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湘潭地圖，湖南的商業在明清時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沿河兩岸，繁華城鎮鱗次櫛比。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常立軍

會館是地區商業發展程度的標誌性建築。在它的背後，是一個區域商業繁榮的恢弘圖景。從明初到清末，是傳統中國的最後兩個王朝，隨著人口和貿易的增加，此時的湖南，商業文明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

湖南開始變得重要起來

地緣和交通形式決定了商業貿易的格局。歷史上長期處於帝國邊緣地帶的湖南，顯然經濟上也被“邊緣化”了。

湖南自古以來，地處中原南部，屬於大一統帝國的邊緣地帶。雖然有過某些歷史時期的短暫小繁榮，長期以來卻一直很難走出經濟邊緣區的地位。這種狀況在明清時期，忽然有了一個奇妙的轉變。

發生這種轉變的最主要原因是全國性的商業格局變化。明清之際，中原與江南這兩個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圈已擴充套件到嶺南和西南區域。經濟圈之間的聯絡迅速增強。湖南從帝國邊緣一躍成為重要的連線樞紐。原本與中原來往較少的西南民族地區，在明清時期迅速增多。

湖南的水運交通優勢在這個時期顯現了出來。無論是沿著湘江到嶺南，還是沿著沅水去西南諸省，湖南都是一個便捷的通道。湘江與沅水，成為了那個時期國家級的“幹線高速公路”。湖南的人口也在同步增加，僅沅水流域，在清代人口就已經達到600多萬，遠遠超過之前歷史時期的人口數目。湘江流域的人口增長，則多來自於江西移民。大量移民導致土地資源的緊張，經商變成了另一條謀生之路。湖南的商業活動，伴隨著移民大潮，日漸繁盛了起來。

洪江古城。今天遺存的古鎮，多是歷 史上的區域商業中心。 組圖/阿信

湖南的商業社會，與時代同步，在明清到達一個黃金時代。這個時期的湖南，沿著四水流域，遍佈著各省會館。它們的興衰成敗，見證了湖南乃至全國的商業發展史。商業的發展，讓商人的地位，也從“士農工商”的最末排名開始慢慢抬升。擁有大量財富的商人們，也開始在社會中展示自己的存在感。會館因此開始興盛。曾經分佈在湖南四水流域星羅棋佈的會館，便是那個繁榮時代的證明。

古鎮，大多是曾經的商業中心

在湖南，經常可以看到一種叫作“市”的地名。如津市、熱市、浦市、暮雲市等等。這些地名的產生，正是商品交易所致。明清時期的湖南，商品交易把城鎮化推向了一個高潮。

洪江古城。商業繁華已褪，生活氣息仍存。

湖南近現代城市群在這個時期規模初現。除了傳統的城市，沿著四水流域，大大小小的市鎮開始茁壯成長。商業的發展，帶動了湖南區域整體的城鎮化程序。並由此形成以四水流域為脈絡的龐大城市群落。在此之前，湖南的城市多以區域政治中心的面貌出現。商業帶動的湖南城鎮化，形成了諸多的“市”、“墟”、“場”。這種市，與我們今天所謂的城市有所不同，它指的是一個地方的物資交易中心，類似於今天集市的概念。在湘江流域，隸屬於長沙府的湘潭縣迅速成為重要的商業中心。儘管它並非政治中心，卻因為在湘江獨特的地位，而一躍成為商業極為發達的中轉樞紐。明代湘潭籍官員李騰芳曾這樣自豪地描述自己的故鄉：試問湖南諸郡其為水陸之會，上下走集之門戶，誰如湘潭？

在沅水流域則誕生了洪江商城。它坐落在沅水、巫水匯合處，商城起源於春秋，成形於盛唐，鼎盛於明清，以集散桐油、木材、白臘、鴉片而聞名，是滇、黔、桂、湘、蜀五省地區的物資集散地。洪江商城並非孤立的存在，在沅水商業線上，黔陽古鎮、龍溪古鎮、託口古鎮、瀘陽古鎮、浦市古鎮、王村古鎮等諸多商業城鎮形成星羅棋佈的水運商業網路。它們幾乎都是沅江支流與幹流的匯入口。同時擁有兩條河流的市鎮，往往成為最受青睞的商業碼頭。

