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刑

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趙樓村，村民

趙振棠

的侄子

趙作亮

到公安機關報案，其叔父趙棠於去年10月30日離家後已失蹤4個多月，懷疑被同村的

趙作海

殺害，公安機關當年進行了相關調查。1999年5月8日，趙樓村在挖井時發現一具腐爛的無頭、膝關節以下缺失的無名遺體。

經過初步偵查，公安機關就把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於次日（5月9日）刑拘。

在5月10日至6月18日，趙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

2002年10月22日，市檢察院以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向商丘市中院提起公訴。

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省高院經死緩複核程式，於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中院上述判決。

2.亡歸

2010年4月30日，疑似當年“屍體”的趙振棠回到趙樓村。趙振棠本人在事後交代說，1997年10月30日夜裡，他對趙作海到同村女子

杜某

家比較生氣，就攜菜刀在杜某家中，對著照趙作海頭上砍了一下。後怕趙作海報復，就收拾東西於10月31日凌晨騎腳踏車外出。因2009年得偏癱無錢醫治，才回到了村裡 。

3.再審

2010年5月6日，商丘市中院將昔日亡人趙振棠回到村子裡的事情向省高院做了彙報，省高院於5月8日依法啟動了再審程式，決定對趙作海進行賠償。5月9日，省高院向趙作海送達了再審判決書，

宣告他無罪。

得知自己最終無罪，在接到判決書的那一刻，趙作海本人忍不住失聲痛哭。

4、該案終結之後，人們都在關心，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冤案？是什麼才讓無辜者蒙受牢獄之災？

大家注意案情始末當中筆者加粗的一段字型：“在5月10日至6月18日，趙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事後在再審中查明，這9次有罪供述之中，主要是基於刑訊逼供所致。以下所述來源於記者對於趙作海的採訪：

新：你還記得當時是怎麼打的你嗎？

趙：拳打腳踢，從抓走那天就開始打。看我頭上的傷，這是用其槍頭打的，留下了疤，他們用擀麵杖一樣的小棍敲我的頭，一直敲一直敲，敲得頭髮暈，他們還在我頭上放鞭炮。

新：疼嗎？

趙：直接放頭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讓你沒法睡覺，他們還用開水兌上啥藥給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腳踩我，我動不了，連站都站不起來。。。。。

5、在上世紀90年代，刑事審判的證據標準遠遠沒有今天這麼完善。

雖說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是

對於偵查機關取得證據的手段則沒有今天如此嚴格的規制。

諸如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的現象屢見不鮮，偵查機關往往以此種方式取得嫌疑人口供。順著嫌疑人的口供取得的其他證據更是成為了認定其犯罪成立的“鐵證”（

國外稱其為“毒樹之果”

）。

另外在當時的經濟環境條件下，人們普遍急功近利。這在公權力的實施上也體現得出來。在刑事案件的處理上，工作人員的理念是“命案必破”，

比起破案的質量，更注重破案的效率。

由此，在實際案件的處理上，則較易忽視實際的

證據標準和證據鏈條

的構建，有些情況下只要嫌疑人承認犯罪，就意味著其難逃刑事責任。

6、正所謂“重杵之下，何求不得”，冤案就是如此造成的。

今天，趙作海的冤案雖然已經平反，當年刑訊逼供的偵查人員王松林也受到了責任追究。本案總算是有了一個合乎人心的結局：

“重杵之下，何求不得”，

但是，僅僅滿足於此，那也只是一系列惡性迴圈的開始。

只有

有冤的申冤，作惡的受罰。

這種“毒樹之果“，才能防止類似趙作海這樣的冤案再次發生。

我們要認識到，

在制度上杜絕刑訊逼供

無論是造成了冤案的刑訊逼供，亦或者是未造成冤案的刑訊逼供，都是應當被絕對禁止的。

學者趙秉志指出：“刑訊逼供猶如訴訟程式中的一顆毒瘤，侵蝕著公眾的法律信仰和對司法公正的期盼，在一次次的毒瘤破裂之時，一個個的人間悲劇就會慢慢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試想，如果刑訊逼供不加禁止，這就相當於給公民這樣一種

刑訊逼供的惡在於其對人性的摧殘，是封建司法的殘餘，這與現代法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的合理性，長久下去，穩定的社會秩序也會遭到破壞。

“暴力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其實趙作海案也從反面對

7、結語：

的完善起到了積極效果，對於推進我國司法程序正義有積極意義。

2012年《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改，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了刑事證據的合格標準。國家還出臺了

刑事程式法

，為該規則的具體適用指明瞭方向。同時，對於刑訊逼供的各種手段進行了具體分類，迴應了社會大眾對於本案後果的關切。

不過我們還是要說，遲來的正義最終不是正義。每一場審判，都可能為我們心中的法律信仰新增基石；每一次失誤，則意味著法律信仰的一次崩塌。我們不僅要求的是裁判結果的公正，更要求的是獲取結果中程式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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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