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文一萬五千字，不懂宗法禮制者和不看長文者慎入）

濮議，是影響北宋政局的大事件之一，從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由宰相韓琦首倡尊禮濮王事宜，到治平二年四月初九英宗下詔討論，再到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書執政表示同意，歷時十八個月，實際爭執九個月。

所爭論的內容，

簡單說就是過繼給宋仁宗趙禎的嗣子宋英宗趙曙，該如何稱呼他的本生親父濮王趙允讓，是該叫爹（皇考）還是該叫伯父（皇伯），就是這件在現代人眼中看著極其無聊的問題，讓宋朝人吵翻了天。

濮議從事態發展的趨勢，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治平元年（1064）五月二十八、宰相韓琦提出尊禮濮王開始，到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為止，屬於

暗藏洶湧的平靜期

。

第二階段是從治平二年（1065）四月初九、英宗詔禮官討論尊崇濮王典禮開始，到六月二十六曹太后手書詰責執政、英宗下詔罷議為止，屬於雙方都

淺嘗輒止的剋制期。

第三階段是從治平二年（1065）六月二十九、英宗下詔有司博求典故、引起臺諫官的反彈開始，到八月開封大雨後臺諫官們進入更為強烈的輿論攻勢為止，屬於

一方強攻一方不應戰的僵持期。

第四階段是從治平二年（1065）十月英宗收買臺諫官搞釜底抽薪開始，到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書執政表示同意尊崇濮王為止，屬於

洶湧澎湃的跌宕期。

第五階段則是從濮王稱親開始，到臺諫官被貶黜、執政官喪失士林公議口碑為止，屬於

兩敗俱傷的餘韻期

。

皇考派的幕後是宋英宗，主要骨幹是執政官（中書）韓琦、歐陽修；皇伯派的幕後是曹太后，主要骨幹是臺諫官司馬光、呂誨等人。

簡單介紹完畢，讓我們走近濮議，去近距離圍觀這場對大宋朝影響深遠的辯論賽吧！

01，濮議進行時之第一階段

大宋治平元年（1064）五月十三，垂簾聽政的曹太后被宰相韓琦逼迫還政。五月十六，大權在握的宋英宗趙曙問執政大臣“積弊甚眾，何以裁救？”儼然一副準備大幹一場的明君模樣，群臣無不歡欣鼓舞。

五月二十八，宰相韓琦代表中書執政官，向英宗呈遞由參知政事歐陽修執筆的《中書請議濮王典禮》，

奏疏從天性、人情出發，提出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趙允讓德高位尊，應該給予尊貴的稱號，建議英宗詔有司商議如何尊崇濮安懿王以及二妻一妾事宜。

執政的提議讓群臣驚呆了，這前腳才逼迫曹太后撤簾，後腳就建議皇帝尊崇本生，這是執政要否定先帝仁宗的節奏麼？是不是有點喪心病狂啊？

特別是臺諫官們這時還正如老母雞一般，為調和兩宮關係奔波的時候，我們這邊努力讓太后和皇帝打破僵持、盡釋前嫌，你們執政卻添枝加葉、火上澆油的教唆皇帝破壞禮法？是生怕兩宮關係會和睦嗎？

由於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親兒子，而是過繼來的嗣子，

早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就在上疏英宗勸諫他孝順母后、關愛幼妹時，特意提出自己的隱憂，提醒英宗要遵循典禮，不要聽從小人攛掇，枉顧大義去追尊私親（親爹）

。

司馬光在奏疏中，還特別列舉漢宣帝和漢光武帝，不給私親加上尊號，被時人稱讚、後世傳頌；又列舉了哀、安、桓、靈諸帝，追尊私親犯義背禮，不但被當時譏諷，還被後世批評，提醒英宗要以史為鑑，杜絕過度尊崇親生的行為。

雖然司馬光的提醒在當時看著有點杞人憂天，但絕對不是無的放矢，而是他察覺兩宮之間的緊張氣氛，也看出英宗對曹太后毫不掩飾的怨恨。

果不其然，英宗這才親政半個月，執政就公然上書提議皇帝尊崇本生，對遵紀守法計程車大夫們來說，這個提議實在是不能接受的。

英宗又不是傻子，自然不會利令智昏的立即表示同意，畢竟才故去一年的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群臣對他還是很有感情的，

