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歷史上最重要的相遇進行盤點，漢武帝遇到董仲舒一定算得上其中一個。
兩千多年前的大漢朝，一位野心勃勃的帝王遇到了滿腹經綸的儒學大家，一番思想碰撞加實踐檢驗之後，從此奠定了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的正統地位。
對於這一場相遇，學術界一直褒貶摻半，有的說儒家思想的建議推行“
仁政
”、“
教化百姓
”和“
選賢任能
”等措施為大一統帝國穩定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有的則認為“
天人感應
”和“
三綱五常
”等為後世思想發展戴上了枷鎖。
此文就從漢武帝和董仲舒的相遇開始，以雙方的政治思路為基礎，淺析漢武帝為什麼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一、“天人三策”聊了點啥
漢武帝和董仲舒的合作，是從一場策問開始的。
漢武帝結合夏商周朝代更迭的歷史，以及從三代開國明君到亡國暴君的轉折和發展，對參加策問的飽學之士提出問題：
如何治理國家才是正道，怎樣的治理才能維持長久的統治？
前後三次策問，每一次討論的內容都更深入，董仲舒引經據典，以歷史故事和儒家道理進行剖析，贏得了漢武帝的認可。《漢書董仲舒傳》中，對於這場漢朝版“御前大考”是這樣記載的：
“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
漢武帝發起策問的目的是“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原因則是他想要改變現狀：經過漢初幾位有為當權者的共同努力，秦末亂政和戰爭留下的創傷已經得到恢復，但“無為而治”又帶來了新的問題，所以他想要做出改變，尋求更適合的治國之道。
作為一個想要有大作為的帝王，他想要的無非就是兩個字：
有用
。百餘份對策中，誰能夠對現有問題提出改進方法，而且能夠落到實處，就是他想要的答案。而董仲舒不僅給出了理論基礎，還具有極高的操作性，最重要的是對皇權的加強“甚合朕意”。
二、儒家思想對時代的適應性
很多人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視為對“百家爭鳴”的壓制和扼殺，是對人性思想發展的禁錮，但從漢武帝和董仲舒的共同出發點來看，將儒家思想的地位提升到百家之上，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統治者對國家的管理，更好地建立社會秩序。
（一）“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
漢高祖劉邦經過多年的戰爭建立了新政權，但對於百姓來說，承受的戰爭傷害還要再往前推好多年，所以漢初採取“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是非常適合民生需求和國家發展的，新生的政權和新獲穩定的百姓都需要時間重新積累財富和建立信任。
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家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文景之治”之後，封建王朝第一個繁盛時期到來。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的富足，“無為而治”的侷限性便逐漸暴露了出來，以漢景帝時期的“
七國之亂
”為例，就是諸侯國的政治野心隨著經濟實力膨脹的結果。
這一點董仲舒在對策中就有提到，
“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
隨著國家的發展，再好的治理方法也會出現不適用的地方，發現了問題就及時進行補救修改，使它與時代的發展相適應就可以了。
（二）“天人感應”對加強皇權的現實意義
對於漢武帝來說，發現威脅自己統治的問題並不難，難的是解決辦法，他需要一個合適的理由，以及一個適合推行各種政令的文化背景。董仲舒提出的
“天人感應”
論，將皇權定位為
“此受命之符也”
，既然皇帝是上天所授，萬民自然得遵從上天的指引。
“天人感應”
幫漢武帝解決了文化背景的問題，皇帝是代表上天的意思來治理天下，百姓對皇帝的臣服就是對上天的臣服。思想統一就能令行禁止，皇帝的命令就能夠得到順利地推行，人們對皇權的尊重也將隨著各種政令的執行一步步提升。
同時，董仲舒的
“天人感應”
也有對君主的限制作用，如果君主實施的是夏禹商湯周武“三王”的王者之道，上天感應到他的誠意，就會降下祥瑞以示認可；而如果君主不好好治理國家，只顧貪圖享樂、驕奢淫逸的話，怨氣集聚就會出現災荒、妖孽等進行警告。
（三）用“教化”確立封建王朝社會秩序
