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你談一本清代的書籍，你會首先想起哪一本？《紅樓夢》？《隨園食單》？抑或是《浮生六記》？
長達268年的清王朝，孕育了許多書籍的故事。其中的任何一本，按照文獻學的基本研究辦法，無疑都可以做一篇考究的文章。可是，如果想給清代的書籍描繪大致輪廓，講述它們的物質形態和內容，談談它們的著述、編輯、刊印、流通和閱讀的情況，一本本地考究下去似乎於事無補。根據有關統計，清人著述超過20萬種，在數量上已令人望而生畏，遑論曠古爍今的《紅樓夢》和《四庫全書》，甚至在今天衍生出“紅學”與“四庫學”這樣的顯學。描繪清代書籍的樣態，於是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
如何講述清代書籍的故事，如何在歷史脈絡中宏觀把握清代的書籍，如何妥善看待清代書籍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位置，這些問題回答起來都不輕鬆。可是，它們畢竟值得回答。新近出版的《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徐雁平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以下簡稱“《清代的書籍》”），從許多方面看，都像是在回答以上幾個問題。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結項專著的第六卷，《清代的書籍》以11章的篇幅，論述清代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的11種現象，展現了數十個耐人尋味的書籍故事。全書以“書籍的流轉”為脈絡，重點關注了“書籍的生產”、“書商的作用”、“書籍與清代學術風氣”等九類特色文獻問題，體現了作者對文獻流動性的高度重視，對“動態的文獻”和“有社會情緣的文獻”的深切關注。在論述過程中，作者始終秉持“群”的思維及“眼光向下”的關切。而全書所引入的“書籍史”視角以及最終關注的“文獻文化史”，則為清代書籍的研究導引了許多新的議題。
一、如何描繪清代的書籍盛況
道光十年（1830），即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十年前，聽聞高郵王引之（1766-1834）準備刊刻著述，揚州人汪喜孫（1786-1848）於十一月初七日寫下一封信，自告奮勇地為王引之提供了一份關於書籍運作的總體方略。
就刻書而言，汪喜孫認為，王引之的著作是必傳之作，應當像宋版書一樣，從全國各地選取精良的紙墨，運抵北京開雕刷印，以便著述傳之千秋。就書籍的流通而言，汪喜孫認為這些著作應當參與更為廣闊的書籍大市場，並永久地藏之名山，即它們應當被納入東亞書籍交換市場、國內藏書機構貯藏系統、海內外書籍貿易體系。以刷印二十部著作為例，汪喜孫認為，其中應當有兩部著作投入東亞書籍交換市場：一部由陳奐轉交蘇州書市，透過與日本書坊溝通，換取《群書治要》等書，另外一部交給北京琉璃廠書坊，以換取朝鮮圖書。此外，有九部著作應當貯藏在國內藏書機構：其中三部呈交阮元，放在阮元在廬山、西湖、焦山三地所設的“書藏”，一部交給曲阜孔氏家族，三部交給徽州紫陽書院、蘇州紫陽書院、江寧鐘山書院，一部交給寧波天一閣，另外一部連同書板珍藏在高郵王氏家廟。最後剩下的九部則加入到海內外書籍貿易體系中，部分交給廣東的洋船，運銷海外，部分交給江浙書坊，擬定合適價格，以換取所需的數十百種圖書。
儘管尚無證據表明王引之採納了汪喜孫的建議，但汪喜孫這份書籍運作的總體方略，卻揭示了清代書籍豐富的意涵。彼時一位著名學者的著述刊佈，已然觸及國內國外雙迴圈的書籍大市場。而學人對書籍流轉的深度瞭解也表明：圍繞京杭大運河和南方廣闊的海洋線，清帝國的書籍在河海之上“流動”，參與東亞乃至全球的圖書交換。在流通之外，清帝國的書籍還擁有書藏、藏書樓等各種相對穩定的歸宿，從而為地域性的讀書環境和持續性的學術傳統奠定基礎。