這時候就討論尊崇親爹，恐怕很多人在情感上都受不了，於是，英宗下詔說等仁宗大祥（兩週年）祭典之後再行討論。

曹太后肯定知道中書的奏疏，也意識到白眼狼嗣子不會就此罷休，兩宮關係更是降到冰點，大臣們就在調和勸諫兩宮和睦中，讓時間滑進治平二年。

02，濮議進行時之第二階段

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祭典結束後的次日，司馬光和傅堯俞就前往中書去見執政官，提醒宰執們要遵循“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的禮法，不要教唆皇帝尊崇私親。

面對兩位臺諫官的慷慨陳詞，宰相韓琦、曾公亮、參政歐陽修、趙槩gai不置可否，但在隨後，

韓琦就再次向英宗提出崇奉濮王典禮，已經在位滿兩年的英宗就順水推舟。

四月初九，英宗把歐陽修的《中書請議濮王典禮》下發，詔禮官商討尊崇濮王典禮，要求大家集體討論，該給他親爹濮王一個什麼名分。

經過禮官和兩制的討論，很快得出結果，

英宗既然從小宗過繼給大宗，就要以大宗為尊，對待親爹的禮節就要降一等，

親親原則要服從尊尊原則嘛。

討論的時候，禮官們都很踴躍，但等到起草討論文書時，大家就集體失聲，因為大家都明白，皇帝既然讓討論給他爹名分，內心深處自然是想尊崇親爹，大家集體否決了皇帝的想法、皇帝肯定不高興，這會兒誰願意起草文書去觸皇帝的黴頭？

面對此等情形，迂夫子司馬光走向前去，奮筆立議，書寫《上英宗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首先引經據典、開宗明義，指出按照禮法制度，一個人是不能同時為兩個父親服斬衰之喪，小宗過繼到大宗的孩子，就要以所後（繼）父母為尊，為所後父母服斬衰（三年），為小宗本生服期年（一年），為人後者為之子，不能過於顧念私親，因為“聖人制禮，尊無二上”。

然後，指出秦漢以來，從旁支小宗入繼大統的帝王，追尊親生父母為帝后的，都受到當時和後世的譏諷批評，提醒英宗不要效法這些不當行為。

接著，又指出前代旁支入繼大統的皇帝，多半都是先帝晏駕之後，由母后或者大臣援立的，都比不上仁宗皇帝在生前就秉承天地之意，在眾多宗室中選擇陛下你，所以，仁宗對你有超乎一般的大恩德，提醒英宗不能辜負仁宗。

又簡潔明瞭的指出關鍵，

提醒英宗繼承皇位的法理依據，是來自仁宗，如果陛下你不承認自己是仁宗的兒子，就沒有繼位的合法性

。

再苦口婆心地提點英宗，雖然濮王於陛下你有天性之親，但陛下你所擁有的四海天下、可以由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的大宋江山，則是先帝仁宗賦予你的，

在這麼大的利益之下，血緣親情的親親，就該向尊尊低頭的

。

最後還體貼地給英宗建議，可以給濮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三位夫人也可以改封大國太夫人。

雖然這篇奏疏被司馬光寫得有理有據、情理兼備，但因為結論和英宗的預期相去甚遠，皇帝陛下當然不滿意了，執政們也很驚訝，他們以為執政和皇帝的態度都這麼明顯了，禮官們不是該順水推舟給皇帝捧臭腳嗎？

怎麼討論了半天，禮官們不但迴避尊崇皇帝親爹的問題，就連怎麼稱呼都沒提，實在太掃皇帝和執政們的面子了。

於是，歐陽修再次執筆書寫《中書進呈札子》，對司馬光的奏疏提出批評，讓他們討論皇帝該怎麼稱呼濮王的問題。

禮官們再次討論起來，參詳真宗尊崇皇兄楚王元佐、仁宗尊崇皇叔荊王元儼詔書不名的例子，濮王是仁宗堂兄，皇帝可以稱呼濮王為皇伯而不名。

有人覺得皇帝不就想稱親爹為“考”麼，可以在濮王皇伯之後加個“考”字，稱為“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立即反駁，真宗皇帝以太祖皇帝為皇伯考，濮王有何功德可以和創業之主的太祖一樣稱皇伯考呢？

就這樣，

禮官很快呈上《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認為英宗應該稱呼親爹濮王為皇伯。

面對這樣的結論，英宗很不爽，

執政就再次為皇帝出招，仍由大文豪歐陽修執筆，書寫《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札子》

。

很善於詭辯的歐陽修，引古今經典條例，

拿禮法中那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為依據，聲稱禮法規定出繼之子於所後、所生都可以稱父母，

