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紫禁城東南部示意圖，明代中後期，內閣多指文淵閣。

近日，位於燕山腳下的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文瀚閣開館展覽，西安分館文濟閣、杭州分館文潤閣、廣州分館文沁閣也相繼建成，四館分別選址北京燕山、西安秦嶺圭峰山、杭州良渚、廣州鳳凰山，它們用於存放中華民族文化瑰寶，讓文化典籍“藏之名山、傳之後世”。

國家版本館總館及分館的命名，讓很多人想起了清代的“四庫七閣”：清代為收藏《四庫全書》分別建設了北京紫禁城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淵閣、瀋陽故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和杭州西湖聖因寺文瀾閣，故稱四庫七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的開館展覽中，還設有“淵溯津瀾——《四庫全書》文瀚合璧”古籍庫展，首次同臺展示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文瀾閣四閣真本和模擬影印版本。

說起“四庫七閣”，尤以文淵閣最為重要。它位於紫禁城內，是乾隆年間建起的一座藏書樓，用以存放《四庫全書》。事實上，往前追溯，在明代的紫禁城裡，同樣有文淵閣，而且它也是藏書所在。明代文淵閣在哪裡，它有著怎樣的變遷？

明成祖為了遷都北京，開展了大規模的皇城建設，當時的北京城，“凡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壯麗過之”。永樂十九年（1421），建成北京文淵閣，位於午門之內，面對皇城。據《宣廟御製文淵閣銘序》載：“太宗皇帝肇基於北京，開閣於東廡之南，為屋若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

早於北京文淵閣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建設的南京文淵閣。南京文淵閣是宮中藏書場所，也是翰林官員辦公的內署。據《宣廟御製文淵閣銘序》載：“我太祖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數員，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

清內閣中書沈叔埏（1736-1803）《文淵閣表記》也記載：“文淵閣在洪武時，在奉天門之東，成祖北遷，營閣於左順門東南，仍位於宮城巽隅，遵舊制也”。由此可見，文淵閣在北京宮中的位置與南京宮中的相同，均在左順門外的東南角。

明代北京皇宮裡的文淵閣建成後是什麼樣子呢？明英宗時翰林院修撰彭時（1416-1475）在《彭文憲公筆記》中有記載：“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以黃瓦，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匾，匾下置紅櫃，藏三朝《實錄》副本。盡前楹設凳東西坐。餘五間皆後列書匱，隔前楹為退休所。”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退休所”是指內閣人員退朝之後的休息場所。

嘉靖年間，明廷又對文淵閣進行了擴建。明代崇禎年間的刑科給事中孫承澤（1593-1676）在《春明夢餘錄》中記載：“初制規模甚狹。嘉靖十六年（1537）命工相度，以閣中一間奉孔子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開戶於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篷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

明崇禎時翰林院編修黃景舫（1596-1662）《館閣舊事》也記載：“文淵閣在皇極門東廡盡處，文華殿之前，十庫之後，正面皇城，凡十間，皆覆以黃瓦，西五間中扁‘文淵閣’三字，閣上藏實錄圖書，前楹設凳。”

上述記載說明了文淵閣的大概情況：它位於左順門外東南角，面對皇城磚牆黃瓦；文淵閣共十間房，西五間中間的一間上懸牌匾“文淵閣”；左右分別有制敕房，西邊為閣臣擬票場所，東邊專藏典籍。

永樂十九年，明成祖還將南京文淵閣藏書每種取一部共百櫃運到北京。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南京皇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剩餘藏書悉化為灰燼，南京文淵閣毀於一旦，幸運的是當時運走的珍貴書籍得以儲存。

當時由南京運來的百櫃書籍並未即刻入文淵閣，寄存於左順門北廊。由於故宮的宮殿建設非常浩大，再加上後來火災損毀宮殿後斷斷續續進行維修，一直到正統年間，規制始備，所以從南京運來的文淵閣藏書只能臨時借地存放。

正統六年（1441）六月，明內閣首輔楊士奇（1365-1444）等所著《文淵閣書目·題本》載：“查照本朝御製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回來，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聖旨，移貯文淵閣東閣。”也就是說，直至正統六年這批南京來的書籍才移貯文淵閣東閣收藏。

明初，南京文淵閣也是翰林官員辦公的內署。永樂遷都後，當時北京沒有設翰林院署，所以，翰林院官員也是到文淵閣辦公。正統七年（1442），明廷將修復宮殿剩餘的材料建造了翰林院，翰林院這才與文淵閣分離。此後，文淵閣成了內閣成員大學士入直（即官員入宮值班供職）所在，這裡也成為禁地和秘閣，一般人難以進入。到天順年間，明廷“命工部修整文淵閣門窗，增置門牆”。從此，文淵閣成為一個獨立的小院。

生活於明末清初的黃景舫，在《館閣舊事》中記載：“文淵閣為禁中深嚴之地，門榜聖旨，閒雜莫敢窺者。跟隨班從，至閣門止，惟一二書寫僕得從入，各給牌為驗。”也就是說明代中後期，內閣與文淵閣合二為一，內閣也多指文淵閣。孫承澤在《春明夢餘錄》中也這樣記載：“凡入內閣曰直文淵閣”。

崇禎年間，明廷對文淵閣進行了區域性的改造。黃景肪《館閣舊事》載：“房舊只四間，開窗南向，如用五六員，則二員於房後黑間坐，晝燃燭。”這個記載是說，當時內閣在文淵閣內辦公，場所狹窄且幽暗，白天也需要燃蠟燭照明。

明代文秉（1609-1669）編撰的《烈皇小識》載：“（文淵閣）東閣五間，夾為前後十間，前中一間供先聖位，為諸輔臣分本公敘之所。閣輔第四員以下則居後房，雖白晝亦秉燭票擬。薛韓城（薛國觀）當國，特鑿一牗，復開門，構數椽以延日色。”文秉的記載也說了當時內閣的辦公條件並不是特別好，為了解決白天照明的問題，當時入閣主政的東閣大學士薛國觀不得不再開一窗，並打開了一道門。

當然，文淵閣的藏書功能在明代發揮得淋漓盡致。文淵閣除收藏經史子集四部書外，還有明朝實錄、寶訓等。據《文淵閣書目》記載，全部藏書總計約5500種，43200餘冊。藏書不僅數量豐富，而且質量極高，珍貴的宋版書居大半。

遺憾的是，明代文淵閣及所藏圖書在明末毀於戰火。明崇禎翰林院編修吳偉業（1609-1672）的《吳梅村全集》有一首詩，對此頗有感慨：“金元圖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記中山王印在，一般烽火竟銷沉。”詩的後面有他自己的註解：“甲申後，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金自汴梁輦入燕者，曆元及明初無恙，徐中山下大都時，封記尚在，今皆失散不存。”他是感慨金元時期流傳下來的圖書百萬卷最後都散失無存。

明末藏書家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也載：“內閣秘府所藏書，……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嘆也！”他的記載正道出了一段史實：當李自成退出北京時，命人縱火焚燒了皇宮，文淵閣未能倖免，大批的珍貴書籍就這樣消失了。

由於戰火，明代文淵閣被毀，它在左順門東南角的具體位置如今已不怎麼確切。清代，乾隆皇帝下令在文華殿後選址重建文淵閣，主要用於儲藏《四庫全書》。重建後的文淵閣也保持至今。

（原標題：明代紫禁城文淵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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