明清時期，商業促進湖南城鎮化的一個重要依據是這個時期州府縣城數量的增加。明代湖南轄63州縣，到了清光緒年間，已經增加到69個州縣5個直隸廳。市鎮墟集的數量則增加更為迅猛。如清初長沙縣的市鎮墟集數量還僅有五個，同治年間就已經擁有了34個。今天我們旅行時見到的很多歷史古鎮，如洪江、黔陽、浦市等等，大多是當年的商業中心。

湖南的會館中，江西的萬壽宮數量最多

北五省會館門前石獅。圖/記者常立軍

會館是什麼？從功能上，它可以被理解為辦事處、招待所、商業會所、神廟、影劇院以及會議中心。我們無法用一個簡單的答案來概括它如此之多的用途，或許“同鄉文化與商業交流綜合體”更適合用來解釋它的存在。

會館也承擔了試館的功能

傳統中國，幾乎每一個產業背後都有強烈的地域性。雖然會館有同鄉和同業兩種，但大多數都是同鄉屬性，同業會館並不是特別多。

地域是傳統中國裡僅次於血緣的親密關係。時至今日，這種相關性也未完全消失，新化人經營列印店、福建人經營茶葉、浙江人經營小商品、湖南多網際網路大佬，一個行業的地域屬性，有其明顯的地理決定性特徵。而同鄉間更為緊密的資訊傳播與情感互信，促成了這種現象的持久延續。

會館為在異地的外鄉人提供了一個公共空間。同鄉間的互幫互助成了會館的主要功能。

湘潭北五省會館，牆上的石獅子還在仰 望著天空。 圖/記者常立軍

會館的基本功能是“祀神、合樂、義舉、公約”。祀神是指舉辦的各類神祇祭拜，樹立了集體象徵和精神紐帶。“合樂”則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會與娛樂的空間。義舉，則是幫助遇到困難的同行，即自助互濟功能；公約，則是相互規約，制訂規章制度，完善商業機制。

最早的會館，其實是試館。主要功能是為考生服務，同樣帶有強烈的地域性，卻與商業無關。明代靖難之亂後，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進京趕考就成了各地考生們人生第一大事。但在人生地不熟的京城，住宿、生活、備考都成了麻煩事，早期的會館便應運而生了。目前可考的最早會館就是位於北京前門外長巷上三條衚衕的蕪湖會館。

明清時期，民間商業組織“商幫”日漸成熟。為了在陌生環境中集合同鄉、同業力量與外部勢力對抗，商幫必須要有一個公共空間。會館此時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種空間的載體。同鄉同業的商人們在這裡商談交易、聯絡鄉情，會館成為了一個非常有存在價值的社交場所。與此同時，會館的試館功能並未因此去除。各地舉子們仍會聚集在會館，迎接人生的大考。清代晚期，革命活動開始盛行。維新派領袖、湖南人譚嗣同在北京期間就居住於瀏陽會館。他在此聯絡維新派同志，籌劃革命行動。譚嗣同被慈禧太后處決後，瀏陽會館一度成為悼念他的祠堂，旅居北京的湖南同鄉每年在此悼念譚嗣同等鄉賢。今天的北京西城區北半截衚衕的瀏陽會館，已成為譚嗣同故居及紀念館。

會館還是地方性的文化娛樂場所。每一座會館都有戲臺，演出的多是家鄉劇目。來會館聽家鄉戲曲，成了人們思鄉的重要寄託。凡是祭祀或重要節日，會館一般都會請戲班來演出。一曲鄉音，足慰遊子心。