所以前代的漢宣帝、光武帝都稱其父為皇考，而禮官們商議的皇伯稱謂，不但是典籍上沒有記載的，在歷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因此提議把兩派意見下發百官，

讓三省及御史臺官集議

，想透過擴大討論範圍，來獲取支援。

歐陽修這份奏摺把皇帝和執政們的意圖直接亮了出來，就是英宗也可以效法漢宣帝、光武帝稱呼親爹濮王為皇考。中書執政們樂觀地認為，只要擴大討論範圍，必定會有人迎合他們力挺皇考派的，但讓他們沒想到的是，在訊息傳出後，朝野是一片譁然。

大家都吵吵說朝廷想背棄仁宗的恩德，要尊崇濮王，街頭坊間的謠言更是離譜，甚至傳出皇帝要將濮王神主奉入太廟、去替代仁宗神主的流言，整個開封城都是議論洶洶。

面對此情此景，英宗和執政們有點傻眼，這種情況下還敢大規模討論稱呼濮王為皇考麼？不怕被輿論的口水淹沒？

有個叫孫固的太常博士，剛流露出附和執政的意圖，就被蜂擁而上的臺諫官們噴成翔，孫固的下場就在眼前，誰也不願意落個“媚上”的名聲。

就在皇考派騎虎難下的時候，

六月二十六，曹太后手書宰相韓琦，詰責他不該議稱皇考，韓琦為此還上奏太后辯解說皇伯的稱呼才是無稽之談

。

眼看形勢於己方不利，

英宗也只得出面取消集議，暫時停止討論怎麼稱呼濮王的問題。

在如此缺乏理論和輿論的支援下，自詡為濮王孝順兒子的英宗會善罷甘休嗎？

03，濮議進行時之第三階段上

治平二年（1065）六月二十九，英宗下詔讓主管禮儀的太常院去博求典故，尋找合乎經義的理論支援，時判太常寺的翰林學士範鎮，就率禮官上疏《乞如兩制禮官所議》。

範鎮在奏疏中批駁了歐陽修稱濮王為皇考的理論依據：

漢宣帝是繼承漢昭帝的皇位，漢光武帝則是繼承漢平帝的皇位，在輩分上，宣帝是昭帝的孫子，而光武帝則是平帝的祖父，所以他倆勉強可以稱自己的親爹為皇考，但仍然被人議論不當，因為大宗之統不可絕。

陛下你既然稱仁宗皇帝為皇考，又想稱濮王為皇考，那就是兩統二父，比漢宣帝、光武帝更為失禮，所以，陛下你應該依據《爾雅》及本朝故事，稱呼濮王為皇伯而不名，如兩制禮官的前議，像漢朝那樣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的行為，都不是聖明的陛下可以效仿的。

中書執政官們對範鎮的上疏很不高興，就責備他一通，結果被臺諫官們知道了，對執政官的蠻橫很憤怒，紛紛上疏，請求英宗釋出詔書明確稱濮王為皇伯。

侍御史知雜事呂誨的《上英宗論不當罷集議，乞別降詔以王珪等議為定》首先批評英宗不該朝令夕改，朝廷既然知道大家對濮王稱親事宜議論紛紛，就該參合眾人意見，辯證是非，怎麼能下詔停止集體討論呢？你既然停止討論，為何又詔有司尋求典故？這不是反覆無常嗎？

接著又反駁歐陽修奏疏中“所後、所生皆稱父母”以及宣帝、光武都稱親爹為皇考的論點：漢宣帝、光武帝都是上承本宗，昭帝是宣帝祖父，光武也沒有過繼給元帝，所以他們才稱親爹為皇考，他們並沒有兩個父親。

陛下你想稱呼濮王為皇考，那就和仁廟相同，是與禮律相背的。

陛下你能夠從藩邸入繼大統，南面稱尊，都是先帝的恩德，誠心奉養孝順太后都不足以回報先帝，怎麼能枉顧大義去偏顧私親呢？

最後著重建議英宗，應該早日降下詔旨，按照兩制禮官討論的結果，以濮王為皇伯而不名，這樣才能讓朝堂內外洶洶的議論停止，並杜絕邪論。

隨後，呂誨又接連兩次上疏，不但提醒英宗尊禮守法不要枉顧私親，

還把中書執政的“皇考”論，定性為惑亂人情的“邪佞”之說

，建議英宗早日確定“皇伯”的稱號，以免坊間議論有損聖明，不但會被後世譏諷，還會被四夷邊陲小國看不起。

從呂誨的奏疏內容，讓猴格不禁想到網路上的辯論，有些激進的人辯論著辯論著，就偏離了辯論的初衷，開始在辯論的過程中進行道德攻擊，呂誨就是如此，從忠奸、正邪在道德上去否定執政，這種風氣在網路上不好，在朝堂上更不好。

