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

張岱

《

石匱書

自序》

就史料來源而言，有關明代歷史的史學生態群落主要由國史、方誌、家史和野史所構成。佔據主導位置的應是國史類史書，因為這一類史書的史料來源比較正規，絕大多數是文冊奏疏邸報等國家檔案文獻，因此它對其他各種史書均能起到一定的制約關係。比如它對家乘就能起到制約。因為國史中常常記錄一些大臣的事蹟，這種記載對於家乘中的諛墓之詞能夠起到證偽的作用。但如果國史失職，則會使國史從一個崇高的位置降低到家史的地位。

明代，來源於政府檔案的國史類別，長時間內只有《

明實錄

》一花獨放。《明實錄》與一般的國史相比，又具有特殊的價值，那便是它本身是政府檔案的彙編和縮編，是

明代檔案

集中而系統化的結晶，具有鮮明的檔案性質。在明代政府檔案“散軼浩瀚，未經裒集隱括，茫無統紀”的背景下，《明實錄》本身又能夠為其他國史的修撰提供可靠的史料。正是由於《明實錄》的這種特殊的史料性質，所以萬曆間學者

陳於陛

認為《實錄》只是“備史”，而不能稱為正史（標準的國史）。他指出：

我朝……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

金匱石室

，似只仿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佈，凡六曹政體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有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缺略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

所以提出了修撰標準國史——紀傳本正史的主張。但此項工作最終不了了之。明代仍然只有《明實錄》可稱國史。與明代國史的畸零狀況不同，來源於民間傳聞的野史則十分發達，如《枝山野記》、《皇明資治通紀》、《

雙溪雜記

》、《瑣綴錄》和《

永昭陵

編年史》等層出不窮，史學生態嚴重失去平衡，呈一邊倒的局面。社會上的稗乘野史流行，使明代歷史真偽難辨。

顧炎武

指出：

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為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

明朝“當代史”史學的生態失衡，是由於國史類史書的畸型萎縮，而這種萎縮與具有檔案性質的《明實錄》深藏宮中有密切的關係。倘若實錄能及時傳佈中外，不僅它本身作為國史能夠風靡社會，而且據以修撰的史料可信的國史也可以大量滋生。然而，由於《明實錄》涉及到明朝宮闈機密和皇帝隱私，所以明政府制定了“崇重秘書，恐防洩露”的制度，將實錄藏諸禁中，秘不示人。

明代後期，對《明實錄》實行的“崇重秘書，恐防洩漏”的制度開始鬆弛。《明實錄》大規模流播民間，始於萬曆十六年，時神宗下令首輔

申時行

將歷朝實錄抄錄成小型御覽本，在重抄中，諸校對、謄錄官乘機“於館中謄出，攜歸私第，轉相鈔錄”，至使當時抄實錄者“遍及臺省”。

然而，《明實錄》的外傳並非一洩如注，其對野史的抑制也有階段性的區別。第一個階段為隆慶（穆宗年號）以前。

神宗

萬曆年間傳抄出的明代實錄大多是穆宗以前的實錄，從而使得隆慶以前的歷史真相得以為時人所知曉，抑制了穆宗以前野史蔓延的勢頭。第二個階段為萬曆、

天啟

和崇禎年間。萬曆以後修纂的《神宗實錄》、《光宗實錄》和《

熹宗實錄

》沒有大規模傳抄出來，崇禎一朝又沒有實錄，人們對這一段歷史仍如罩霧中，致使有關晚明的野史仍然盛行不衰。張岱曾說“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六曹章奏》，闖賊之亂，盡化灰燼”，只有難為信史的“草野私書”。清初的史官

朱彝尊

發現明代“萬曆之後，稗官蹖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由於天啟和崇禎時代野史甚多，所以有“啟禎野乘”之說。

以上根據

謝貴安

《明代國史與野史的生態關係——以〈明實錄〉的禁藏與流傳為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