以上，是《清代的書籍》所講述的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從王引之的著述刊刻出發，最終生髮出對清帝國海內外書市思考的大問題。而類似的書籍故事，在《清代的書籍》中並不罕見。
小說戲曲裡的清代書事，是《清代的書籍》經常講述的又一類書籍故事。這並不令人感到奇怪。翻開清代著名小說《儒林外史》，我們很難不被文中所涉書事所吸引。不必說忠厚的馬二先生，以及他所提拔而終於變質了的匡超人，單是供給馬二的文瑞樓等書坊，就足夠表明書籍的流通如何塑造了許多讀書人的命運。關於這些書事，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有較多的引述，以此說明這個時代的出版已深刻影響了通俗文學。而通俗文學則將書籍作為題材，不斷“反哺”書籍的助推之功，這些正是書籍在日常生活中日益顯現的必然結果。
生活離不開書籍，則那些反映世俗生活的作品，包括小說、風俗畫、春宮圖等等，就一再把書籍作為一味必要的調料。《清代的書籍》中利用了《儒林外史》《老殘遊記》《桃花扇》等經典文學作品的典型論述，所要說的無非是，書籍已滲入清人生活的諸多方面。許多讀書人家都藏有《紅樓夢》之類的小說。篝燈課讀之餘，母親為子女講史，父親為下一代說《紅樓夢》。這些溫馨的讀書故事，既存在於小說，也是清人日常生活的寫照。而《清代的書籍》則透過細心編織散落在詩文集、日記筆記、書目題跋、報刊影象等文獻中的邊緣材料，將其娓娓道出。
《湘鄉曾氏藏書目錄》中有關小說類讀物的記載，原藏湖南圖書館於是，在作者筆下，我們透過書籍故事看見了清代書籍的盛況以及這種盛況中一幅幅流動的圖景。譬如關於清代書籍貿易中心的變遷，作者先講述了清初慈仁寺的書肆故事。康熙年間，有人屢次想要拜謁身居高位的王士禛（1634-1711），卻總不能成功。其人於是向徐乾學（1631-1694）求助，徐乾學為其指點雲，每月三五之期在慈仁寺書攤守著，準能逮見王士禛。該人謹遵徐乾學教誨，果然見到王士禛。康熙四十年（1701），當王士禛預備還鄉之際，門人禹之鼎（1647-1716）為繪《載書圖》，很快徵集到86首詩作贈行。這種以書為媒的風雅意象將整個慈仁寺的書事推向了歷史的高潮。
然而，道光二十三年，當何紹基（1799-1873）、張穆（1805-1849）等人決定在慈仁寺興建顧炎武祠時，慈仁寺這一勝地早已不復清初繁盛書業貿易中心的模樣。事實上，乾隆以後，京師的書業中心轉移到琉璃廠。李文藻（1730-1778）在追憶性的《琉璃廠書肆記》中，記載了至少31家書肆的名號。而《清代的書籍》則利用朝鮮燕行文獻增補了數個書肆名號。這是《清代的書籍》講述關於書籍貿易中心變化的又一個小故事。
本書尤為注意清代書籍的流動特徵，而書估則是書籍流動的重要推手。圖為“歸安賣書人”，見董棨繪，許志浩編《太平歡樂圖》，學林出版社，2003年由上不難見出，在講述一個個關於書籍的故事之餘，《清代的書籍》致力於把話題引向深入。透過文獻綴輯，運用關聯、比照、統計等方法，作者最終的關注點在清帝國流動的書籍。在作者看來，“書籍的流動能緩解或模糊一些來自觀念或階層的阻隔，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上層精英與底層讀書人、官方與民間並不是緊張或界限分明的對立關係”。以書籍的流動為線索，《清代的書籍》串聯起清代中下層文人與書籍的密切關係，展示了清代文獻著述、編刊、流傳、閱讀等一系列過程的歷史現場，體現出一種“回到人間、回到日常生活”的可貴關懷。
二、小專題到“整體史”的夢想
透過書籍故事描繪清代書籍狀況是切入清代書籍史話題的重要途徑，可一旦書寫清代書籍史，就需要更進一步。在此，本書選擇由小專題出發以期達成“整體史”的夢想。畢竟，給清代書籍歷史繪製基本脈絡，足以費盡許多學者畢生的心力。在各方面研究尚未十分成熟的背景下，追求整體史可能架空了一個原本創意十足的命題。在這種情況下，《清代的書籍》選擇從一個個小專題出發，給清代書籍作素描。本書描繪的女性閱讀、家集編刊、戲曲小說閱讀、石印出版等文獻現象，構成一個個趣味而有深度的小專題，從而為邁向一種可能的整體史提供了方向。
