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士人力量對地方政治的消極影響。
漢代民間士人在協助解決爭訟、教化民眾、承辦私學等方面對當時的地方社會和政治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但是，民間士人也以道德學識的力量對抗地方政府，即以道統對抗政統，所謂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對地方政治有其固有的消極性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拒召不仕、不理人事。這類事例在兩漢史書較為多見，尤其是《後漢書》中《逸民列傳》、《獨行列傳》、《儒林列傳》的記載更為集中，如馮冑、龐公、臺佟、高鳳、孫期、丁恭、雷義、王烈等。除了消極的拒召不仕之外，民間士人還以其固有的知識和道德權威抗衡地方長吏的權威，即以道統對抗政統。
如包鹹，
“歸鄉里。太守黃說署戶曹史，欲召鹹入授其子。鹹曰：
‘
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疽說遂遣子師之”。這裡雖然只是太守黃說為其子尋找私授先生的小事，並未涉及地方政治事務，但是包鹹以“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為由，敢於不從太守之召，使其最終只能“遣子師之”，一副傲然凌於公權之上的勢頭，可以想見。
在此二例中，楊後惡刺史苛暴之政，避而不受其謁見，即使妻子被錄系，也不肯露面。姜岐亦寧願受橋玄等人趣嫁其母的羞辱，堅臥不起，不做府吏。民間士人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
。
傲視地方府吏之勢，由此可見。
另外
，
在第二例中，當太守橋玄與姜岐關係弄僵、騎虎難下之時，“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從中斡旋，橋玄方罷休，而郡內士大夫從中諫說、求請或施壓，使執意讓姜岐入仕的郡守最終改變初衷，示以妥協，同樣可見民間士人對地方行政的巨大影響。
總之，民間士人以道德和學識教化民眾，解決民間爭訟、導善勸惡、舉辦私學等，對地方政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同時他們拒絕徵召入仕、評議干預行政、傲視府廷長吏，對地方政治又具有一定的消極性影響。
民間輿論力量與地方政治。
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
“輿論”一詞最早見於《三國志魏書王朗傳》中，這裡的“輿論”
，
指輿人之論，而輿人本義為造車者，是民間百姓的代稱，輿人之論意即民眾的評議。
在現代輿論學看來，輿論指“相當數量的個人群體或組織對公共事務所發表的傾向一致的議論”，本質上它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透過這種現象，人們表明他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理解程度”
。
將
要探討的民間輿論主要指鄉邑閭里的民眾評議，包括謠諺類與非謠諺類。前者主要指以特定歌謠或俗語表現的民眾評議，又稱作
“民風謠歌”、“土風謠歌”回；後者主要指泛泛而稱的民間評議，如鄉黨之譽
。
里巷流言等。
在尊重和借鑑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擬從社會與國家（即民間社會勢力與地方國家權力）關係的角度出發，考察研究漢代民間輿論對地方政治的各種影響，地方政府對民間輿論的重視利用等措施。
一、民間輿論力量對地方政治的影響。
民間輿論的主體是廣大民眾，它對地方政治的影響實際上是民眾以輿論為媒介評議、參與地方政治的過程。民眾透過謠諺、鄉論、流言等各種形式的民間輿論評議地方時政，包括頌揚、有批評乃至憤怒的反抗，而其中既有真正反映民心民意者，也有偽造輿情者。
這種魚龍混雜的複雜情況，需要研究者有辨別地分析和理解民間輿論對地方政治的各種影響。
（一）民間輿論對地方時政的評價。
民間輿論對地方時政的評價，主要指民眾透過謠諺等形式對地方善惡之政加以頌揚或批評，二者體現了民間力量積極參與地方政治的一面。
1.對地方政治的頌揚。
民間輿論對地方政治的頌揚，主要指民眾透過謠諺和鄉論贊頌地方長吏的良善之政。
總之，民眾以民間輿論的方式讚頌以德化民，懲惡安民，施惠富民的良善之政，體現出民眾對地方政治的認可與參與；同時對吏治形成一種正面的激勵，促使兩漢湧現出大量的循吏。整體上，民間輿論力量對地方政治具有巨大的影響和積極促進的一面。
然而，這種頌讚地方良政的民間輿論中並非百分之百是民間群眾的真實反映，有相當一部分是賓客門生、少吏對舉主長吏的歌頌之辭，或者出於其他目的欺騙公眾的偽輿論，對此要加以辨別和分析。
特別是對那些偽造的民間輿論欺騙民眾或官吏
，
給地方政治帶來的消極影響，更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但是，從這些人熱衷於選擇民間輿論而不是其他的形式來偽造民情、歌頌長吏來看，民間輿論對地方政治和為政官吏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
除了頌揚讚美為政一方的能吏善政之外，民間輿論對時政善惡也有比較與選擇，表現岀民眾民意與地方政府合作和積極參與之跡。