面對呂誨的咄咄逼人，無言可對的皇帝只能留中不發，和執政們一起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議。

侍御史趙瞻

的《上英宗論不當罷集議，乞別降詔以王珪等議為定》則開篇點明仁宗早年鞠養英宗的恩德、以及過繼的事實，又按為人後者為子之禮法，

質問英宗身為仁宗嗣子，稱呼仁宗的兄長濮王為伯父有什麼疑問？

接著也反駁歐陽修“所後、所生皆稱父母” 以及宣帝、光武都稱親爹為皇考的觀點：

執政說典籍記載所後、所生都稱父母，典籍還記載出不為母呢？身為子女的又能用什麼詞語來代指出母？直截了當的批評歐陽修是在搞文字遊戲、禍亂典籍。

執政只知道漢宣、光武追尊父親為皇考，卻不知道宣帝、光武都是繼承遠祖，並不是給昭帝、元帝當兒子，居然以此歪理邪說誤導聖朝。

昔日魏明帝曾告誡公卿，誰敢引誘過繼皇嗣尊崇私親者，即便是股肱大臣也誅之無赦，難道陛下認為魏明帝的詔令不賢嗎？最後強烈要求英宗讓提議“皇考”論的人出來和他對辨邪正，以建正論。

監察御史裡行呂大防

的《上英宗乞行禮官所奏典故》則建議英宗屈情尊禮，讓濮王位極人臣之典足矣，這才不失孝思之義、四方之望。

而司馬光更是遞上他的終極絕殺奏疏《上英宗乞行禮官所奏典故》

，開篇就劍指政府（執政）：參加討論的兩制禮官都認為濮王應該尊稱皇伯而不名，唯獨政府的意思要尊濮王為皇考，簡直是“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

政府援引儀禮喪服、以及本朝典章制度，說出繼之子對所繼、所生都稱父母，這是政府欺負天下人都不識文理啊！又聲稱漢宣、光武都稱生父為皇考，人家漢宣帝上承昭帝，是以孫繼祖，所以稱其父為皇考，卻不敢尊其親祖父為皇祖考，那是因為和昭帝同昭穆的緣故；

光武從布衣起家，親冒矢石打的天下，雖然名為中興，實為創業，就是自立七廟也不為過，人家卻以旁支上承大宗，只是稱生父為皇考，實在是謙遜退讓太過了。

而陛下你是以仁宗兒子的身份繼承大業的，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如果尊崇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

如果仁宗還在治理天下，濮王也在頤養天年，命陛下你為皇子，不知道陛下你稱呼濮王為父親還是伯父呢？如果先帝在就稱濮王為伯父，先帝不在就稱濮王為父親，這豈不是背信棄義、反覆無常嗎？

微臣以為陛下絕對不會如此，那麼，稱濮王為皇伯又有什麼疑問呢？

滿朝大臣都知道不應該稱呼濮王為皇考，偏偏政府堅持此議，就不怕陛下失去四海之心，受萬世譏諷？如此，群臣的忠佞、邪正就是顯而易見了，請陛下上稽古典、下順眾志，稱濮王為皇伯而不名。

高手出招就是如此，司馬光這波強勢質問直擊要害，即便詭辯如歐陽修，也是接不下來的，哪怕英宗再想稱親爹為皇考，也不敢頂著司馬光的質問而上。

司馬光這篇奏疏也不再只從歷史典籍中尋找支援，而改用道德和士人公議為攻勢，這和呂誨的行為有本質上的類同，於長遠來講，這種超越政見之分的論辯並不是好現象。

當看了呂誨、司馬光的奏疏後，不知道歐陽修是否會想起這其實是他慣用的論辯方式，當初他就是如此對狄青的，如今卻被呂誨、司馬光嫻熟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