精心營建這種學術小專題，對於激發未知的知識點效果非凡。譬如，在探討普通文人讀書生活這一小專題時，《清代的書籍》將目光鎖定在兩種“小人物日記”——管庭芬（1797-1880）日記和黃金臺（1789-1861）日記上，透過精耕細作這兩部日記，使略顯晦暗的清代“小讀書人”的讀書生活變得更為清晰。這裡僅以知名度更低的黃金臺日記研究為例，探索本書如何透過這部日記探討清代中下層讀書人廣闊的書籍世界。
浙江平湖人黃金臺，字鶴樓，號木雞老人，從各方面而言，都是清代一位典型的“小讀書人”，所著《木雞書屋文集》的名氣遠不如他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如同乾嘉以後許多清代“小讀書人”一樣，在感知到詩文著述難以實現為文不朽的願望之後，黃金臺留心於撰寫日記，其存世日記共36年，記載江浙許多 地區尤其是平湖的文獻故實。浙江平湖藏書家孫振麟（1903-1952）甚至認為這批日記可與《曝書雜記》《越縵堂日記》並傳後世。
透過黃金臺日記，《清代的書籍》揭示了晚清文人獲取書籍的基本方式以及他們透過書籍建立“知識共同體”的基本方式。作者逐條勾稽黃金臺日記中的書事，統計黃金臺在平湖、嘉興、杭州等地超過65次的購書記錄。經仔細研讀，作者發現，每一次購書，黃金臺都將清單抄錄在日記中。如此一來，小鎮讀書人如何買書，買了什麼書，這些書籍在其經濟生活佔據怎樣的比重，就成為可以探究的話題。最終，作者提出三個頗有意思的觀點：一、黃金臺僅憑自己的收入刊刻文集是困難的；二、集部書籍的價格波動很大，不知名作者的文集進入市場即便低於成本價也不一定賣得動；三、清人刊刻文集的目的主要不在銷售，而是作為禮物加以贈送。
黃金臺《木雞書屋文鈔》書影，圖自中華經典古籍庫。以黃金臺為個案所得的如上結論也許不夠驚人，然而這些觀點在細微處提醒人們，嘉道以後文人的書籍世界與以往相比發生了許多變化。譬如，作者發現黃金臺日記記載送書超過1000種，而接受的贈書不低於800種。將西方學界對禮物的研究引入這種書籍的贈受關係中，作者看到了書籍作為禮物的諸多特徵，但作者沒有止步於此，而是注重探究書籍作為禮物的人情網路如何形成。以黃金臺所著《木雞書屋文》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為例，每一階段文集的刊刻及最終贈送，日記中都有較為清晰的記載。例如四集在咸豐元年刊刻，共印刷200部，至咸豐八年，黃金臺總共送出了107部。作者由此推論，黃金臺主動將書籍作為禮物去啟用人際網路，在師友不斷應和之後，以他為中心的“書籍之網”也得以建立並不斷漂移。
如上所示，一個關於黃金臺書籍世界的小型研究專題得以確立。這個專題的名稱，最早見於作者2015年在浙江大學高研院訪問時所作講座的題名——“用書籍編織世界”。正是透過黃金臺日記，作者看到一位清代普通讀書人如何建立自己的書籍世界，用心經營，小心翼翼，透過一本一本的書籍，透過一個個的人與書及書與人的聯絡，最終成功在地方上留下不可磨滅的文獻痕跡，也在歷史上寫下了微小但不可或缺的書籍故事。基於稀見而有特色的日記、題跋等文獻，本書建立了數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清代書籍小專題。雖然作者未明確聲稱試圖透過這些小專題挑戰清代書籍史的既有論述，但鮮明的“眼光向下”思路及對中下層文人的無限同情，則作者於書中多有流露。這些關懷所在，或承載了作者關於清代書籍史的“整體史”夢想。
三、寫的策略：關聯比較與特色情緣
