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泉/文
清初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齊名的“四大著名啟蒙思想家”之一的唐甄（1630-1704），系四川宣漢人，我的同鄉先賢。
唐甄的十一世祖是唐瑜，為朱棣皇帝的導師。洪武十二年（1379年）進士，賜翰林，1381年任東宮教諭，永樂十二年（1414年）奉旨入川監視避難巴蜀的建文帝，宅居宣漢南壩，卒葬南壩東陽溪。
唐甄因其父唐階泰為蘇州吳江（今吳江區）知縣，他8歲離開綏定府（今達州），28歲回四川鄉試，中舉人。他做過山西長子知縣，經過商，當過經紀人，晚年生活十分貧困。
他小時附居舅父李長祥家。李長祥，字研齋，自幼好學，“神采英毅，喜言兵”，明崇禎癸未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著有《杜詩新編》《天問閣集》等。該書主要內容是舊聞軼事，多為疏證史案。
記得1978年底，達縣師專（現四川文理學院）中文系主任章繼肅老師主持《天問閣集》校注工作，邀我和另幾位同學幫他謄抄有關資料。也因此，我對李長祥和唐甄二位先賢有一些感性認識。
唐甄的《潛書》被稱為“五百年無此文矣”（魏禧），在我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已破譯為法文、韓文、日文。《潛書》內容博大精深，上篇五十，主要講心性之學，強調“儘性”和“事功”的統一；下篇四十七，主要講治世之術，強調“實治”“富民”。
四川省社科院陳德述先生在《唐甄早期啟蒙思想論》一書中著重闡述分唐甄的早期啟蒙思想。他認為，唐甄啟蒙思想的形成與所處明末清初那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有密切關係，經歷了思想演變的四個發展階段：從力圖實現“志在權衡天下”到“不絕於願望”而不斷探索，從尋找自己與外部世界發生矛盾和衝突根源到轉而“宗孟法王”探索心性學，“面對現實中各種的深刻的社會矛盾，在他的思想中充滿著無限的衝突和鬥爭，在不斷的彷徨、消沉和掙扎的同時，也促使他不斷思考、反思和探索，不斷地轉變自己的思想”，必須放棄心無定所之“逸”，祛掉急於求成之“躁”，方能保操心境的“恆悅”，因為“悅為入道之門”。如此，人之“心性”與“事功”才可達到統一。唐甄竭力透過內心的平衡來抗拒社會的浸蝕和矛盾，以自身之“悅”消解人生的痛苦。這種自我意志力的確立與強大，是需要心性通泰和恆久修為才能做到的。這是唐甄的自我價值給定，也是他為錯亂時代開出的救世藥方。
陳德述先生在分析唐甄思想時，特別強調“治道貴致其實”的理論價值和當代意義，“他針對當時宋明理學‘空談心性’和佛教的‘我法皆空’的理論，提出了‘貴致其實’的思想。”唐甄倡導“實事”、“實治“、“實行”、“實功”，反對“空理”、“空言”和“虛言”。
陳德述先生指出：“唐甄從‘實事’出發，深入研究了社會現實，揭露了封建社會中民不聊生、四海困窮的根源在於封建統治和剝削，他針對當時社會實際，提出了治理社會的十八‘善政’。”唐甄注重“實行”，反對“徒以為文”的形式主義；強調一個真正的儒者必須要有功於世，要“能定亂，除暴，安民百姓也”。唐甄主張“民為國家邦本，為政首在富民”，指出“為國以圖治，論功以舉賢，善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提出衡量國家貧富的標準在於民眾的富裕程度，不在國庫財富的多少。
唐甄否定“農本商末”的傳統觀念，提出要使四海民眾真正富裕，就要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多種生產。他認為，養民富民首要在於大力發民農業，還要全面發展商業和手工業，“為政之道，必先田市。”（《潛書·普施》）“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潛書·達政》），農林牧漁全面發展，才能實現民眾富裕。同時，唐甄大力提倡種桑養蠶的紡織業，主張透過商品流通，提高民眾生活水平。
陳德述先生認為，唐甄的“富民”思想具有鮮明的人民性。要想使民富裕，國家必須以“富民”為宗旨。如果國家不以“富民”為宗旨，要想使人民富裕起來，就好比“適燕而馬首南指”，是根本達不到目的的。唐甄是一位有政治理想、有為民意識、有家國情懷的思想家，在那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社會，鹿甄的思想無疑是一束耀眼的燭照之光，給予人們生存和發展的理性思考和夢想追逐。
唐甄透過對宋明理學的批判闡明瞭自己的唯物主義學說。唐甄將天地萬物及其“成毀”和社會的治亂興哀都視為真實，而絕不是像佛教徒所說的“天地山河”是“泡影”式的幻覺，也不是如宋明理學家所妄說的天地萬物為“吾心”。他認為只有尊重“事實”，才能“順時觀變”，“達情度務”，做到與實際相符合，反對“模古而行”的僵化思想。
唐甄從對自然和社會人事的觀察中，看出了自然和社會人事的產生、發展和消滅的變化過程，由此產生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他說“一刻之間，萬死萬生，草不知根枝，化為塵土；鳥獸之皮骨，化為塵土；人之肢體，化成塵土。勿焉而有，勿焉而無。”還說：“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毀也；知乎必有毀也，亦知其必復有成也。”古亦今，今亦古；往亦來，來亦往；生亦死，死亦生，這是一個“禪代不窮”的無限變化的過程。為了揭示事物變化的動力，他提出一個特殊的概念“機”。“機”主宰萬物變化，促進事物“生之不窮”、“綿綿不絕”，“如蟄蟲之時振，草木之時生，而不知其誰為之者”，只要“得其機而操之”，就可順應事物發展，撐握主動權。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唐甄提出了一系列對立的概念和範疇，如“解閉”、“升潛”、“啟蟄”、“隅遍”、“絕續”等，特別是“止通”“獨該”尤有意味。“止”是指事物的個性，“通”是反映事物的共性；“獨”即特殊，“該”即一般。唐甄的這些範疇都是具有中國哲學特色的標識性概念。
唐甄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心知未見，物享乃見”的原理。陳德述先生指出：“我們主觀反映客觀是在物的作用下實現的。離開了客觀事物對我們的感覺器官的作用，就不可能認識。認識是客觀世界的主觀映象。”在唐甄看來，深入實際，“視觀察問”是認識事物，獲得知識的具體的方法。感覺是聯絡主觀和客觀的橋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要達到“自明”的程度，必須要發揮“心”的能動作用。如唐甄所言：“致思之深，結而成明；求見之篤，結而成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是不能只從感性經驗就認識的，必須發揮思維的能動作用。因此，唐甄特別強調“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實功也”，主張要“量智而謀“，方能取得實踐上的成功。
《潛書》內容豐富，涉及面廣，是唐甄留給我們的巨大的精神財富。陳德述先生對唐甄的政治思想、富民思想、軍事思想、廉政思想等作了深入分析，挖掘出對今天仍然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的資料和觀點，並結合當今社會發展予以辨析和闡述，給人以思想啟迪和智慧加持。
唐甄是一位睿智、善思、勤勉、務實的思想家形象。唐甄的形象，讓我想起法國雕塑家奧古斯特·羅丹創作的雕塑《思想者》，那位強有力的勞動男子沉浸在極度痛苦中的思考姿態，與唐甄的時代人生和悲憫情懷何其相似！
唐甄的思想資源不僅是四川，也是中國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應當汲取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