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縱觀相關學術研究
，一些學者既無法接受楊廷和失敗的結果，又不願探討其失敗的必然性，而是一味地撻伐世宗和張璁等人，把楊廷和的失敗簡單地歸結於世宗皇權的強大和張璁等人的“迎合”。
需要指出的是
，儘管世宗的繼位是特殊的，但此時的政治依舊穩定，任何勢力都無力乘機改變明朝的政治體制，也無力挑戰世宗皇權。世宗即位之後，新君與老臣的矛盾再次上演，使嘉靖初年的政治又重演著新君驅逐舊臣的老套劇情。
就世宗而言
，他無法像父死子繼的君主那樣利用東宮班底取代前朝老臣，客觀上暫時還離不開楊廷和等舊臣。
這一情形無疑增加了楊廷和的自信
，再加上擁立之功，使其產生了幻覺，錯誤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隨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強加於朝臣，也強加於皇帝”。對世宗而言，隻身入京，被前朝舊臣全面包圍，動彈不得，自己要獨立行使皇權是非常困難的。而要培養自己的親信，更是難上加難。
所以，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驅逐楊廷和集團幾乎是不可能的
。兩相比較，世宗明顯處於非常不利的境地。但明朝政治又不可能讓楊廷和把持朝政，脅迫皇帝。楊廷和的“大禮”主張被否決的過程，其實就是其一步步走向滅亡的過程，也是張璁等新生力量崛起的過程。
嘉靖五年（１５２６）世宗說道：
“朕以沖人，纘承丕緒，自諒德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逸，信任耆德，為之匡輔。”張璁亦言：“不虞更詔三遍，卒勞聚訟五年。非聖明作之君師，幾國家亂其倫序。
於是洗漢宋為後之習，率夏商及王之章
。嗣不失親，父父子子；統不失序，君君臣臣。”萬曆五年（１５７７）八月，張居正等人在《世宗肅皇帝寶訓》與《世宗實錄》的表文中認為，世宗對“儀禮制度，尤多考古憲經。
統嗣正名，極嚴父尊親之孝”
。世宗與張璁等人所議定的“大禮”無人能夠推翻，並規定著明朝政治的基本方向。這是認識世宗繼位之後明朝歷史走向時必須尊重的一個基本史實。毋庸置疑，世宗即位後如何行使皇權是當時的首要問題。
長期以來，一些學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楊廷和等人身上，極力肯定楊廷和等人截留皇權的行為，把楊廷和與世宗不同的見解放大為“一場君權與閣權的鬥爭”，並想當然地要讓楊廷和來“限制”皇權，而把世宗打擊楊廷和集團和收回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力視為皇權的強化。
如言：
“可悲的是，無論是大禮議一事中的嘉靖皇帝，還是楊廷和等朝臣，他們所爭奪的恰好正是權力秩序中的制高點。世宗以藩王的身份入主大統，他要的是透過‘大禮議’重新樹立皇權意志的權威；楊廷和從士權的角度去爭，要的是透過佔據道德權力的制高點進而限制世宗的意志和行為。
無論爭執的結果如何
，世宗所爭並非只是孝心那麼簡單，楊廷和所爭也並非只是要約束皇權那麼理想，二者爭執的焦點皆落在看誰能夠率先利用權力中的制高點而壓制對方。”以堂而皇之的限制世宗皇權來為楊廷和撐腰和辯解，實在是不得要領；將楊廷和視為與世宗對等的競爭者，則是對明朝政治的極大誤解。
而《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謂“這場爭論的解決標誌了專制皇權的復興
。也不符合實際。世宗是“一位幹練的君主”，在其順利即位之後，楊廷和的任務便告結束。如何以世宗為核心恢復政治常態，便是正德、嘉靖之際首要的政治任務。
這是明朝政治內在的根本要求
，楊廷和沒有任何理由要與世宗對抗，也沒有任何力量能與世宗對抗，對該時期政治的過分解讀和隨意想象都是偏頗的。在武宗暴亡之後，明朝政治處於無君狀態，世宗順利即位之後，標誌著這一特殊局面的結束。但能否收回屬於自己的全部皇權，是世宗面臨的最為艱鉅的任務。
由於世宗自己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
，故一時難以離開楊廷和集團。這樣，就必然產生一種無法調和的矛盾，即以世宗為核心構建嘉靖新秩序的必然要求與以楊廷和為首的前朝舊臣試圖把持朝政的客觀現實之間的矛盾。這是認識正德、嘉靖之際明朝政治演變的一個基本視角。