會館，還有一個“特殊”功能：炫富

建築因功能而設，多樣的功能需求讓會館成為一種複雜的建築型別。

洪江古商城曾為沅水上的重要商埠，各地會館雲集於此。組圖/阿信

會館的多功能性，使其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一種基本的格局模式。和大多數中國傳統的公共建築一樣，它也有自己的中軸線。中軸線上依次排列大門、戲臺、庭院、殿堂。戲臺承擔娛樂功能，殿堂承擔祭祀功能，是會館最主要的建築。庭院則普遍比較寬大，承擔聚會功能。

會館兩側一般都有廂房，主要用作會談、交易。這樣的功能設定，類似於今天商務會所。

會館的戲臺一般設定在進入大門之後的地方，正對著殿堂。看戲的時候，人們就聚集在殿堂和戲臺之間的庭院中。這種設計，與宗族祠堂以及部分廟宇的格局基本相同。在有些地方，會館祭祀的神祇較多，一座主殿已不夠用，但又不能繼續沿中軸線縱深發展，於是便衍生出幾條軸線，形成極為複雜的空間格局。

會館最初的同鄉住宿接待功能，已被轉移到了主體建築外圍的院落。它們獨自成為會館建築群的另一條軸線，獨立進出，與主體建築之間互不干擾。這樣的會館結構，我們還可以在湘潭的北五省會館（關帝廟）中見到。

會館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卻不宜明說的功能——炫富。這個功能體現在各地會館龐大的建築體量和極為繁複的建築裝飾上。會館建築往往極致奢華，會館雖然沒有官方所定的規制，卻有著比大多數官式建築更為奢華的裝飾。這種建築往往是雕樑畫棟、翹角飛簷，極盡繁縟。相比於祠堂、文廟一類的公共建築，會館由於商業資本的支援，普遍有著充足的修建資金。這種炫富，對於商業幫會而言，還有著品牌宣傳的作用。它意圖表達出一個地域在異鄉的強烈存在感。在等級森嚴、體系封閉的傳統社會中，這種表達具有非常的意義。

外地的神，被搬運到了湖南

沿著湘江長沙段向北，是歷史上湘江與洞庭湖之間的商業重鎮喬口。喬口有一座歷史建築，名叫萬壽宮。很多人也許會以為它是一座地方性的神祠，其實它真實的身份是江西會館。同樣的情況，大量出現在湘江兩岸。湘潭的江西會館，同時也是萬壽宮。為什麼會館與神祠同處一處呢？因為會館在商業功能之外，還承載了地方信仰的功能。隨著外地人來到異鄉的，不光是外地的建築，還有外地的神祇。

傳統中國的地方信仰極為複雜。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的神祇。旅居異地的人無法祭拜到當地的神，便成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會館因此也成為了地方信仰的載體。這種地方信仰甚至成為了會館的代名詞。

洪江古城。古代的河流交匯處，相當於今天的重要交通樞紐。

譬如江西會館，又被稱作萬壽宮，祭祀真君許遜。山西是關羽的故鄉，山西、陝西一帶崇拜關羽。山陝會館以及北五省會館尊關羽為神，關帝廟就成了這些會館的另一個功能。福建人信奉媽祖，全國各地的福建會館都叫“天后宮”。湖南、湖北信奉大禹居多，兩湖會館中，禹王宮佔據大半。黃州會館又稱“帝主宮”，武昌會館又稱“靖天宮”，貴州會館又稱“黔南宮”，陝西會館又稱“三元宮”，廣東會館又稱“南華宮”，衡州會館又稱“壽福宮”……除了地方神祇，行業內部也有自己的信仰。藥材商的會館有“藥王殿”和“孫祖殿”，泥木行業的叫“魯班殿”，屠宰行業有“張飛廟”……每個地方都搬來了自己的神。對於故土的眷戀，由此可見一斑。