但不管臺諫官如何群情激昂地輪番上疏，英宗統統留中不發，和執政一起繼續裝聾作啞。

時間很快來到八月，開封大雨，臺諫官又發起更為強烈的輿論攻勢，把濮議事件帶入高潮。

04，濮議進行時之第三階段下

治平二年（1065）八月初三，一夜大雨，由於降雨量太大，引起房屋倒塌，人畜溺死無數，官府所知死亡人數足有1588人。

因此，

英宗在災後就下罪己詔求言，讓群臣上書討論政治之失，以應天變，臺諫官們藉此機會，指出水災是因為濮議引發的，不但批評英宗，還抨擊執政。

呂誨引經據典的透過“水不潤下”的災異理論

，指出水災就是因為過度尊崇濮王引起的，這是老天爺的警告，提醒皇帝稱濮王為皇考是不可行的，還指出滿朝新進都出自權臣之門，抨擊執政專權，劍指韓琦，用天災暗示皇帝，這是執政不稱職才引起天怒人怨，並暗示執政效法漢朝制度引咎辭職。

呂大防也上書陳述八事，指出“臣權太盛，邪議幹正”

；就連被英宗提拔的潛邸舊臣、史館修撰、同知諫院

蔡抗，也再次上疏指出京師大水都是因為濮王之議，才導致天譴。

在

所有的奏疏中，仍然以司馬光最為直言不諱，他直截了當指出自從英宗即位以來，災異甚重，這都是因為皇帝在即位後喪失人心導致的，提出英宗有三件事讓天下人失望：

其一，皇帝你身為過繼子，卻對先帝留下的一後五女失於照顧，太后不但對你有撫育之恩，還有策立之功，更有為你臨朝攝政的苦勞，先帝更是在眾多侄子中選擇你，讓你從防禦使升為天子，你卻苛待先帝遺孀幼女。

民間鄉里的過繼子繼承嗣父產業後，不孝嗣母、忽視妹妹，還要被鄰里唾棄，又會怎麼看待同樣行為的惶惶天子之尊呢？

其二，先帝天性寬仁，晚年因為疾病把天下之事都委託給兩府，兩府執政處事未必都妥當，皇帝陛下即位就該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但陛下卻置國家大事於不顧，對國事沉默不語，坐視執政專權。

其三，聽不進忠言逆耳，國家設定臺諫官，就是充當天子耳目，以免被大臣矇蔽，皇帝卻無視臺諫的批評，不但落下拒諫的名聲，還讓政府繼續專權之事，致使四方忠義之士失去批評的動力。

最後給英宗提出建議，希望他侍奉皇太后孝順恭謹，對諸位長公主時加存撫，親理政務，杜絕專權之臣，選拔英才，賞功罰罪，自然天道祥和，聖德日新。

面對蜂擁而來的上疏，英宗都表示無奈，唯獨對老部下蔡抗非常不滿，當初英宗提拔蔡抗同知諫院，就是希望他能站在皇考派，沒想到老蔡是堅定的皇伯派，實在讓英宗不能忍，就率先拿蔡抗開刀。

八月二十三，命蔡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你不是喜歡逼逼嗎？我罷免你的諫官職務，看你還怎麼逼逼。

罷免蔡抗後，英宗就積極地為南郊做準備，

司馬光再次上疏，請求他取消原定於十一月舉行的南郊典禮，

改在大慶殿恭謝天地就足以展示天子對上天的純潔之誠，還能節約開支，安撫災後的人心。

司馬光的建議英宗當然不會聽，這可是他即位後的第一次南郊，怎麼可能取消？別說只是下雨導致水災，就是下冰雹也不行。

但該有的姿態還得有，進入九月後，因為霖雨不斷，英宗兩次罷宴，遣使赴名山大川祈晴，並以雨策試舉人，判都水監韓贄也因治水不力被罷免。

士子範百祿的對策也以“水不潤下”理論來批評濮議，並引經據典指出歷史上那些小宗入承大宗的哀、安、桓、靈，都因為尊崇私親引發大水；陛下過繼給先帝繼承宗祧，對待私親就不能過重，不然就會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會不得天意，不得天意就會遭到天譴！

為了顯示自己如同大海般寬闊的胸懷，英宗咬牙升範百祿為秘書丞，也僅此而已了。

另一位皇伯派權御史中丞賈黯，眼看英宗顧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應對臺諫官的上疏，重病的賈黯心灰意冷的上表稱病求去，在奏疏上還批評執政稱濮王為皇考，是違背經義、建兩統二父之說，所以趙家祖宗的神靈才震怒，老天才降雨示警，讓無辜的百姓遭殃。

面對賈黯的辭呈，英宗則是順水推舟，以其為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十二日後，賈黯病卒。