在確保世宗順利即位這一環節
，楊廷和所做的一切是需要肯定的，但這還遠遠不夠。在世宗即位之後，楊廷和又走上了歷史上權臣跋扈、挾持新君的老路，“大禮議”只能“激起皇帝對楊和他一夥人的怨恨”，故不能把推行革故鼎新的任務寄託在楊廷和身上。
楊廷和拿牛頭不對馬嘴且本身就充滿爭議的漢宋舊例不可能解決世宗所面臨的全新問題，而面對張璁等人的正常批評，其試圖用“道德”綁架張璁等人，把張璁等人在“大禮議”中支援世宗合法、合禮、合情的行為稱之為“迎合”，將其塑造為毫無廉恥、諂媚皇帝的“小人”形象。
一些研究者一方面抨擊明朝高度強化的專制集權
，另一方面又極力抬高利用專制權力和混亂局面打擊異己的楊廷和集團，力圖用楊廷和來壓制世宗，對其截留皇權和打擊異己大加讚賞，根本無視楊廷和集團迫害張璁等人的險惡之心，並用堂而皇之的傳統“士道”來包裝楊廷和，可謂選錯了案例。
很顯然，對楊廷和的美化和對張璁的醜化，根本不能解讀正德、嘉靖之際政治變動的基本走向。一些研究者從未認真思量，自己越醜化張璁的形象，越凸顯張璁的“迎合”，越關注和放大楊廷和集團的可悲遭遇，恰恰說明楊廷和的無能以及與世宗關係的惡化！
無視“大禮議”的是與非
，無視世宗面臨的新問題，無視明朝的基本制度，鼓吹君臣矛盾與鬥爭，放大老臣對新君的欺凌，完全不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他們之所以無法理解和接受楊廷和及其追隨者的悲慘下場，就在於沒有客觀地認識到當時明朝政治的高度穩定性。
在實際的政治對抗中
，老臣楊廷和根本不可能戰勝年輕的新君，也不可能在渾水摸魚中改造明朝的政治體制。楊廷和只能是世宗領導下的一位普通的閣臣，根本不可能借助“大禮議”來強化所謂的“閣權”。
他若自我膨脹
，自不量力，以“擁立之功”或“捧日之功”自居，向在“大禮議”中掌握主動權的世宗挑戰，並擴張自己的權力，只能是死路一條，必將碰得頭破血流！在清除楊廷和等舊臣之後，以世宗為主導的嘉靖政治秩序才得以確立。
楊一清就此論道：“正德年間，視朝稀闊，大臣不復接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幸，紀綱法度幾於蕩然。天啟聖皇，誕膺寶曆，積年弊政，剷除無遺。廢黜奸佞，登崇俊良，嘉靖之治，號為中興。今天下之政務必由六部，擬議必由內閣。皇上總攬乾綱，萬機獨斷，近臣不敢幹預，可謂千載一時矣。”
這是明朝政治執行的最佳狀態
，只有在清除楊廷和之後才能實現。在世宗即位前後，楊廷和自覺或不自覺地順應了武宗死後清除舊臣的政治要求，首先將所謂武宗時期的“奸臣”錢寧、江彬等人繩之以法。
但楊廷和等人應該清楚
，自己在武宗時期也不乾淨，當錢寧、江彬等“顯惡”之人被清理之後，自身的問題也會被人揭發，自己也是被清除的物件，只是時間先後不同罷了。
要理性地把握正德、嘉靖之際政局的走向，就不能把“大禮議”看成單純的禮儀之爭，而要將其視為世宗恢復政治秩序所進行的一場政治鬥爭，客觀上發揮著清除龐大的楊廷和集團的特殊功能。
這是當時明朝政治的客觀要求
，楊廷和集團無力阻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武宗死後，要真正進行革新，就必須清除楊廷和集團。無視世宗的存在而以楊廷和為中心來認識世宗初政，是不可能認清該時期政治走向的。在“大禮議”中，楊廷和集團根本無法阻擋世宗的步步進逼，而張璁“能以辨博濟其說”
世宗藉助“大禮議”收回了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力，並很快將龐大的楊廷和集團徹底擊碎，充分說明“大禮議”為恢復明朝政治秩序發揮了積極而特殊的作用。世宗即位之後，正德、嘉靖之際人事更迭的顯著標志就是張璁的崛起和楊廷和的失勢。張璁的崛起絕不是其個人命運的簡單改變，而是該時代政治劇變的集中反映。
在“大禮議”和後來的一系列政治變革中
，張璁“提供了一隻強有力的引導方向的手”瑑瑡，發揮著關鍵作用。長期以來，人們僅僅拘泥於張璁個人命運的變化而一味地褒楊貶張，對世宗初政的看法含糊其辭，不知所云。
尤其是站在楊廷和集團一邊來譏諷張璁“迎合”世宗的做法
，更不可能理性地看待該階段政治發展的脈絡。而譏諷張璁時絲毫不提楊廷和集團揹著世宗對張璁等人的驅趕、圍堵、侮辱和暗殺，則背離基本的事實。
一些學者把楊廷和及其追隨者打扮成中國古代傳統士大夫的代表，而對張璁不計個人安危孤軍奮戰的行為缺乏基本的尊重，
是明史研究中十分怪異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