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知識範疇中的“天地自然歷史”與“人文社會歷史”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不僅僅是史學知識的核心問題，也是哲學知識的核心問題，甚至也是道德倫理學知識的核心問題。中國與西方的哲學的根本區別，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人們在認知天人關係時，究竟應是以人的身心性命為天人之學的根本參照系，還是應以人所區域性、特殊認識範疇內的“自然科學”知識為參照系的問題。
至今為止，中西方的這種哲學標準差異，依然是存在的。比如，我們縱觀西方近現代思想史就可知，法國的孔德實證主義之所以會在西方思想文化領域之中產生出了那麼大的影響作用，斯賓塞、赫胥黎等人的達爾文主義的社會進化論之所以會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產生了那麼巨大的影響作用，這兩門西方社會科學知識之所以會對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宣揚的“科學，民主”也產生了非常重大影響作用。
就是因為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在1848年左右，他就試圖構建出一種以自然科技的發現成果去指導人類社會歷史的“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知識體系，他甚至試圖建立出一種以“科學”教條為教旨的“人道教”；就是因為19世紀後半頁，英國的社會學家斯賓塞、赫胥黎等人試圖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去構建出一種以非人類的生物學原則去指導人類人文社會科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由此可見，當西方哲學走出中世紀的神學中心的宇宙論以後，西方哲學家們很快就把他們思想自然歷史和人文歷史的參照系，從神學轉移到了20世紀的西方科學哲學家波普爾所批判的“泛自然主義”的立場上了。
縱觀西方哲學思想史就可知，自從哥白尼的日心說動搖了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上帝和上帝代言人的教皇統治一切的經院哲學基礎之後，西方的一大批人文哲學家就都在躍躍欲試地尋找能夠替代基督教上帝的另一“新上帝”，從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到孔德的“科學的人道教”，再到斯賓塞等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再到近現代西方思想史上的各式各樣的“共產主義、自由主義”，西方人好像一直就走不出試圖再造一個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新上帝”的思想泥潭。
由此可見，一種思想方法不被徹底改革，西方也存在著中國歷史上的“打倒一箇舊皇帝，再造一個新皇帝”的歷史怪圈現象！某種程度上說，西方近現代史上的這種再造普世“新上帝”的熱情和所表達出來的“換湯不換藥”問題，可能比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情況更加嚴重！所以，今人最好不要說西方就已經走出“中世紀”了！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上看，現今西方可能還處於在己的“現代中世紀”歷史時期之中。
應該說，19世紀的西方思想家中，略晚於法國孔德的德國馬克思的確是個傑出的天才人物，他先於許多西方思想家而很早就意識到了人類感知的外部客觀自然歷史與人類自身的人文歷史應該存在著“合一”不分的關係，思想家的馬克思的這種價值觀，有些類似於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方法。
“自然界與歷史之間的對立”是意識形態學家們製造出來的，這是由於他們從從歷史中排除掉人對自然的生產的關係。馬克思在批判布魯諾·鮑威爾時說：自然和歷史不是“兩種不相干的東西”。在人的面前總是擺著一個“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馬克思的自然概念》）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的自然，自然的歷史”概念，“自然的歷史”，是指意的自然科學；但是，什麼又是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的自然”呢？
這不見馬克思的解釋，西方其他哲學家也幾乎都不解釋這個命題，但是，筆者認為，馬克思所說的這個“歷史的自然”概念，很可能就是馬克思在另外的文獻之中所說的“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馬克思出於批判“異化勞動”時從哲學意義上去論述人與自然的互為主客關係的一個專用詞彙。儘管馬克思是西方世界中最早意識到了“人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和人類認識存在著主體和客體的互相關係的哲學家之一，他甚至在論述人的認識中的主、客關係時還說過：“我們知道，只有當物件對人說來成為屬人的物件，或者說成為物件化了的人，人才不致在自己的物件裡面喪失自身。”
西方哲學，是一門至今還在發展之中的尚還年輕的學科，其中，制約西方哲學的最大困惑點所在，就是我們以上所說的這個關於人與自然之間，究竟誰為主體參照系和人類倫理是非究竟應以什麼為判斷標準的問題。20世紀初期，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問世以降，由於愛因斯坦相對論是迄今為止西方科學之中唯一的一門在人思想宇宙問題時將人的認知主體放置在宇宙之中去加以複合論證時空相對關係的學說。
因此，大力闡發愛因斯坦提示出的新時空宇宙論的英國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20世紀中期嚴厲批判了過去以往西方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那種以人類自身所觀察到的侷限和特殊的自然科技知識去框套人文歷史一切的“泛自然主義”學說，他特別針對曾經重大影響作用過世界社會科學和中國人文社會學科的西方社會進化論和實證主義學說進行了“釜底抽薪”的批判。
自從卡爾·波普爾的科學哲學理論問世，19世紀中後期以降曾經一度風靡世界，且甚至重大影響過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宗旨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基礎，也就是類似於斯賓塞等人的社會進化論學說和孔德實證主義等西方哲學和社會學說的理論基礎，也就被徹底動搖了。既然波普爾的科學哲學思想證偽了19世紀以降的西方一系列所謂的社會科學思想原則是不可靠的，那麼，20世紀初期的依賴於西方“社會科學”思想的嚴復、梁啟超、陳獨秀、胡適等人所構建的一系列所謂中國“社會科學”思想原則的理論基礎，也就因此被掏空了！
這，就是為什麼當今中國，也包括當今人類世界，必須回頭向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學說重新吸取營養以重構中國和世界新文化的緣故！為什麼“和，生，自然是”，是中國人所說的“道德”的三大核心內涵呢？這是因為：和。和，是中國古人所觀察到的包括人在內的宇宙中的“平衡，迴圈”的概念表達現象！由於中國很早就進入了相對發達和精耕細作的農業耕作社會形態，因此，精耕細作的水利農耕歷程之中，中國古人注意到了天地自然中的日月星、春夏秋冬和動植物的生死等自然現象，均是原始反終地反覆迴圈的，即西漢思想家揚雄所說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
也如西漢思想家嚴君平所說：“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耀；四時始終，故能育成。······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老子指歸·致虛極篇》見商務印書館《老子指歸譯註》）包括人在內的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均存在著原始反終的迴圈現象，有了“可反覆性”的迴圈，才有人類所說的“規律”可言，而迴圈又必然是構建在萬事萬物的“平衡”基礎之上的。
由此可見，萬事萬物無平衡，就無迴圈可言；同理，無迴圈，就無人類知識之中的規律可言。中國古代詞彙中的“和”與“平”這兩個概念，之所以聯絡在一起，是因為，和即平，平即和；無平無和，無和無平。平，即平衡之道。平衡之道，則又是構建在萬事萬物的各自和平共處的生死迴圈現象基礎之上的。而這種萬事萬物的生死之道，說白了，就是正反進退之道。中國古人所說的“和”，蘊含著平衡、迴圈、彼此尊重認可、彼此按照自身的生死之道去共同維護一個整體系統的正常發展的內涵。
而且，中國的古人所說的宇宙之中的“無常”，也是相對於“有常”而言的！說白了，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無常”，無非就是指意的人類尚不能夠明確知道和明確表達出的自然歷史和人文歷史之中的那些本來“有常”的自作自為現象而已！這樣，揚雄等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學家，就破解開了人類知識之中的“有、無”與“有常，無常”的內在關係本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