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生產力得以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進步最直接地表現是商品經濟的長足發展。對於唐宋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李蜒先生將其稱為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高峰。葛金芳先生則把宋以降以江南地區為主的社會經濟形態概括為
“農商社會”，這種社會經濟形態既不同於傳統社會前期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農業社會，它與建立在工商業文明基礎上的現代社會亦有相當的區別，是處於二者之間的一個歷史階段。
而更多的歐美日本學者則將唐宋時期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稱為
“商業革命”。總之，無論是高峰說，還是革命說，學界對於唐宋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論斷基本上已達成共識。筆者將從傳統社會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產權制度變遷、社會流動、人口流動等方面入手來探討唐宋商業革命的歷史淵源，在商業革命的歷史大背景下梳理這一時期的商業資訊變革。
唐宋土地產權制度變革
土地是傳統社會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制度的變遷是生產力發展的表現，同時也對同一時期的社會生產力產生深遠的影響。土地制度的核心則體現在土地產權問題上，從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分封制，到三國時曹操實行的屯田制、西晉的佔田制、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再到唐宋社會以來的“田制不立”，土地產權制度的變革對各個歷史時期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自北魏實施均田制以來，政府對全國土地的分配和流轉實行嚴格的控制。時至唐初，仍然沿用前代田制，實行土地授受制度。乃至唐代中期，政府對土地買賣仍嚴格管控，開元二十三年
（737
年
）
的詔令規定：“天下百姓口分、永業田，頻有處分，不許買賣典貼。
宋初，
“田制不立，不抑兼併”成為常態，宋人因此發出了“千年田八百主”的感嘆，國家從法律上為產權確立提供有力的保護。可見，田制不立不是政府撒手不管，恰恰相反，田制不立的實質是政府放棄了北魏以來實行的“均田制”，“不抑兼併”表明政府放開了土地買賣的洪閘，確認和界定了土地的私有產權屬性，這正是政府實現其國家治理的有力舉措。
諾思認為：
“國家理論之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在於，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國家最終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而產權結構的效率則導致經濟增長、停滯或經濟衰退。”“他認為國家為了實現統治租金的最大化，必須為每個不同的集團設計不同的產權。反觀唐宋社會，情況也的確如此。政府透過不抑兼併、不立田制實現了對土地的私有產權的界定，整個社會都發展到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時代。
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為國家的各項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原動力。無論這些變化是以不同於前代的不經意的改變，還是以令當時人們驚歎詫異不絕的亂象來體現，其實質都是商品經濟發展使然。商品經濟發達最為突出的標誌是作為重要生產資料的“土地”逐漸擺脫政治力量的束縛進入到商品流通之中。均田制的瓦解，標誌著政府的田制從“抑制兼併”向“不抑兼併”的轉變，即土地私有產權得以確立。
而土地私有產權的確立又導致了租佃契約制經濟的興盛，一方面，土地的所有者只能透過經濟手段，採用契約的形式對承租者實行有限的剝削，佃戶按照契約規定將一定租金或實物交納給土地所有者後，剩餘部分全部歸自己所有，在一定程度實現了“多勞多得”的結果，從而極大地調動了佃戶的生產積極性。生產中，人的潛能一旦被釋放，必然會極大地促進生產的發展進步。
從千年前的歷史回到現實，這種情況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後表現尤為突出，土地還是那塊土地，人也還是那些人，耕田的牛也還是那頭牛，乃至其它勞動的工具也都沒有大的變化，可為什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無疑歸因於制度安排的改變，具體而言即生產方式的改變。
