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誰是我爸爸”的問題，倔強的少年天子一己之力對抗整個大明王朝的文官勢力，奏響了貫穿整個嘉靖年間傾軋爭權的主旋律。廢弛的邊防無法阻止蒙古鐵蹄的自由出入，卻使大明王朝長城防禦體系的構築達到巔峰。即便是蒙古大汗說出掏心窩子的話，綿延萬里的這道牆還是義無反顧地築起來。
明嘉靖年間山西長城防禦體系的巔峰時期
正德十六年（1521）的陽春三月，一生不羈放縱的明武宗朱厚照把自己玩死了。在明武宗生母張太后的支援下，內閣首輔大學士楊廷和按嫡長親疏關係從其堂兄弟中選取了興獻王長子朱厚熜，以武宗遺詔宣其進京繼承大統，次年改元嘉靖。
四月二十一日，朱厚熜一行從湖廣安陸州（今湖北省鍾祥市）抵達了京城近郊。當看到禮部尚書毛澄呈上“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的儀狀時，當即就翻臉了。“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強勢要求以皇帝禮儀入京。
當十四歲的少年大搖大擺從大明門進入京師時，大明王朝的文武百官們首度領教了什麼叫明世宗的倔強。
按照內閣首輔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的安排，“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相當於朱厚熜過繼給明孝宗，正式成為明武宗的弟弟而繼承皇位。
自持有迎立之功的楊廷和原指望可以對皇權有所制約，以免重蹈明武宗荒誕而廢弛朝政之覆轍。殊不料倔強的少年天子根本不買這個帳，尤其是改變“誰是我爸爸”的問題非常不滿，要求內閣另議。
禮部尚書毛澄等複議後還是堅持前議，雙方一直來來回回持續了百餘天。直到七月份觀政進士張璁提出了“繼統不繼嗣”。意思是繼承太祖之統，來自祖父明憲宗而非伯父明孝宗。
圍繞“誰是我爸爸”的問題，雙方針鋒相對長達三年半之久，史稱“大禮議”。
嘉靖三年（1524）七月，在左順門跪請改變繼統旨意的229名官員皆被處罰。除了為首八人被充軍外，其餘四品以上皆奪俸五品以下皆杖責。以當場打死17名官員的代價，少年天子強勢解決了“誰是我爸爸”的問題。
此後，明世宗的倔強則一發不可收拾。同時，嘉靖一朝的良好開局也因而阻斷，迎合皇權的傾軋構陷、爭權奪利開始貫穿整個嘉靖朝局。
楊慎為楊廷和之子，明三大才子之首。大禮議事件中作為為首八人之一，被杖責罷官，謫戍雲南永昌衛
此時蒙古諸部落間的整合已經進入尾聲，駐牧於大青山南麓的俺答“部落十餘萬眾，明盔甲者三萬有奇”，“最貧，故喜為抄掠”，成為大明王朝北疆最大的威脅。
從嘉靖元年始，“若或缺用，則必需求，則必搶掠”，無歲不宼，次數愈發頻繁規模也日益增大。
作為京畿第一道防線的大同，卻因嘉靖三年和嘉靖十二年的兩度兵變“府庫空虛，行伍離散”，“田無菑畬，官民困竭”。
當時除了山西鎮分別在嘉靖八年（1529）修築“偏關東北三十里，東起老營石廟兒，西抵白道坡石梯墩，沿山削崖，平地築牆，長九十餘里”和嘉靖十三年（1534）“自雕窩梁至達達墩，築邊八里二十八步，砌以石”外，大同鎮的長城防禦體系構築直接陷入停滯狀況一直持續了十餘年。
直至嘉靖十七年（1538）“大同修築聚落、高山二堡成”，大同邊防防禦體系修建才正式迴歸。
嘉靖十八年（1539），築成“東酉陽和、西連左衛。三面開耕，一面禦敵”的鎮邊、鎮川、弘賜、鎮虜、鎮河五堡，堡外深挑壕塹，壕外築起墩臺六十餘座。
在大邊小邊“俱失守，棄為虜地”前提下，“五堡竟成，備禦亦稍固焉”，由此掀起大同鎮防禦體系修築的一個小高潮。
陽高縣長城鄉鎮邊堡
鎮邊堡土牆
大同新榮區今鎮川堡外
鎮川堡
大同新榮區 鎮虜堡村 外
與此同時，山西鎮防禦體系亦進入全面修葺階段。
嘉靖十八年，“東起陽方口，經溫嶺、大小水口、神池莽麥川至八角堡，悉築長城凡百八十里，且築且斬因山為險，土石各半，外為壕塹”。
嘉靖十九年（1540），“雁門隘寨三百里，高闊以一丈五尺為式”。
但是，大明王朝腐敗的吏治令長城防禦體系宛若虛設，頹敗的邊務如同狂風中的落葉般幾乎無法抵禦愈發頻繁的擄掠。
嘉靖十九年（1540）八月，俺答與大同守軍秘約“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蒙古鐵蹄得以由井坪、朔州直抵雁門關下，進入三關腹地殺掠人畜數以萬計。被“嫁軍禍於臨鎮”的“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而不以聞”。匪夷所思的是，遠在京城的兵部尚書張瓚得到告急馳報，居然“寇且退矣，何事張皇”。
蒙古大軍整整擄掠兩個月有餘後，攜帶所掠輜重“徐徐出塞”，邊務之廢弛可見一斑。
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俺答繼嘉靖十三年（1534）“挾眾欲入貢”被拒後再度遣使請求“通貢”。承諾“即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塞外，永不相犯，當飲血為盟誓”，如若不允“即徙帳北鄙，而縱精騎南掠雲”。