清代的書籍是清代書籍史研究的主要物件，然而考慮到書籍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流動性特徵，考慮到書籍與更為廣泛社會的聯絡，選擇書籍的哪些側面進行重點書寫，往往意味著研究潛在的不同目的。《清代的書籍》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把握一些清代書籍史上的重要剖面，例如石印與書籍、小說閱讀與書籍、女性與書籍等有特色情緣的書籍現象。所謂有特色情緣的書籍，是指在書籍寫作中，特別關注歷史長河裡書與人的關係。事實上，書籍原本處於一種流浪的過程中，每一部書與人之經歷或多或少有相似之處。確定清代書籍史的研究物件，固然可以照搬歷史上關於書籍的論述，也可以從當代角度出發，重新梳理歷史上的書籍敘述。《清代的書籍》在此關注了技術與書籍的關係，關注了代表新的閱讀趣味和現代性萌芽的小說閱讀，也關注了性別視角下的女性閱讀狀況，所體現的正是一種較為特殊的關切。
在處理這些具有特殊情緣的文獻現象時，作者採取了一種關聯比較的研究方法。以本書第十一章《新學書籍的湧入與“腦界不能復閉”》為例，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使用關聯比較法。本章內容原是以清末民初文人孫寶瑄（1874-1924）的《忘山廬日記》為主體，討論孫氏試圖以新學“換凡骨”的閱讀經歷。在論述孫寶瑄閱讀西學書籍時，作者從日記中勾稽相關西學書籍材料，體現了處理文獻的一般手段。其後，作者廣泛利用《申報》等報刊資料，揭示孫寶瑄對衛生類書籍的關注。從中體現了作者處理文獻較為鮮明的特點，即集中利用較為邊緣的文獻如日記等，並將其置於當時廣泛的文獻世界中，加以關聯比照，從而揭示較少為人注意的文獻現象。正是在各類文獻的比照中，作者在《忘山廬日記》中發現孫寶瑄對於顏元、李塨之學的濃厚興趣。這種關乎時代趨向的結論，端賴更多文獻的證明。在此，作者又廣泛利用江瀚、姚永概、賀葆真等人的日記加以“對讀”，討論了“與孫寶瑄同時代的作者”問題。例如江瀚光緒二十三年六七月份日記顯示他與汪康年等人致力於某件重要事情，透過《汪康年師友書札》，可見江瀚對《萬國公報》《時務報》及《西學書目表》中所述書籍的濃厚興趣。
在同一時間軸上，利用諸多日記去還原某一空間內的相似事件，是關聯比照日記文獻的基本思路，也是關聯比較方法運用於書籍史寫作的一次顯露。早在2013，徐雁平即發表《從翁心存、翁同龢日記的對讀探究日記文獻的特質》，透過對讀翁氏父子的日記，更正晚清北京沙塵天氣平均數的統計，並指出“每一型別文獻有其侷限性，但它們彼此關聯， 形成一個相互呼應、補充、修訂的文獻系統”，從而呼籲研究者透過比照關聯揭示文獻特質，最大限度發揮每一類文獻的獨特價值。《清代的書籍》的許多章節將以孤立的書籍和文獻現象處理成與廣闊社會生活有千絲萬縷的文獻網路，正得益於“比照關聯方法”的自覺運用。
四、“群”的眼光與材料使用
誠如上文所示，比照關聯法的核心不在於並不在於最終的比較及推演，而在於如何建立有效且具備比較性質的文獻系統。畢竟，確立清代書籍史的每一個專題研究，建立何種文獻體系，直接關涉比照關聯法能否有效運用，也關係到研究能否得出較為切實的結論。在此，《清代的書籍》致力於關注那些具有多元向度的文獻，並以此建立立體的文獻門類，進而為研究打下牢靠的基礎。
從本書第八章《女性與書籍》中，可見作者致力於建立立體網路型文獻門類的努力。在這一章節中，作者多次利用日記、回憶錄、筆記、詩文集、書目題跋等型別文獻，最終發現清代女性獲得書籍的特殊“自在氛圍”。本章就研究緣起而言，是關注女性的書籍從哪裡來，想要解決的是女性的知識從哪裡來的問題。為此，作者必要深度介入女性書籍所在的世界，而那樣的世界只有在多元文獻的比較中才能凸顯。故作者先期即有意以女性與書籍的聯絡為核心搭建了廣泛的文獻群。在這樣的一個文獻群中徜徉，作者當然可以輕鬆解釋書籍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樣態，描繪書籍閱讀如何助力女性完成文化傳遞等歷程。