在整個第四階段，都是皇伯派的臺諫官強勢進攻，皇考派則裝聾作啞概不應戰，就是你隨便蹦達、理你算我輸的態度，讓濮議之爭陷入僵持之中。

05，濮議進行時之第四階段上

治平二年（1065）十月初四，英宗給皇伯派的主力呂公著和司馬光升職，把他們從天章閣待制升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待制和直學士都是榮譽頭銜，帶上這樣的頭銜就成為皇帝的文學侍從，進入高階文官行列，以後可以出任很多重要的職位，這可是皇帝對他們的恩典。

這突如其來的恩典，顯然是英宗收買皇伯派的手段，這也是趙官家們的老傳統嘛，給大臣好處表示不求你支援，只求你閉嘴不反對就行。

司馬光當然明白英宗的意圖，性格忠直的他對英宗的收買並沒有欣喜若狂，而是很冷淡的上疏推辭，並請求外放為官，表示拒絕皇帝的收買，英宗不理會他的辭呈，司馬光再次上表辭謝，英宗就授意中書宰執出面不允許司馬光推辭。

坦蕩的司馬光第三次上疏，表示不讓推辭也行，反正自己在諫官的位置上，就會履行諫官的職責。言下之意就是隻要我在諫官的位置上，立場就不會改變，濮王只能是皇伯。

收買無果的英宗，眼看司馬光真的是油鹽不進，乾脆釜底抽薪，罷免司馬光諫官的職務，

把司馬光體面的趕走，調離諫官崗位掛起來當吉祥物，給皇帝當專職侍講去了。

司馬光是繼蔡抗之後第二位離開諫院的諫官，此時

，諫院只剩下傅堯俞一個諫官，還被朝廷派了外交差事出使契丹

，也就是說，看上去聲勢浩大的臺諫官，只剩下御史臺的御史了。

而御史臺也沒有幾個人，御史中丞從賈黯死後就缺員，當時在職的只有副長官知雜侍御史呂誨和範純仁、呂大防等五個御史，這五人中又有三個被派了長差在外，也就是說，

在治平二年十月中旬，整個臺諫官只有呂誨和範純仁、呂大防三人撐著，曾經一度制衡執政的輿論監督機構，幾乎要成為空架子

。

宋朝的諫院定額為六員，御史臺官常有二十員，即便有所減少，也不下十數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種情況、缺員如此嚴重朝廷還不補人，

可見英宗為了減少反對派真是費盡心機，已經不惜破壞體制和傳統，也是蠻拼的。

十月十七，呂誨上疏請求朝廷添置言事官時說，御史中丞缺員，御史五人又出差三人；諫官二人，司馬光遷他職，傅堯俞出使契丹，臺諫缺員嚴重到只差沒有廢除掉了，

自古以來，言路的蔽塞就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的，實在讓人替聖朝羞愧

！

在呂誨的請求下，十月十九，英宗命知制誥

邵必

權知諫院，又在十月二十八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

彭思永

權御史中丞，

從整個濮議事件看，這二位多數時候都是尸位素餐，並沒有看到他們像呂誨等人那樣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

。

十一月初二，英宗朝景靈宮，初三享太廟，初四舉行南郊大典，南郊之後，例行大赦天下，普天同慶，不但給皇太后、皇后奉上冊寶，對宗室以及百官也各有恩賜。

但在長長的恩賜名單上，依舊沒有濮王的名字，可見，即便英宗一直避而不談尊崇濮王的問題，但實際上，他並沒有死心。

皇伯派當前主筆呂誨當然也意識到皇帝的小心思，因此，在郊祀完畢後的十二月初，就再次上疏，請求皇帝按照之前禮官討論的結果，尊濮王為皇伯，給予高官大國，以謝濮王的生育之恩，以正朝廷之典禮。

英宗和執政們依舊如呂誨批評的那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就跟沒看見呂誨的上書一樣，呂誨前後上了七道奏章，全如泥牛入海

，氣憤的呂誨只能祭出言官的殺手鐧，以辭職要挾朝廷。

然而，連上四道辭職奏疏，都和前面七道同樣的命運，

怒火中燒的呂誨就把火燒向執政，轉頭去彈劾宰相韓琦五罪。

先是抨擊韓琦自恃勳勞，日益專恣，廣佈朋黨，破壞法度，朝廷提拔一個官員，人們都說是韓琦的親戚朋友，每罷免一個官員，人們都說這人肯定是韓琦的冤家，韓琦安插親信到重要崗位，致使門下趨之若鶩，天下人只知道韓琦的恩德，而不知陛下的威福。