明世宗怎能受此要挾，下詔“擒斬俺答阿不孩者，賞千金”，“不許循習常格，虛文塞澤責，務選將練兵，出邊追剿，數其侵犯大罪，絕彼通貢”。
惱羞成怒的俺答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入邊擄掠，試圖以此達成“通貢”。可惜這種軍事搶掠和求貢交叉進行的方式在明世宗一意孤行近乎病態的倔強面前毫無作用。
嘉靖二十一年（1542）正月，“升山西副總兵戴廉為總兵官，鎮守山西地方”。以總兵鎮守制度為標誌的山西鎮正式確立，完成了大明王朝九邊重鎮的軍事格局，也開啟了構築長城防禦體系的巔峰時期。
嘉靖二十一年（1542）“修大同邊牆三百九十餘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護墩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
嘉靖二十二年（1543）弘賜五堡之西築滅虜、威虜、寧虜、破虜四堡，其東築靖虜堡，稱之“靖虜五堡”。
嘉靖二十三年（1544）築殘胡、破胡、殺胡、威胡、敗胡、迎恩、阻胡、滅胡、拒胡堡，稱之“滅胡九堡”。
同時，山西鎮“自丫角而南歷老營、野豬溝、利民一帶增築舊邊一百四十里，望臺一百二十八”；“東自平型，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遊擊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
嘉靖二十三（1544）至二十八年（1549）間翁萬達出任宣大總督，重新建立並加強了山西長城防禦體系的整體防禦能力。
首先，修築並加固完善了弘治三年後一直未加以修繕的二邊長城。“自大同左衛二邊馬頭山起，東由黑山門、宣寧、水口至榆溝，補修邊牆一百五十餘里”，“添築墩臺八十二座”。
修繕二邊長城的同時，“修補水口、宣寧、亂草營舊堡三座”，並改名鎮羌、拒牆、拒門堡，在馬頭山下增築助馬堡，稱之“鎮羌四堡”。
宏賜五堡、滅胡九堡、鎮羌四堡的修建，在大同鎮城周圍形成一個完整的防禦保障體系。
其次，修築宣大兩鎮交界邊牆，使大同鎮邊牆全線貫通。“大同東路之天城、陽和、開山口一帶邊牆一百三十八里，為堡七，墩臺一百五十有四”。至此，“東自宣府西陽河起，由天城、陽和、左、右、威、平、井、朔至山西丫角山止，修築邊牆六百五十餘里”。
再者，完成山西鎮三關邊鎮邊牆共五百里。
最後，邊牆“精心計，善鉤校”，“牆堞近遠，壕塹深廣，曲盡其宜”。得以“宼乃不敢輕犯，牆內戍者得以暇耕牧，邊費亦日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連續十餘年“詞頗恭順”求貢卻被拒的俺答徹底失去了耐心。“傳箭諸部大舉”，十萬蒙古鐵蹄長驅直入，宛若出入無人之境直抵大明王朝京師城下，史稱“庚午之變”。
可氣的是，以賄賂嚴嵩之子嚴世藩“得總兵宣大”的仇鸞竟“以重金賄賂俺答，令其移宼他塞，勿犯大同”。
可悲的是，原本十多萬在冊的京軍此時僅四五萬，且“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 。兵部尚書丁汝夔“恇憂不知所為”，首輔嚴嵩“惟堅壁為上策”，任其擄掠“飽將自去”。
可嘆的是，即便是在蒙古鐵蹄兵鋒之下京師幾近淪陷的情況下，倔強的明世宗也沒明確允許“貢市”，僅僅只是“暫許之邀以出塞，既出而後不許”。
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雖然是模稜兩可的答覆，肆意擄掠滿載而歸的蒙古大軍還是緩慢撤去了。
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大同鎮羌堡馬市開啟。俺答親臨市場，“約束部落，始終無敢有一人喧譁者”。
在威逼下做出權宜之計的明世宗深以為恥，僅僅一年後便下詔罷馬市並言“復言開市者斬”。
位於大同新榮區的鎮羌堡，現如今已成村落
大明王朝的北部邊疆再燃戰火，長城防禦體系再掀修築邊牆、城堡的高潮。
嘉靖三十七年（1557）兵部尚書楊博總督宣大山西，對翁萬達當年修築的大邊邊牆進行維修。“修補大同鎮西、中二路寧虜堡至樺林兒墩廢棄邊牆墩堡敵臺”，計一百六十餘里，增築墩臺一百二十餘座。
修邊的同時，增設墩堡以加強完善長城防禦體系。“修神地諸牆塹，以絕入山西路”，“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浚大壕二道，各長八十里”。
至此，大同、山西兩鎮的長城防禦體系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而大明王朝也陷入到一個消極的迴圈鏈中，隨著蒙古騎兵南下擄掠的頻率，“倚牆固守”的長城防禦體系毀而復修，修而復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