另一方面，承租土地的農民可以有退耕權，這樣傳統小農對國家的人身依附不斷減弱，人身自由得到加強，從而為人口的遷徙、流動提供了政策支援。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作為商品生產、交換的主體的人能夠自由流動，只有人身自由得到保障，才可能談及商品和資訊的流動，對於這一點在後面將會詳述，暫且不表。
第三方面，能夠實現多勞多得具有較大人身自由的佃戶根據掌握的商業資訊，靈活地安排農業生產，根據消費調整商品的結構、規模等等。可見，唐宋社會土地產權結構的變革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表象同時又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動力，土地產權結構的變革導致租佃契約制的不斷髮展，租佃契約制在生產、分配、交換乃至消費等方面都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間，人員、商品、資訊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實現自由的分化、組合，這些因素為商業資訊傳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唐宋商業資訊傳播變革概況
在唐宋商業革命浪潮席捲之下，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得以快速流動。與此相適應，商業資訊傳播也呈現出主體增多、傳播範圍擴大，媒介增加等變革情況。
一、唐宋以前的商業資訊傳播情況
人類的商業資訊傳播在人類進行第一次交換活動時就隨之產生了。人類早期的交換行為，多發生於原始社會部落與部落之間，或者氏族與氏族之間，或公社之間。
“早在原始社會部落與部落進行“互相接觸”時，就開始了各種資訊的交流，在資訊交流過程中逐漸產生了資訊的傳播。不同部落對於生產、生活資料的需求的差異性在一次又一次地試探性“交換”行為中得到明確和傳播。
透過以上幾則材料可見，從原始社會到西周以來，因地域、氣候等自然因素的不同從而導致各地自然資源存在巨大的差異性，進而導致各地生產、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各地部落、氏族亦或是個人為了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實現各自效用最大化，紛紛從不自覺到自覺地走向商品交換之路。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商業資訊傳播也隨之產生。
商品交換之於各個氏族、部落都有重要的經濟影響，因此在交換之初多是部落首領出面。在長期的交換過程中，部落首領發現交換不僅能為整個部落帶來便利，同時還能為個人帶來大量的財富。因此，原始社會至西周以來的經商活動，長期被部落首領以及其它特權階層所控制。
春秋戰國以來，隨著生產力的不斷髮展，農業手工業產品不斷豐富，我國傳統社會的商品經濟在春秋戰國之際逐漸向第一個發展高峰邁進。這一時期，貴族經商仍然呈現出強勁的勢頭。
這一時期，湧現了一大批善於經商致富的著名商人。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於被人們稱之為治生之祖的白圭。白圭
“樂觀時變”，他觀察的其實就是各個市場的商業資訊，提前預知市場供求變化，做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另外他還注意到氣候變化與農業生產豐歉的緊密聯絡，從而預知市場的供求，物價的漲落。白圭之所以能成為治生之祖，是因為他堅持做到“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及時主動地掌握並充分利用商業資訊的傳播為其商業活動服務。
秦漢時期，為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商人階層更加重視商業資訊傳播。
司馬遷看到了商業活動的重要性，但是
“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的過程是如何實現的呢
？
如果沒有商業資訊的傳播，人們是如何知道此處物賤，彼處物貴呢
？
西漢建元六年
（
前
136
年
）
，唐蒙出使南越國，出使南越的唐蒙透過吃蜀枸醬，進而瞭解到從番禺到雲南有一條水路
（
今北盤江
）
通行的重要資訊。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國看見蜀布、邛竹杖，進而推測有一條從西南通向天竺，再到中亞的商道。一塊平凡的蜀布，一根貌似普通的邛竹杖卻折射出一條重要的商業資訊。
南北朝時期，各地雖屢經戰亂，但商品經濟活動仍然在戰爭的縫隙中頑強的生存與發展。這一時期也不乏商人利用商業資訊傳播而成為鉅富的記載。洛陽富室劉寶善於收集和利用商業資訊，他在多個州郡都會之地均設一宅，同時配備資訊傳播交通工具
——馬匹，當然除了房子、馬匹之外，肯定相應地也必須配備相應的人員，這樣就相當於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資訊網路，因此他能較短時間內掌握各地鹽、粟等商品的價格高低，供求狀況，然後根據情況調運商品，從而獲得超額的商業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