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的認知之中，古代的司法機構缺乏現代這樣系統性的查案人員，以及直接有效的證據鏈，因此認罪之人極少。而逃犯的話，也很容易在古代這種情況下逃脫。因為古代一沒有監控，二畫像也基本畫的都不像，這樣的情況下基本是抓不住逃犯的，是這樣嗎？

實際上不是的，畢竟我們不能夠拿古代的情況與現代相比。古時候交通並不發達，且人口稀少。大多數人若是沒有特殊情況，如趕考與戰亂這種情況。一輩子基本上都不會離開自己所在的這一畝三分地。官府為了能夠會更好的管理，也是明令禁止民眾自由遷徙。

而古人也是有自己的“身份證”的，在春秋時期商鞅變法後，中國就開始有了戶籍制度以連坐制度。一個人若是要離開自己戶籍所在地的話，普通百姓需要去官府開設路引，說清楚自己去哪兒，去幹什麼。

而讀書人則是需要學籍證明，而官員也要憑藉告身才被允許出門。而若是一個異鄉人沒有以上這些戶籍證明的話就出現在外地，很容易就會暴露。官府也會以身份不明的原因，將其抓入大牢。

所以說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罪犯一般都無處可逃。再一個，罪犯若真的逃了，也會有官府針對其樣貌特點畫出一幅畫像，製作成“通緝令”。雖說在工筆畫還未曾流行之前，畫像上的罪犯著實與真人不像。但官府應該也十分清楚這一點，所以除此之外還是有各種手段的。

首先在公文上都是還會詳細的描繪罪犯的面貌特徵，比如說最早甘露二年（前52年）的那副《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這份通緝令，就有關於罪犯的特徵描述：

為人：中狀，黃色，小頭，黑髮，隋（橢）面，拘頤，常戚額，如顓狀，身小長，託瘦少言。

所以個城門出入口的官兵們，只要發現有通緝令上那些特徵的人就可以向上檢舉了。且通緝令上基本都另有13個字，基本為“詔天下有能告殺人者，賞錢X萬”，而其中這個X就是根據罪犯的重要程度了，但以萬為單位，必定是不少的。

這種懸賞通緝的制度自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發展到明朝時期甚至還可以因此而授官。“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天下百姓見到如此重賞能有幾個不用心的呢？所以即使畫像不準，但摸排的範圍還是很廣的。

當然了，畫像不準這種東西也確實是一個比較致命的錯漏。歷史上因此錯判誤判的案子還是有很多，就比如說南宋末期文天祥被蒙古通緝，福州一秀才林附祖在前往無錫讀書的路上，就被幾個蒙古兵抓住，非說他是文相公。

林附祖不服，自辨身份，但蒙古兵卻不為所動，對其說到：

“你門（們）年四十，頭戴笠，身著袍，腳穿黑靴，文書上載了你門，如何不是？”

隨後便不顧林附祖的辯解，將其帶上了京口。直到到了京口有認識文天祥的人上前辨認，才發現這竟真的不是南宋丞相文天祥。於是又將這書生給放了，而林附祖在被釋放之後，還跑到了都督府去找了真的文天祥，將此事說給他聽。而文天祥聽後不禁感嘆，為其賦詩一首：

“畫影圖形正捕風，書生薄命入置中。胡兒一似冬烘眼，錯認顏標作魯公。”

綜上所述，古代的“通緝令”弊端也依舊還是很多。錯判誤判的現象也是會發生的，但是它搭配上古代的相應制度，也是為古代的司法完備貢獻了很大的作用。對罪犯也是實行了有效的打擊，也正是因為如此。“通緝令”這一制度，直至今日也發揮著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