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鹿孚德
《第三帝國史》，鄭寅達、陳暘 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讀君一卷書，勝過十萬卷。有些書確實當得起這句讚譽，它們是吸收了成千上萬本著作的成果提煉成的精華；但對有些書來說，這聲恭維則是一個諷刺，它們同樣將成千上萬本書匯聚一堂，但卻是東拼西湊，如同一鍋煮爛的雜燴亂燉。這部厚達700頁的板磚大作《第三帝國史》就面臨這樣的尷尬。如果它只是一本通俗讀物，那對它的批評頂多也就是文筆枯燥，一板一眼，像本冗長乏味的高頭講章，但也算面面俱到。但既然作者序言中將這本書視為中國第三帝國史的研究成果，並且註釋和參考書目的格式（注意，是格式）又如此符合學術規範，所以，我們以學術論著的角度去評判它，應該更加恰當。
當用學術的放大鏡去審視這本書時，問題便接踵而來。
並不存在的研究空白
首先是在序言中，作者寫到1990年代自己參與“法西斯體制研究”專案研究時，“西方國家出於種種原因，還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法西斯體制研究》一書在1995年出版，讓中國學者在法西斯體制研究方面，“頗有點實現了‘彎道超車’的自豪感”。但作為法西斯主義的策源地，西方國家早在法西斯主義盛行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各種研究著作就已出爐。諸如斯奈德（Herbert 。W。Schneider）與克拉夫（Shepard B。Clough）的《法西斯主義之形成》（Making Fascists），布雷迪（Robert A。 Brady）的《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精神與構造》（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 等等，其中也包括德魯克（Peter F。 Drucker）的成名作《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戰後，法西斯主義研究儼然是西方顯學，各種論著更是層出不窮。
僅以《法西斯體制研究》成書的1995年之前而論，從倫佐·德·費裡切（Renzo De Felice）的《法西斯主義之闡釋》（Le interpretazioni del fascismo，1977），到斯坦利·佩恩（Stanley G。Payne）的《法西斯主義：比較與定義》（Fascism ： Comparison and Definition，1983），卡爾·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的《透視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1970），乃至漢娜·阿倫特家喻戶曉的經典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早在1951年就已出版。西方學者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即使稱不上日新月異、也稱得上直道而行。更況且中國學者集思廣益的研究成果，從1991年的《法西斯新論》到1995年的《法西斯體制研究》，每一本書的史料、論述、觀點，都堅實地建立在先前豐碩的研究成果之上，實在看不出西方學者哪裡出現“彎道”，竟能讓人生出這種“超車”的“自豪感”。
這種匪夷所思的“自豪感”倒無意中暴露出一點，此書與二十多年前的兩部重要的研究成果《法西斯新論》和《法西斯體制研究》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兩本論著在註釋中經常出現，從引用前人研究成果的角度來看，這一點倒無可非議。但關鍵的是，引用卻又隱瞞出處所在，就不得不讓人心存質疑了。
《法西斯新論》和《法西斯體制研究》書封。
存疑的引用
不妨隨意翻開這本書的其中一章，第四章《統制經濟》的第二節《擺脫經濟危機》中引述了希特勒的《告德意志國民書》，根據註釋8，這段材料引自“Adolf Hitler，My New Order。pp。145-156”，但事實上，整段材料的來源是《法西斯體制研究》第一編第三章《納粹經濟體制》的第177頁，只不過作者將原書註釋的“阿·希特勒：《我的新秩序》，紐約1941年版，第145-156頁”改回了原文標註。同樣，本書中從“沙赫特是一位精通金融業的銀行專家”開始，到“每年兌換五分之一”，差不多四大段的內容，完全未標明出處，但這四段內容其實整合自《法西斯體制研究》第176、178-179頁的內容（包括頁下腳註）。很多字句都原封未動。但有趣的是，這中間其實還經過了一次“再加工”。199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為“精粹世界史”的大眾歷史讀物。本書作者正是其中的一本《法西斯運動和法西斯專政》的合著者之一。只要翻看這本書的274-276頁，就會發現，這段文字基本上是對這本書的原文照搬。
或許有人認為，本書作者當初也是《法西斯體制研究》的合著者之一，自己照搬自己當年所寫，即使不宣告出處也不算問題。但遺憾的是，這段內容當年並非由作者負責，而是由另外兩位德國史研究學者李巨廉和邸文撰寫。即使是同行之間學術互通有無可以不在意彼此“借鑑”，但這種不直接標明出處的做法，仍然讓人困惑。
另一點讓人困惑之處是，作者顯然特別偏愛在註釋中徵引原版文獻和論著，這確實可以增加本書在學術上的專業性和權威性。但前提是，徵引的文獻、資料、論述和觀點必須是自己親自翻譯，而非二手轉引他人著作。仍以本書第四章《統制經濟》第三節《四年計劃》為例，作者插入了三個表格，註釋稱這三個表格皆引自“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傑羅米·諾克斯、傑弗裡·普里德姆合編《納粹檔案彙編》）這三個表格確實出自這部厚達700頁的文獻彙編，但卻並非直接引用。而是轉引自張炳傑、黃宜兩位學者編譯的資料選輯《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國》的第六部分第七節《希特勒的“四年計劃”》。只是作者進行了略微的加工，譬如將原書第111頁《四年計劃的戰略物資生產》的標題改成“第二個四年計劃期間各種原料的增產情況”，將單位“千噸”換算成“萬噸”。事實上，全書中只要標註引自《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的史料文獻，十之七八都出自這本書。