本書所涉《範氏三女史同懷詩抄》序及正文，咸豐刻本可以說，“群”的視角是作者組織材料進行專題突破的重要手段。2022年5月，作者在《文學遺產》發表《“文獻叢集”與近代文學的新拓展》，該文將這種以“群”視角看待研究材料的方法揭示而出。作者認為“文獻叢集在狹義層面指一組同類型文獻，在廣義層面則指一組密切關聯的文獻。”而近代文學的文獻叢集主要包括四個系列：“一是某一作家較完整的著述系列，如詩文集、日記、書信以及其他著作；二是某一作家之交遊群體的較完整著述，據此可組織出其交遊網路中的關聯著述系列；三是某一作品的多種版本形態，如手稿初稿、定稿、初刊本、修訂本等等；四是某一主題或某一型別文獻，即在以人為中心之外，以事和文體等方式組織出的文獻叢集，如日記、家集、地方總集、閨秀集、翻譯文學、海外遊記、政論文等。”這一對近代文學的歸類，同樣部分地適用於清代文學研究。在《清代的書籍》中，作者施展關聯比照法的基礎，正在於不斷建構許多箇中小型“文獻叢集”，從而定向突破清代書籍史的一個個難點。
五、讀法的姿態：開放式與探索性
對那些不滿足於從本書中僅僅學到關於清代書籍史事實的人而言，問題在於：《清代的書籍》應該怎麼讀？
本書作者關注書與人的密切關係，尤其重在書及其所流動的世界。這意味著這本書在許多時候是連續的整體。但是書籍的歷史與人的歷史畢竟差別較大，因此，最好不要把本書當成首尾一貫的、有明確結論的書來讀，而應當將其作為書籍史探尋的階段性過程加以理解。本書在這方面的性質，與其大量運用日記進行研究的嘗試高度一致。在過去數年間，幾乎每一項關於日記的研究都哀嘆日記經常被視為一種邊緣文獻，同時，人們也關注日記的不穩定性和流動性，並談到了日記研究的侷限性。然而，《清代的書籍》透露這樣一種認識：日記應當被視作十七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文獻的重要門類，它是從一種看似呆板的形式逐漸發育成思想和文學實踐的中心樣態的。人們完全可以根據日記作者對待日記的態度、寫作日記的實踐以及最終留下的日記作品，去評判他在所處時代的位置，包括家庭生活裡的位置及在社會文化中的位置。《清代的書籍》在處理書籍史或是文獻文化史這樣宏大的命題時，存在類似的情況。本書把書籍視作社會文化的中心，可能給人造成高估書籍價值的印象。然而，筆者的基本看法是，書籍在晚清以前，對所有人而言都是生活中不可忽視的中心。本書的強調並不過分，它不過是展示了清代許多“書籍崇拜者”的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雖然有時是片段式的，但這些形形色色的書籍生活之吉光片羽，足夠說明這種探索值得繼續。
清嘉道以後，到“江南三閣”讀書被許多讀書人視作重要經歷。此為“文匯讀書”圖，據完顏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第二集複製面對一本在許多方面堪稱開創性的《清代的書籍》，選擇何種姿態進行閱讀，可能導致了對此書截然不同的評價。針對此書，筆者特別提倡一種開放性的閱讀策略。畢竟，對較為成熟的學科或研究較成熟領域的著作而言，基於既有學術成果，為新著作找到一個合適的學術史位置，是閱讀的基本要求。但《清代的書籍》所關涉的清代書籍史研究仍在行進中。閱讀這一領域的新著作，重要的是保持開放的閱讀姿態，從而與那些挑戰既有認知的論述進行對話。這種開放性並非無原則的吸納，而是在關聯比較中塑造自己對清代書籍史的基本認知。一方面，應當與本土書史或傳統文獻學研究的諸多成果進行比較，看書籍史為書籍研究和清代研究帶來了什麼。另一方，應注意比較本書與海外書籍史相關著作，例如與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孫修暎《為刻而寫：晚期中華帝國的出版與文字權威的製造》等相互比較，以期形成中國本位的書籍史的研究。更不能忘記的，是將清代書籍史與前代（如宋元明時期）及現代的書籍史進行聯想與對照，以便見出書籍在清代的特殊樣態。同時，將書籍視作某物，還應關照清代其他物品與社會文化的複雜關係。譬如高彥頤新著《硯史：清初社會的工匠與士人》，在某種程度上就不妨視作《清代的書籍》的姊妹篇。同樣將文人的貼己之物視作特殊情緣的文獻，兩書在揭示物品之於文人的關係時，都關注到抄手、匠人這些技術性的人員的生活，也關注到人與物的特殊情感，不過在如何論述及結構這類專題上，兩書差異明顯。
