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史學
環境史學是以環境運動的派生物的形式在1970年代末期的德國興起的。環境運動主要是一場反核技術的運動，德國環境史最初主要也是從技術的批評史發展而來。據納得考的觀點：文化史學派在環境史的發展程序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這也是本書將環境史學作為與文化史學有別的派別加以單獨論述的原因。環境史和文化史作為不同型別的研究，它們的關係仍是一個未解的難題，所以需要給“環境史”下個定義。
納得考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生活和再生產的條件的一部分。它分析人類怎麼影響這些條件以及人如何應對因此而產生的麻煩和問題。在這個語境中，應該特別關注人類行為產生的長期無意識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對自然程序的綜合影響和對自然程序的連鎖反應這兩者是相關的。美國環境史研究的領袖人物唐納德·沃斯特，則更強調把自然置於環境史研究的中心位置。
納得考是德國環境史學的重要代表，比勒菲爾德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技術史、醫療史、精神史和環境史。其涉及環境史的著作主要有：《俾斯麥以來德國的工業和政策》、《動力、能源和工作：時代大變革中的能源技術和社會》、《德國核經濟的繁榮與危機：1945-1975》、《木材：技術史中的一種自然原料》、《18世紀以來的德國技術》、《神經質的時代：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的德國》、《自然和權力：環境世界史》、《歷史中的人與自然》等。
從這些著作的名稱就可以窺見環境史學主要關注些什麼問題。環境史有可能成為德國曆史研究新的“增長點”。納得考教授認為，在德國環境史研究中，對農業史、排水和灌溉史的研究仍有許多作要做：19世紀以前的環境史，東歐、俄國和阿拉伯世界的環境史等都是環境史研究中有待探索的新領域。
德國曆史理論的發展
兩次世界大戰標誌著以單靠增加海外殖民地來擴大市場的方式走到了盡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性的交流與合作的加強，則代表著世界歷史發展的新階段，而新階段的標誌是，以合作競爭取代以前的血腥暴力爭鬥。新的合作，代表新的經濟增長的可能。這也同樣反映在德國戰後的思想上。伽達默爾強調詮釋學上理解的可能性和哈貝馬斯強調的主體間作用，都是“合作”、“協調”和“交流”等的社會政治意識的典型表現。
在歷史學領域，歷史學家和理論家也強調大歐洲意識，強調世界的合作和跨文化的交流，康德、赫爾德、席勒等思想家的世界主義被呂森等學者重新闡發，這些都是為了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呂森生於1938年，屬於生於戰時長於戰後的一代。1966年於柏林布勞斯威格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的是德羅伊森的史學理論。1994-1997年任比勒菲爾德大學跨學科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4月後任埃森文化科學研究所所長。
其主要著作有《概念史：德羅伊森歷史理論的開創與建立》（1969年）、《史學理論的更新：歷史科學理論研究》（1976年）、《史學理論的基本特徵》的三部曲：《歷史理性：歷史科學的基礎》、《過去的重構：歷史研究的原則》和《生命的歷史：歷史知識的形式與功能》以及《歷史主義的歷史》（1992年）。現在呂森譯成中文的著作是《歷史思考的新途徑》，此外還有一些零散的論文。呂森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德羅伊森的史學理論，這一選擇其實對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一方面，他的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德國19世紀乃至更早的史學理論。德國19世紀的史學理論蘊藏著豐富的寶藏，但是對蘭克、德羅伊森等人真正意義上的研究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這方面，呂森和他的學生在德國史學界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正如呂森所說，德羅伊森代表的是跟尼采的歷史觀念相對的一方。德羅伊森更多是強調歷史理性、歷史方法論、歷史知識及其社會功能。尼采是後現代主義的先驅之一，呂森在戰後德國史學理論的反思中強調德羅伊森，顯然是要與後現代主義模糊歷史與文學的區別的立場去分開來。