然後又提醒皇帝，嘉祐中議立皇嗣，本來就是先帝和太后屬意陛下，可不是韓琦的功勞；他又用漢宣、光武故事引誘皇帝陛下走上越禮非法的道路，

永昭陵土還沒幹，先帝遺音猶在，韓琦就已經背叛先帝，還導致兩宮嫌隙日生，引得天下人都猜疑陛下，讓皇帝遭受不仁不義的指責，這就是韓琦的忠誠嗎？

接著又拿韓琦和前代權臣相比，批評韓琦的功勞不如霍光、李德裕、丁謂、曹利用，但驕恣之色卻過於他們，直接建議英宗罷免韓琦，把他趕出朝廷。

呂誨攻擊韓琦的力度還是蠻大的，他把韓琦和漢、唐、宋初那幾位挾持皇帝的大臣相比，可謂誅心之論，誘導英宗對韓琦產生不滿，這和當年歐陽修攻擊樞密使狄青意欲謀反的莫須有之辭如出一轍，用心絕對的險惡。

從而可見呂誨已經有點失去理智，明知道韓琦的為人不可能成為霍光，但為了戰勝對手，就無所不用其極，只求勝利而不管是非。

遭到彈劾的韓琦立即上表請求罷相離京，英宗當然不答應，就讓翰林學士範鎮代筆批示，結果範鎮把韓琦比作周公，讓英宗很不高興。

韓琦是周公，那英宗是誰？孺子成王嗎？結果，範鎮就以引用不當的罪過，被罷為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時為治平三年（1066）正月。

呂誨的強勢攻擊，非但沒有搞掉韓琦，反而誤擊友軍範鎮，讓皇伯派又少一個支持者，真是讓老呂生氣。

正月初七，

呂誨和範純仁、呂大防再次上疏《上英宗乞正宰執懷邪詿誤之罪》，彈劾全體宰相、副宰相：斥責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典籍，媚惑人主、辜負先帝；斥責韓琦“固欲飾非”，詿誤上聽；斥責曾公亮和趙槩尸位素餐、“苟且依違”。

最後給皇帝放狠話，不正韓琦等人的罪過以謝中外，他們絕不會和歐陽修等人同朝並列，情願被貶黜遠謫。

皇考派依舊採用拖延大法，沉默以對，正月十三，呂誨又上《上英宗再論宰執懐邪之罪》，

把火力重點瞄準歐陽修

，彈劾他“希合上意，內營己私，移過於人君，失望與天下”，“

原修之罪，安得而赦”？

請求皇帝正濮王之禮，以慰群臣之心，

剷除首惡之臣歐陽修，以正朝廷清明。

正月十八，呂誨又奏請英宗奮然獨斷，去懲治倡導邪說、違禮亂法、不顧大義的歐陽修，和包庇邪惡、阻止公議的韓琦，以及不辨正、沒有輔弼能力的曾公亮、趙槩的應得之罪。

呂誨的連番彈劾，可謂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執政們也不好繼續裝死，就把歐陽修去年十月撰寫的《論濮安懿王典禮札子》，以執政的名義上奏英宗。

06，濮議進行時之第四階段下

歐陽修在奏章中，把臺諫官攻擊皇考派的三條論據逐一批駁：

其一，說濮王應該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

不管是儀禮喪服，還是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都說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那是因為恩莫重於所生，所以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所以降等所生的喪服。這是聖人所制的萬世之法，也是中書執政們皇考論的依據。

而臺諫官所謂的稱皇伯，考遍六經、以及國朝典章制度和律令，都不見有皇伯之名，從三代以後、秦漢以來，從藩邸入繼大統的，就沒有稱呼所生為皇伯者，所以說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

考古論今，皇考之號都只是尊稱，父親去世的都可以稱之為皇考，所以，稱皇考並沒有損害帝統的純正性。

（猴格說）

這就是典型的歐陽修式詭辯，他的確是聰明人，能找出典籍中的漏洞、去鑽典籍的空子，抓住典籍中父母可以稱父母的字眼，表示過繼子也應該稱親爹孃為親。但其實早在他第一次提出時，就已經被御史趙瞻批駁過那只是文字遊戲

（見第三章節），所以，

這條明顯是毫無力度的車軲轆話

。

後來朱熹也批評歐陽修這個強詞奪理的說法，禮經如果不稱所生作父母的話，“別無個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朱子語類卷87）

其二，簡宗廟致水災，水不潤下災異說，是厚誣天人之說。

濮王之議，是因為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無根臆說來定皇伯之稱，中書執政因為疑惑皇伯的稱謂，才考據典禮，並沒有自信自專，陛下也謙虛的下詔集議，但還沒有討論出結果，怎麼能說是兩統二父導致天災，這是厚誣天人也。