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想要實現長久穩定統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是“教化百姓”，而且這個教化過程是與階層關係的確立相輔相成的，他提議：興辦太學，延請名師培養國家的有用之才；為各地選派稱職的官員，對國家的仁政進行宣講。
興辦太學，可以直接為國家培養文化水平高的官員，同時也可以引起其他地方對辦學和學習的重視，以達到提高整個士族階層綜合文化水平的目的。
這樣一來，就實現了對統治階層的教化，能夠更好地幫助皇帝治理國家、管理百姓。
加強民間宣傳則是教化百姓的主要手段，但執行者對政令理解不到位，或者以宣講的名義行禍害百姓的事，反而會造成百姓對皇權的牴觸。所以董仲舒提出的實際上是兩條建議，要對官員進行考核，確保對百姓的“教化”符合統治者的期望。
在這個教化過程中，“大一統”思想和階層觀念也將逐步形成，百姓們能在官員那裡得到有利於生產生活的資訊，就會對官員產生信任和尊敬，有利於官員管理工作的開展；而官員宣講的內容皆是由皇室釋出，也會加深百姓對皇權的敬仰和信服。
興辦太學和官員考核又可以起到選拔人才、肅清官場的作用，讓真正有能力的人得到重用，裁汰尸位素餐之徒，再加上董仲舒提出的“
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也能起到提高舉薦人才質量的作用，漢武帝想要的選拔優秀人才也就能夠實現了。
（四）實現目標的時效性
漢武帝在策問中特別說到過一個問題，百餘人的作答團隊，答案有很多是
“
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
”，
不是凌駕於事實之上的空談，就是照搬古代聖賢的言論，卻完全不能夠靈活運用指導當下的國情。
這也是董仲舒優於其他人的地方，他給出的每一條建議，都來源於古代聖賢往事，也都是從儒家典籍中找答案，但他又能跳出時空的限制，利用古人的智慧適用於當時的具體事件。直接點說，就是活學活用和死讀書的區別。
尤為重要的一點，是董仲舒給漢武帝想要的“盛世”規劃了一個他能夠接受的時間節點。
他依然是引用上古賢王的故事，在解釋興盛和衰敗的過程中，就給漢武帝展開了一幅勵精圖治、實現盛世光景的宏偉藍圖，“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子說的，三十年可實現仁政。
正所謂“
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
”，只要漢武帝治理國家的過程中，以上古賢王為榜樣，選賢任能、剷除奸邪，對百姓推行仁政、引人向善，官員們認真輔政，百姓們安居樂業，幾十年便可以實現天下一統、四海歸一，目標、方法和時間點皆備。
對於年輕的帝王來說，除了董仲舒提到的實際辦法符合自己的預期，最讓他心動的應該就是結果的可見性。按照董仲舒的建議，花三十年的時間治理出一個盛世，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敢在對策中提出“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看似有些狂妄，實則是站在幫助漢武帝快速實現目標的角度。百家爭鳴固然可以帶來思想的碰撞和發展，卻不利於統一思路，思路無法統一，政令的理解和貫徹就會出現偏差。
而且在“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的情況下，更注重的是人們的自主意識，就會降低對皇權的依從性，各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論依據對皇權和皇命提出質疑，嚴重阻礙各種法令的推進和執行，跟“大一統”思想相比高下立見。
漢武帝透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到的，也是其加強皇權、統一思想，以及建立穩定社會秩序的能力。同時，董仲舒提出的觀點和方法，在他看來是順應時代需求，也符合他期望的，他是從對董仲舒的欣賞和信任，延伸到對儒家思想的信任和重視。
他既然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就得考慮可執行性，以及排除執行過程中的障礙，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以有效保障各項治理工作的開展，不僅能解決眼下的困惑，還能幫助自己實現偉大的“盛世”目標，何樂而不為呢？
綜上所述，漢武帝選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因為儒家文化在當時具有比其他思想更好的適用性，更符合他的治國理念。他看重的，是儒家人才能夠幫他實現治國理想，儒家思想能夠助他更快更好地推進治國策略。簡而言之，對他來說，儒術
有用！
參考文獻：
《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