呂森的這一立場，在《史學理論的基本特徵》的三部曲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他所使用的一些關鍵詞彙，還有他的三分法都可以在德羅伊森的《史學理論綱要》一書中找到原型。呂森的《歷史思考的新途徑》是本論文集。不看其具體論述，僅從一些文章的標題即可看出呂森的立場與戰後德國史學理論的總體取向非常一致。如《歷史文化－論歷史在生活中的地位》、《歐洲的歷史意識－預設、幻想、介入》、《跨文化交流－民族中心主義的挑戰和文化科學的迴應》、《危機、創傷、認同》、《對大屠殺的回憶和德國的認同》、《對歷史負責－對歷史的倫理維度的批判性思考》等。
呂森和海登·懷特等原創思想家對19世紀德國曆史思想的研究，也促進了德國曆史思想史研究煥發生機，這些研究的出現有利於我們重新審視德國當代的歷史理論和後現代主義的敘述理論。近二十年德國曆史思想史研究的新突破在19世紀上半期和啟蒙時期的歷史理論方面。值得一提的著作有：布蘭克和弗萊希爾彙編的《德國啟蒙史學的理論家》。該書把1750-1810年間一些重要的歷史理論論著整理彙編起來，研究者從中可清楚看出啟蒙時期史學相關理論的發展狀況。
兩人還合著有《啟蒙時期與歷史知識理論》，描述了啟蒙時期歷史理論發展的概況，例如考察了那個時代德國大學開設歷史理論課程和相關論著出版的情況。漢斯－尤爾根·潘德的《歷史知識理論與教學》。該書分析了1765-1830年這段時期（他稱作“後期啟蒙主義一早期歷史主義”）講授歷史知識理論課程常要涉及的概念和理論語言（作者的方法類似於概念史分析）。
約丹的《19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理論：在實用主義與歷史主義之間的過渡時代》。該書選擇了幾十位19世紀上半葉為以往研究忽視的歷史理論家作為分析物件，提出存在一個跟啟蒙時期的實用主義和經典歷史主義都有區別的“過渡時代”。他透過概念分析指出，像“理解”這類概念在過渡時代雖有人使用，但它還沒有上升到方法論的中心地位。烏爾利希·穆拉克的《人文主義時期和啟蒙運動時期的歷史科學：歷史主義前史》以及耶格爾和呂森合著的《歷史主義史導論》是有關歷史主義發展史方面最權威的著作。
伊格爾斯在《介於學術與詩歌之間的歷史編纂》中反思海登·懷特的歷史編纂方法時指出：“我近年來的工作介於兩個方面，從這兩個方面我既汲取了重要的動力，也遇到了重大的困難。一方面是呂森和他的學生，特別是布蘭克和耶格爾的工作：他們試圖把18世紀以來的史學著作放在學術的，或以他們自己的術語來說“科學的歷史範疇中去研究。而另一方面，懷特則決心把史學著作主要作為一種文學形式來對待。這兩種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史學著作可以從學術或文學的角度來看待。
呂森強調歷史探索中科學及學術的一面，這種方法雖然不否認歷史敘述的文學及美學的特質，但它的目的是重建過去的真實。懷特則試圖縮小史學研究，歷史的思辨哲學以及想象文學之間的界限。對他而言，任何一種以學術手段重建過去的嘗試，大都只是一種“富於想象力的行為”。”儘管伊格爾斯的概括和評價不一定準確到位，但他揭示出了戰後德國史學理論方面與後現代主義的差別。這種差別絕對不像我們初看上去的那麼簡單，二者的差別涉及更深的層次，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
德國史學在19世紀獨領風騷，在20世紀下半葉的反思也與眾不同，至少與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念有重要區別。後現代主義的解構傾向非常明顯，而戰後德國肩負的價值重建任務賦予其歷史思想更多建構性特徵。希望這種不同將成為德國曆史思想邁向新高度的一個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