在這裡，倒不必懷疑作者反查了原版文獻對某些譯文進行了修訂，譬如作者在引用《擴充就業面綱領》（《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國》標題為《納粹政府關於“減少失業法”，節錄》，第97-98頁）時，就對譯文有較大的修訂，但縱然如此，作者也理應在註釋或參考書目中加以說明。最奇怪的是，這本資料選輯在全書中未出現過隻字片語，甚至連書後的參考書目裡都未曾列入。當然，我們也可以抱著最良好的意願，相信作者確實是認真翻閱了原版的文獻彙編，而不是根據已有的譯文進行反查。但整體看完就會感覺巧合也太多了些。
在這些讓人困惑的資料和資料引述中，最有意思的一條是第一章的第10條註釋引用的內容。這是一段資料，統計了20世紀20年代德國納粹黨的社會成分組成。用以佐證作者對納粹黨階級屬性的定性——這種階級分析法，本身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式史學的餘緒，出現在一本21世紀的著作中，本就讓人有種時光逆流的錯位感，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出處，作者註釋稱這些資料引自邁克爾·卡特（ Michael Kater）的《納粹黨：領導者與成員的社會面目，1919-1945》（The Nazi Party：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1919-1945）第242、256頁。引用一本學術專著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加上邁克爾·卡特本身也是研究納粹德國史的名家，而這本書也是研究納粹黨的名著之一，自然更無可厚非。但古怪的是，全書中除這一處引用過這本書外，就再沒有其他地方提過這本書了。關於這一點，直到翻開《法西斯新論》一書的附錄才恍然大悟。附錄中有一篇周希奮撰寫的《早期納粹黨和納粹運動的性質》，恰恰是這篇論文的第一條註釋引用了這本書。只不過周希奮的引用是一個根據書中內容整理的表格，而本書作者只是把表格中的一些資料摘取出來而已。
不新的“新”
上述林林總總的問題，或許可以淡而化之為學術規範不夠嚴謹。但值得深思的是，如果一本書如此大量的論述和觀點都來自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那麼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國學者在納粹德國史上的研究水平呢？
我們確實能看到這本書比之前中國學者的相關論著出現了一些新的內容，譬如第八章《抵抗運動》的第四節就涉及了納粹德國時期的“地下文化”，儘管這也是西方學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進行的研究，但引進中國時已經是21世紀初，算得上是新潮前沿。但翻開這一節就會發現，除了零星幾段史料來自理查德·格倫伯格（Richard Grunberger）的《第三帝國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外，大部分內容都不過是《希特勒萬歲，豬死了！政治笑話與第三帝國興亡史》的整合抄錄。這本2008年翻譯出版的著作，其實是德國導演魯道夫·赫爾佐克根據自己拍攝的同名紀錄片撰寫的通俗讀物而已。
紀錄片《希特勒萬歲，豬死了！》畫面。圖片來自豆瓣網。
那麼這本書有什麼價值呢？一如東拼西湊的亂燉也有其營養價值，儘管這本書絕大部分內容是整合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相關研究成果，再像撒鹽一樣撒上一些新近出版的論著內容，但如果你對中國學界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水平感興趣，或者用更學術的說法，是“關注相關領域的學術動態”，那完全可以花錢買本翻看。
但從另一方面講，歐美學界研究這段歷史已經積數十年之功，從通俗讀物到專業論著層出不窮，許多論著也都已經譯成中文：克勞斯·費舍爾的《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本書作者認為這本書“儘管很有特色，但還沒有達到我們期望的水平”）約瑟夫·W。本德斯基的大眾歷史著作《納粹德國史》（第四版），邁克爾·伯利的《第三帝國》（塞繆爾·約翰遜獎獲獎作品，被認為是目前最好的單卷本納粹德國史之一），以及不久前剛剛翻譯出版的納粹德國史研究巨擘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的鉅著“第三帝國三部曲”。在這部書第一卷的序言中，埃文斯爵士寫道：“極少有哪個歷史課題曾受過如此密集的研究。由勤勉的邁克爾·拉克出版的關於納粹主義的標準參考文獻，在2000年最新版中列出了37000多個條目；而在1995年第一版中所列的條目僅有25000個。標題數量的驚人增長，雄辯地證明了有關此一課題的出版物持續湧現、從未斷絕”。接下來，埃文斯總結了研究概況，並且前驅和同行做出的努力進行肯定，不吝肯定和讚揚。聲稱自己的書“儘量博採如上述作品等以往著述之所長”。
儘管埃文斯的“第三帝國三部曲”無論從體量還是質量上絕對稱得上扛鼎之作，當作者卻宣稱本書的目標讀者不是那些專家，它是“為那些對第三帝國一無所知，或者略知一二並想要了解更多的人而寫的”——換言之，這部耗盡心血的皇皇鉅著，只被作者定義為一部寫給普通人的大眾史學讀物，甚至不敢稱為“研究成果”或是“專業論著”。寫到這裡，我想真正的差距究竟在那裡，已經不言自明瞭吧？
封面題圖為《編舟記》（2013）劇照。
作者｜鹿孚德
編輯｜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