長沙作為省域中心，有沒有自己的會館呢？答案是有。我們在湖南遙遠的西部縣城龍山，就見到了長沙會館，它同時也是南嶽宮。這也是我們所見的唯一一座長沙會館。

今天，當我們面對城市裡完全和本地不同的歷史時期神廟時，它極有可能就是歷史上某個地域的會館所建廟宇。那時的人們相信家鄉的神祇會保佑在外漂泊的他們，供奉家鄉神祇在精神層面形成了一種與外部力量的對抗，這種帶著本地信仰出差的文化現象，讓不同地方的信仰在中國大地互相交融，成為獨特的文化景觀。

懷化儲存會館數量最多

從長沙沿著湘江南下，即可見到當年繁華。

站在湘潭的湘江風光帶，一眼便可以看到老居民區裡的那座門坊，它就矗立在江邊不遠處。門坊是江西會館曾經的門面，一座極致奢華的坊式大門。是湘潭江西會館唯一的建築留存。雕欄玉砌猶在，背後卻已是上世紀老舊的居民單元樓。這樣的場景，形成強烈的歷史反差感。沿著湘潭的江邊，會館建築曾鱗次櫛比，湖南明清商業的輝煌，殘照在被歲月剝蝕的會館建築上。

洪江古城。曾經的繁華為今天的人們留下了一個傳統的溫馨生活場景。

湘潭的江西會館只是湖南諸多會館中的一座。

由於各種原因，湖南各地儲存下來的會館不是太多，而儲存完整的會館更是少之又少。據初步調查，現湖南傳統會館儲存之完整者，以湘西、懷化、湘潭、郴州等地居多，其中又以湘西鳳凰天后宮、萬壽宮，懷化芷江天后宮、洪江忠烈宮、辰溪潭灣萬壽宮，湘潭北五省會館以及郴州桂東萬壽宮等最為著名。其中現存會館數量最多的是懷化。

江西人在湖南的商業網路最發達，因此在湖南的會館中，江西的萬壽宮數量最多。其次是湖南本土會館。在本省的會館中，排名第一的是寶慶會館。數量第三多的是廣東會館。

那些曾經的繁華，見證了湖南商業史上的輝煌。湘潭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它是明清時期湖南湘江流域最重要的商業中心。

清代的湘潭，是內地貨物運往廣州出口和廣州入口洋貨轉運內地的重要中轉站。文化學者容閎在咸豐九年（1859）到湘潭等地考察茶業貿易情況後，在《西學東漸記》中這樣寫道：“迨四月十五日之晨，乃抵湘潭。湘潭亦中國內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國運來貨物，至廣東上岸後，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運至內地。又非獨進口貨為然，中國絲、茶之運往外國者，必先在湘潭裝箱，然後再運廣東放洋。以故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

歷史上的湖南，不僅作為商業貿易的通道存在，其自身也是重要的物資供應地。它們交易的物品，既有本土特產又有外來物資。

外地商幫來湖南做生意，一般都有各自的商品經營型別。如藥材主要是江西商人的經營特色；廣東商人以土產為主；西幫多營國藥、銀樓、估衣；長幫多營油鹽、菸酒；福建商人則多經營菸草；山西商人經營匯票；江蘇商人經營綢布；四川商人經營丹漆，安徽商人經營酒醬，北五省商人經營裘褐、汾酒、關角、潞參；廣東、廣西商人經營海味、葵扇、檳榔、銀硃、玳瑁、翡翠等。這些商品都有著強烈的地域特色，湖南亦然。湖南對外商品交流主要以土產為主，從糧、油、布到紙、皮毛、金銀，幾乎無所不包。除了這些日常百貨之外，安化的茶葉、洪江的木材和桐油、靖州的藥材都是極具地方特色的商品。湖南因此在當時的商品貿易中擁有諸多的優勢品牌，成為全國性的物資供應地之一。

參考文獻：《會館建築》，柳肅《湖南沅水流域商業文化解析》，方磊《明清時期湖南的城鎮和市墟》，顏曉紅《湖南傳統會館研究》，郭學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