如果從陳寅恪所謂“新材料新問題新方法”的學術三維度出發閱讀《清代的書籍》，本書在三方面均有所成績。以新材料而言，本書大量使用某些邊緣及稀見類文獻，例如全書有意識地大量使用日記文獻，深度利用日記高達42種，參考日記文獻近100種。這種對日記等稀見文獻的大量使用，助力作者揭開許多“被遮蔽的”清代書籍史及文獻文化史的微觀世界。關於這方面，筆者另有《清代文獻文化史的“日記之眼”》（《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五輯下待刊）予以闡發，在此僅略作揭示。此外，本書引述日記材料多原文照錄，頗便讀者。而所謂的“新問題”，則在全書11個專題中均有所體現，綜合而言令人印象較深刻的是作者特別指出清代書籍的“流動性”，而文獻的流動是清代文獻內在氣韻生動的根本。這是從基礎上認識是否可從書籍角度研治清代文學和文化的重要命題。無論是清代書籍的流轉，還是某類書籍凸顯所徵兆的時代性閱讀風氣問題，均是作者對這一命題的迴應。顯然，這一重要命題還有待繼續探討。近來學界對晚清以來的西學閱讀及中西書籍和思想的交流的再度關注，實際仍可置於清代書籍的“流動性”中加以探討。
此外，作者還特別注意那些散發人性光彩的人與書之接觸，而許多章節所研究的問題實是人與書相依相偎的關係。在研究黃金臺贈送書籍時，作者注意到與書籍相關的“拜”“謁”“呈”等字眼，表明黃金臺交遊中人際關係的不對等，從而揭示黃金臺贈書的意圖。這種從詞語出發的分析，將傳統社會中人際關係的精髓，把語氣、情感、態度等融為一爐，為書籍史研究著上珠圓玉潤的人倫之光。果不其然，在一系列分析之後，作者揭示黃金臺特有的“推賞、贊助式的購買”，認為內中隱涵贈送的意味，故圍繞黃金臺的書籍流傳始終“伴隨情誼的傳遞”。基於此，徐雁平審慎地認為，中國傳統的書籍贈送具有雙重文化意涵，即書籍不僅是“有價之物”，它同樣是“前商品時段”的“有情之物”。這樣一來，就將書籍史的研究推向情感維度和人倫層面，使其落地於傳統人情社會，關係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議題。如果說西方的書籍史研究理性化特點十分明顯，至此，作者緩緩道出了書籍史之於中國實踐的溫情一面。可以說，從情感角度解讀書籍史，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也浸潤在許多章節的字裡行間。
至於方法而言，除書籍史等新文化史的一系列新方法外，如果細加揣摩，則作者在書中還顯示了一種“重返文獻學”的素樸堅守。不必說如上的比照關聯法，單是書中各章節涉及的文獻排比、資料輯錄、目錄整理、統計表格等等基本手段，都是一種堅實而有力量的文獻學研究的示範。
六、“書籍史+”的潛能與邊界
《清代的書籍》展示了書籍史研究所帶來研究潛能，即它能在各個方面啟用文學、史學及其細分領域的既有成果。然而，正如作者在全書結語所言，本書仍是關於清代書籍史或文獻文化史的“整體史”夢想的階段性成果。這也表明，書籍史研究仍有諸多可能。這裡所要展望的是“書籍史+”，即書籍史可以和許多既有研究深度結合，例如在學科方面，關於文學的閱讀仍是值得探討的領域；而在專題文獻的研究上面，也有待進一步的開掘。以本書較常使用的日記文獻為例，儘管使用日記將近一百種，但與清代存世日記上千種相比，仍顯不足，使研究略受掣肘。譬如作者利用日記探究地區性的書籍網路，往往以單一或少數幾部日記為基礎探究，不免令這些日記作者成了當地書籍網路的中心人物。作者雖對此頗為警覺，如認識到“管庭芬在書籍交流網路處於中心位置，可能有一部分是日記視角的強化”。但以少數幾部日記為核心材料，很難避免出現此類情況。此時，從單一或幾部日記得出的結論要“邁向整體”就不容易辦到。彌補個別日記在視角上的侷限，一個重要的方向是建立區域性或者群體性的日記，如以書院日記群書院學生的閱讀，以學政日記群研究學政赴任所攜書籍及其“在地化”閱讀等等。透過建立一箇中等規模的日記資料庫，以此切入某一時段和區域的文獻文化史，結論的普適性或將大為提高。