總之，民眾透過民間輿論頌讚地方能吏良政，並加以比較或者選擇，是其參與地方政治的重要表現，對吏治具有一定的監督和激勵作用。兩漢湧現出大量循吏，與此亦有莫大關係。漢代民間輿論對其時地方政治的影響不獨體現在頌讚上，還有批評。
二、地方政府對民間輿論力量的重視。
如上所述，民間輿論以謠諺、鄉論、流言等形式傳達民意輿情，透過頌揚、批評乃至反抗，對地方行政形成一定的監督與制約，從而實現民眾對地方政治的有限參與。
地方政府則釆取不同的政策措施重視和利用民間輿論，如舉察風謠、重視鄉論，以此整頓吏治，使官方各種詔令政策暢行於下，國家權力滲透至民間社會。
（一）舉察風謠。
中國傳統政治文明中具有豐富的重民、恤民思想，
“民為邦本”的治政理念影響深遠。漢代地方政府舉察風謠，重視民間輿情的蒐集就是這種思想理念的重要體現。
作為一種官方對民間輿論的控制手段，舉察風謠之制來源頗早，或可溯自西周時期。
西周釆詩之官就是為了釆察民間歌謠風議而立。據《周禮》記載，當時還設有
’‘
致萬民而詢”、“訊萬民，聽民之所刺餚”諮政於民的制度
。
《左傳》中所載
“工執藝師以諫”、立謗木、設鄉校、巡行釆風謠等，即是如此，而“防民之口勝於防川”、“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反映了當時統治者對民間輿論的重視，並釆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管理控制。
但在先秦時期，當政者對民眾輿論到底採取封堵還是疏導的政策，爭論不一，如“召公止謗”和“子產不毀鄉校”就是因堵、疏民間輿論而發生的故事。二者的效果差良不一，但他們都視民口若川，認識到防民口甚於防川的重要性，對於民間輿論的控制有清醒的認識。
在秦代，由於漢代人“反秦論”思維造成的偏見所致，傳世文獻中所見秦代文法吏多殘賊不仁。
然而，如果我們拋開這種歷史與時代的偏見，將注意力轉向秦代的出土文獻，可以發現秦政秦制中也有明文規定，要求官吏重視和聽取民意民情，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中描述了地方官吏與如約而至的民眾在舉止上要“安驗而步，毋使民懼。
……聽其有矢，從而賊（則）之；因而微之，將而興之，雖有高山，鼓而乘之”。
強調“聽間（諫）勿塞”
，
即作為合格的官吏要多聽他人意見。後世“專己者孤，拒諫者塞”之見，當繼此而來。
兩漢承周秦之制
。
從中央到地方，當政者無不重視民間輿論。在中央，朝廷主要透過京官（如三府掾屬）舉謠言、派遣使者上報各地風俗、上計等制度
。
收集閭里歌謠，察知政教善惡，以此作為考察地方官吏的重要參考標準。
所謂
“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問謗譽於路”、“廣求民痍，觀納風謠，……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等等。如靈帝末年益州刺史鬱儉因“在政煩擾，謠言遠聞”，遂遭罷黜；冀州刺史公孫度，也以謠言免
，
因
“謠言單辭，轉易守長”、罷免沒有得到謠言好評的地方長官，民間謠諺對地方政治的影響之大。由此可見。
在地方行政中，雖未有中央政權一樣的舉謠言之制度，但是一些有為的長吏在行政或上任之前，仍將這種制度移用至地方，透過明訪或暗察獲取謠俗民情。
透過釆問風謠習俗，地方長吏察知民間實情，這有利於地方政事的開展，民眾假於輿論實現對地方政治的有限參與，併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事實上，這種具有重要參考作用的民間風謠類輿論，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監督者的角色，成為政府考察官員德行與政績的重要參照。
在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體制初步確立的漢代，雖然這種參照與監督功能大多限於潛在地影響到地方政治的運作，更多的是
“自生自滅，不為統治者所重視和釆納”
。
但因為民間風謠本身作為
“一種社會自發、傾向鮮明的民間評論，傳誦者多是下層民眾，其內容對社會生活現實的表現於是比較真切，多有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內容”
。
影響著地方長吏的治政方針，對地方政治也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作用。
而且，正如學者研究所見，在中國古代民眾的自由意識與君主專制政治制度之間，
’
‘民眾的言論實在是一種中介性的東西
“
，實則指出了民間輿論為民間文化與官方文化互動提供交流平臺的作用。
在漢代，民眾以社會輿論為中介，傳達民間意見，形成相當強大的社會權威，與地方政府代表的國家權力抗衡或合作，對地方政治形成相當大的影響。這表現在民間輿論對地方吏治的頌讚與批判，對鄉里選舉的推動與牽制，對一方政局治亂的引導和預測。
結語
在地方行政中，官方相當重視民間輿論，釆風謠、重鄉論、闢流言，對其加以控制和引導。從這個方面而言，民間謠諺對地方政治的作用又是長久的。形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因，當與傳統社會政治
‘
‘既重民又尊君”的特殊模式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