。他強調，“個人的自由”本身就是“近代”的題中應有之義。
他呼喚要廣泛造就“支撐於新規範意識下的主體”
，惟此，“新的自由觀”和“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就必須成為國民的重要課題。而這，就是丸山的所謂“近代”，一言以蔽之曰“精神革命”。
亦如丸山本人在《近代日本的知識人》中所說：
“日本所直面的課題，不僅僅是對舊體制的社會變革，更是對於我們自身的‘精神革命’的問題。”這裡，丸山已把精神革命視為與社會變革同等重要的課題，並顯然把矛頭指向了明治期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及其高調強調的建立在“皇室”和“君權”絕對性基礎上的帝國憲法。
如果瞭解了丸山那篇被譽為日本“戰後憲章”的《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之寫作動機
，且其中的“心理”問題又恰恰是集中針對“明治—昭和”以來《大日本帝國憲法》所內藏的“超國家主義邏輯”而發，那麼，如此從“心理”切入的“精神革命”，事實上已成為解構舊憲法的遊刃；
而這種解構又幾乎風雲際會般將丸山的個人經歷與戰後日本“新憲法”合致為一
，並最終演繹成規定日本未來走向的憲法政治問題，儘管有不少學者從學理上提出過一些反對意見，諸如子安宣邦、米穀匡史和安丸良夫等人及其觀點不一。
其實
，對於“近代”，丸山真男幾乎從大學時代就開始了饒有深度的思考。還在《政治學中的國家概念》這篇處女作中，他便對代表近代的“市民社會”和象徵前近代的“中世社會”進行了觀察，亦即“中世的社會＝國家制度觀與近代市民的社會＝國家制度觀之間的相互對立這一世界史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與市民社會國家觀適相反對的中世社會國家觀，卻與當時法西斯國家觀之間取得了某種和諧———法西斯國家透過被市民國家所否定的團體自主性這一核心點，為人們再現了中世國家觀，即“法西斯國家觀不過是來自短瞬的極權主義、權威主義、有機體國家、單一政黨國家、身份制國家等主張；
而忠實地踐行這些美辭麗句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至多隻能是“反映中世紀原理的理念”而已。這樣的原理和理念雖可以幫助某些國家實現所謂“近代化”———長相上逼肖西方，但骨子裡的性格或曰精神和心理，卻依然包裹在“中世的社會＝國家制度觀”中而遠未實現“近代市民的社會＝國家制度觀”下的“近代性”。
當這種“戰中”的觀察和思考隨著日本的敗戰和ＧＨＱ［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英語縮寫主導下的“新憲法”的誕生，那篇融思想和政治於一體的《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已為新舊憲法的更替，賦予了系統完整的學理基礎甚至法理前提。
事實上
，戰後日本國所面臨的最根本問題，也正是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意義上的“近代重啟”問題。《日本國憲法》，又稱“和平憲法”，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３日頒佈於貴族院“日本國憲法公佈紀念典禮”上。
按照規定，
新憲法將在六個月後即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正式生效。《日本國憲法》與明治期《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本質區別，體現為以下幾大原則性變化，即“象徵天皇制”“放棄戰爭”和“廢除封建制”等。
這是ＧＨＱ經過與日本官方政要和法律界人士為時不短的折衝樽俎甚至單向施壓後
，由日本政府最終頒佈的戰後
“新憲法”。其雛形是麥克阿瑟出臺於１９４６年２月３日、由ＧＨＱ主導的憲法修正指標，即所謂《麥克阿瑟便箋》：“（最高司令官明示憲法修正之‘必須條件’，體現為三個基本點。
天皇擁有國家元首之地位，皇位可世襲
。天皇之職位與權力，須遵循憲法所規定者行使，須順應合乎憲法規定之國民基本意志；停止以國家主權的名義發動戰爭。日本須放棄以戰爭為手段來解決本國紛爭並保證本國安全。日本之防衛與保全，須付與不斷推動世界發展之崇高理想。即便將來，日本亦不被賦予成立陸海空軍之權力，日本軍不被授予交戰權；
廢止日本封建制度
。貴族制權利除皇族外，以現存者一代為限。華族今後不再享有國民和市民以外之單獨政治權利。預算之模式，仿效英國制度。”它與十天後釋出的《麥克阿瑟草案》，內容大體相同。１９４６年５月，丸山真男發表了題為《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一文（下簡稱《超文》）。
從開宗明義處可知
，《超文》幾乎通篇都是針對美國以聯合國名義對日本國家體制所作的定論而發，即對於日本是所謂“超國家主義”或“極端國家主義”等直覺而模糊的判詞之迴應。
美國對日本的定性
，實際上早在１９４５年６月，即已透過擬好的對日佔領政策之核心檔案，即ＳＷＮＣＣ１５０號檔案定下了基調，就是說，它早於甚至決定了《波茨坦公告》的大部分條文。檔案所謂“解散現有政黨、極權主義組織和超國家主義團體”雲者，幾乎還構成了《投降後美國的初期對日方針》之核心內容。
儘管戰後日本無法真正抗拒這把頸上高懸的利刃
，但由知識人帶頭去反省那場錯誤的戰爭之所以能使日本的戰後轉向變得意義不凡，是因為這個群體特別是“進步文化人”丸山真男等人的發言，表達了學術精英們對未來的欣喜期待和對過去的深深悔恨心情。丸山無疑獲得了這份尊重。
所謂“近代化
”，一般意義上是指產業革命以來代表時代潮流的西方文明對不同文明世界所進行的否定和改造過程，也是被否定和被改造物件由抵抗到適應再到趕超的自我更生過程。
於是，近代文明衝擊下的亞洲國家
，有的變成了西方殖民地（如印度），有的變成了列強的半殖民地（如中國），也有的擺脫了前兩種命運，透過維新變革保全了國家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如日本）。
然而
，在亞洲率先完成近代化改造任務的日本，也同時蛻變為“國際法”中“弱肉強食”原則的東亞實踐者，當然也成為“二戰”後全世界有數的被佔領國家之一。
面對“明治—昭和”以來“疾速成功”與“極度失敗”交替上演的興滅教訓
，日本進步知識群體的“近代觀”已為之丕變，當然這也是丸山等人歷經德川、明治、昭和以及戰前、戰中和戰後而“從未發生過改變”的“長線”近代標準。
在這個標準面前，所謂“近代”
，已不再是洋務形式而是制度原理，是精神構造而不是外在包裝。易言之，真正的“近代”，應該是在實現物質層面“近代化”的過程中逐漸內置於精神世界的“近代性”，而不是外表裝點下的“中世觀”。
這樣，
才便於人們理解他何以會強調“新憲法”下“近代重啟”的重大意義及其所提出的設問深意：“筆者為什麼要一味運用‘近代意識’成長的觀點來敘述德川思想呢？今天的讀者，一定會感到難以理解。”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
，這無疑是為了應對程度未至卻超前為之的“近代超克論”而發，可這同時，又何嘗不是丸山真男經自他觀照後大膽推出的近代原理宣言呢———“近代意識”不但在日本的“近世”不曾缺位，類似於西方近現代君憲制度的“政教分離”裝置，即便在日本的古代，亦未嘗沒有過萌芽式的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