當然，如果拋開整體史和連貫史的迷思，那麼關於清代書籍世界的一個個小專題的書寫，本身就是清代書籍世界歷史的呈現。這種致力於呈現“眾聲喧譁”而非格式化、教條式歷史的書寫方式，在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也有很好的呈現，讀者不妨參看。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此外，書籍史從小專題邁向整體史，可能要對更多種類的文獻進行連片式的宏觀處理。與許多描繪清代書籍交流的論證方式有些差別，本書建立的每一個小專題多集中在某類特別的文獻上。例如研究清代讀書人如何透過書籍建立知識共同體時，作者多賴日記文獻，而對同樣具有人情味的書信等文獻關照略少。這方面，固然是作者“矯枉過正”地提醒人們更加註意日記等邊緣材料，不過如果納入書信等文獻加以研究，結論或將更具普遍性。正如英國學者阿比蓋爾·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所著《以書會友：十八世紀的書籍社交》（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第四章“獲取讀物”所示，該書注意到社交性交流是英國人十八世紀獲得書籍的重要手段，而論證的材料多是書信（第171頁）。兩相比較，可知利用書信材料較宜見出人際互動的感性一面，而利用日記文獻則論證更為具體且更能呈現書籍交往的實在證據。不同的文獻具有不同的特點，若能綜合利用，或許一個個關於清代書籍史的小專題可更加完備，所得結論也將更具穿透力。
不過，即便關於清代書籍史的眾多小專題都能陸續達成較優的研究成績，一些問題仍繼續擺在我們面前：“書籍史+”的邊界究竟在哪裡？引入書籍史的研究視野究竟要把我們的研究帶到何方？是挑戰清代歷史研究和清代文學研究的基本結論嗎？如果是，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挑戰？挑戰哪些？抑或是，在重返清代政治史和區域史的研究趨向中，書籍史可以有多大作為？一旦書籍史的視角和方法變得不再新鮮，它究竟能為清代研究留下了什麼。換言之，“書籍史+”如何嵌入清代研究的傳統議題，我們在探索中如何把握這種嵌入的深度並有意識地沉澱它的成果？
拋開如上較為沉重的提問，《清代的書籍》至少揭示了清代書籍史研究諸多可能的方向：其一，清朝中西部及邊徼地區的書籍流轉值得探索。正如作者在本書前言所述，《清代的書籍》所關注的空間實際上“幾乎是清帝國東部區域的敘寫”，對於清帝國的西部、中部、北部的廣大區域的書籍流動，仍有諸多開拓的空間；其二，不妨重視清代上層文人的讀書世界。本書關注了許多清代中下層讀書人的書籍活動，固然是“眼光向下”的方法自覺使然，但在許多時候，上層文人的書籍活動畢竟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其三，清代書籍流轉的一些機制尚待梳理。譬如清代官方渠道的獻書問題、清代地方性書籍編刊的組織機制等；其四，測定清代學術、思想及文學動向的基本書籍有哪些。本書以成功利用《讀書分年日程》與《說文》著述測度清代的讀書風氣和學術風氣，由此開啟新的話題：清代還有哪些“探針式的”書籍，有助於觀測文學、思想和文化風氣的動向呢？類似這樣的議題，由本書生髮者尚有許多，茲不贅舉。
在可預見的未來，書籍史仍會是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而關於書籍史在中國的適用範圍、具體實踐以及最終的成果仍將面臨諸多爭議，然而不管怎樣，後來人從事清代研究，或許再不能無視書籍的重要影響，也不能僅僅只關注“人的世界”，而忽略“書籍的世界”。
（本文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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