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蓋主,曾國藩為什麼能全身而退?

曾國藩,他從文臣到武臣,自建軍隊,親自帶兵平叛亂,為鞏固大清立下了汗馬功勞,被譽為大清“中興第一名臣”,最重要是是,他能在複雜的時代變局中超越眾人,最後全身而退。

曾國藩為什麼能在“功高蓋主”後還能全身而退呢?主要有以下幾點。

功高蓋主,曾國藩為什麼能全身而退?

一、曾國藩懂自保,不透過“關係”走捷徑

曾國藩在官場上有一個重要的原則,不攀附權貴,與上級的交往保持距離。

1。敬重恩師穆彰阿,但不過分親密來往

穆彰阿是道光年間最得寵的大臣,任軍機大臣達二十年之久。論淵源,穆彰阿對他有知遇之恩。曾國藩考進士時,穆彰阿是主考。道光二十三年(1843)那次翰林大考,穆彰阿是總考官,他包容了曾國藩在文章中用典錯誤,也給了他意想不到的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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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彰阿還藉機在皇上面前大力舉薦曾國藩,可以說,在曾國藩的升官道路上,穆彰阿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雖然穆彰阿欣賞曾國藩,但是他從來不去抱穆彰阿的大腿。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範圍內,走動並不是特別勤,所以後來穆彰阿倒臺,曾國藩也沒有受到牽連。

因為,曾國藩心裡很清楚,穆彰阿雖然對他的命運很關鍵,在道光皇帝面前適當推薦了他,但能決定自己命運的還是道光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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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接近向他丟擲橄欖枝的權臣肅順

曾國藩在統率湘軍時,在朝中遇到過一個特別支援他的權臣肅順。正是在肅順的建議下,曾國藩才當上了兩江總督。但是曾國藩跟他,也沒有建立私交,後來慈禧發動政變,肅順被殺,在他家裡查到很多私人書信,但是裡面沒有曾國藩寫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國藩。因此在易主的情況下,曾國藩不僅沒有沒牽連,反而高升,被慈禧委以重任。

3。不攀附醇郡王奕,不結朋黨

曾國藩晚年時,醇郡王奕拉攏他,王奕是同治皇帝的親叔叔,是慈禧太后的親妹夫,長期以來,王奕一直想和哥哥恭親王奕一爭高下,所以,他主動接近曾國藩,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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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曾多次託人給曾國藩帶信,對曾國藩大加恭維。一般人對這樣的親貴,主動往上攀還來不及,曾國藩卻連他的信都沒回。醇郡王還不放棄,過了幾年又寫詩寄給曾國藩,讓曾國藩點評,還說希望曾國藩也寫首詩應和一下。曾國藩仍然沒有給他回信。

曾國藩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一個是因為歷朝歷代,都嚴禁朝中的親王與外面的臣子之間私下交往,因為這樣容易形成朋黨。曾國藩遵守朝廷的原則。另外一點,曾國藩從來不改他不攀附私人的原則。清朝官場講究“跟人”,跟人有跟人的好處,跟對了,升遷確實可能很快。但是官場風波重重,如果所跟著的人倒了,自己也會受牽連。事後證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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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國藩知進退,存避嫌之心

咸豐皇帝在承德以三十週歲的盛年突然去世,繼位的載淳年僅六歲。咸豐死前安排了以肅順為核心的八位顧命大臣輔佐載淳,肅順是湘軍集團的堅定支持者。因此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於曾國藩。但實際上權力體系正搖搖欲墜。

咸豐去世後不過兩個多月,太后慈禧和恭親王奕就聯手發動了宮廷政變,肅順等三位贊襄大臣被誅。出乎意料的是,曾國藩的權位在政變後不但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反而還進一步提升。這樣逆轉的結局也正是與曾國藩“不結交京中權貴”這一一貫原則有關。讓他獲得了新領導班子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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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政變後不到二十天,朝廷就釋出諭旨,任命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一總督而節制四省,以及駐防將軍為總督幫辦軍務,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見之事。

曾國藩接到諭旨後,回覆奏摺說,我怕我一個人手中權力太重,以後會導致地方尾大不掉,影響中央的權威。這又贏得了慈禧的歡心,認為他非常謙遜,而且想得很遠,有古大臣之風,且能公忠體國,對朝廷真摯誠懇,還是把大權交給了曾國藩。

三、曾國藩善於反思,推讓權位

曾國藩作為文官,後來建立湘軍,在兩湖接連取勝,打敗太平天國,看似功名達到了最高點。但實際上,他已經步入一個危險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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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手握重兵,他直接指揮的部隊,包括曾國荃的五萬嫡系,一共達十二萬人。太平軍一滅,這支漢人隊伍就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威脅。所以慈禧對湘軍疑懼之心大增。

另外,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帶的部隊被人詬病,貪財能搶,殘酷好殺。在百姓中的口碑極差。曾國荃打下南京時,向京城邀功請賞,沒想到,朝廷連續兩道上諭,行文聲色俱厲斥責曾國荃。曾國藩心裡明白,這是慈禧在敲山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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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太平天國後,他沒有任何沾沾自喜,反而是一直在“反思”,可以說“反思”是曾國藩最大的性格優勢。他知道兄弟二人權勢已達峰巔,現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一邊奏請曾國荃辭職返鄉,並主動裁撤湘軍。

曾國藩深知一個道理:

“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一不兇於國,而害於家。”

距離湘軍攻佔金陵還不到一個月,曾國藩就下令裁撤曾國荃直接指揮的湘軍兩萬五千人。一年多後,除湘軍水師改編為經制長之水師,其餘曾氏兄弟直轄湘軍均被裁撤。與此同時,左宗棠部湘軍也由六萬餘人裁去四萬多,其餘江西、湖南等地湘軍也大部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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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行動減輕了朝廷對曾國藩的疑慮,朱東安說:

“曾國藩主要依靠這條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卻,緩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險為夷,渡過難關。能夠做到這一點絕非易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像曾國藩這樣恰如其分地完成這種轉變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敗名裂、兔死狗烹者則史不絕書。此亦足見其歷史經驗之豐富、政治嗅覺之靈敏,審事詳明,處事果斷。”

朝廷因此對曾國藩態度大為改變,一是不再追究曾國荃的問題,放手讓曾國藩治理兩江,對湘軍其他骨幹照舊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京城內財寶的下落,還宣佈湘軍軍費不必逐一造冊送戶部審查,直接報銷,以表示對曾國藩的信任。

曾國藩的晚年為洋務運動而操勞,過早積勞成疾,62歲時去世,曾國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於進退,一生出將入相,沒有大的跌挫,在傳統官場上像他這樣成功的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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