（猴格說）

這一條其實也是歐陽修強詞奪理的避重就輕，不承認兩統二父，還否定水災和濮議有關，當初他阻止狄青出任樞密使、勸諫仁宗立儲時，可是把災異理論運用的賊溜賊溜的？許自己用災異論攻擊別人，卻否認別人的攻擊，實在雙標。

其三，認為不該引用漢宣帝、哀帝為法，則是不原本末之論。

引用漢宣、哀之事是因為宣帝生父悼皇考，最初就被稱親，置奉邑、寢園而已，後來改為皇考，立廟京師，可見皇考就是親的異名，都是兒子稱呼父親的名稱，漢朝儒生最初並不認為宣帝稱皇考有錯，只是因為後來宣帝立廟京師，亂了祖宗昭穆，才被認為非禮。

哀帝尊崇親父為定陶共皇，在本國立廟，當時也沒有被漢儒非議，也是後來立廟京師，有幹漢統的嫌疑才被非議的。

如今臺諫官不思考朝廷的本意，也不思考漢儒批評漢宣帝、漢哀帝的原因，就知道瞎比比，所以臣說他們不原本末。

中書執政的意思是稱皇伯為無稽之談，而禮經也有不改父母之義，濮王名號還沒有定，尊崇之禮都沒開始議論，臺諫官就引用漢朝故事誣陷朝廷，實在是讓人無語。

如果中書建議去濮王國號而立廟京師，亂祖宗昭穆，臺諫官攻擊臣等是奸邪之臣，臣等沒啥辯白的，但中書並沒有此議，我們只是稱親，怎麼能說臣等是奸邪？

漢朝人批評宣帝、哀帝也只是批評他們立廟京師，可不是批評他們稱親。

有天地以來，從來沒有無父而生之子，既有父而生，就不能避諱其所生，無子的人以宗子為後，是禮法允許的，但不可能用無父而生之子為後吧？所以自古不稱所生父為伯為叔，就是擔心錯亂人倫啊！

（猴格說）

這一條依舊屬於歐陽修式的詭辯，他並不敢明確顛覆宗法制度，讓濮王升為大宗，只不過是在混淆宗子和親子的不同含義，再把稱謂和宗廟分開，變相承認父子之間的現實血緣關係，於宗法禮制來說，仍然是對制度的一種挑戰。

最後，

歐陽修建議英宗下詔明告中外，稱濮王為皇考，以正名號，同時宣告立廟京師、幹亂統紀之事，朝廷是不會幹的。

歐陽修這篇反擊臺諫官的奏章，看著洋洋灑灑一大篇，其實毫無力度，遠不及司馬光、呂誨等人的奏章有勁道，但架不住人家背後有皇帝支援，臺諫批駁的再有道理，皇帝當沒看見你能奈何？（就像猴格總覺得自己寫得還是不錯的，但讀者皇帝老爺們不喜歡看就沒轍了哈哈）

中書執政也知道己方處於輿論劣勢，為了改變不利的局面，幾位宰相經過密謀，決定從曹太后那裡下手，只要太后改變態度，臺諫官就不足為懼。

於是，

韓琦藉著祠祭的機會，和英宗的特使商量一下，把歐陽修起草的詔書《奏慈壽宮札子》呈到太后面前，歐陽修在奏章中都寫了啥呢？

首先，歐陽修引經據典批駁皇伯派沒有典故支援，有違禮儀；接著又委婉體貼但又明確的指出，太后之前支援皇伯派，怕是聽信小人的離間，所以才會支援皇伯的無稽之談。

最後

又以先朝舊臣的身份威脅太后，如果太后想親自召集兩府及百官討論這個事，恐怕有虧太后聖德，而我們也必然會依據朝廷制度不來見太后的。

這篇奏章是歐陽修以中書副相的身份，來向太后施壓，

很多人都以為或許是太后醉酒誤籤詔書，其實不然，她絕對是被歐陽修所代表的中書執政們逼迫屈服的

。

從歐陽修這篇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的奏章，就能想象太后看完的感受，絕對能想起一年前被韓琦逼迫還政的情景，在強大的中書面前，沒有權利的太后能怎麼著？只能慫了。

所以，

當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書執政表示同意尊崇濮王為皇考、事態完全按照中書設想進行時，幾位相公不由相視而笑

，咳咳，欺負老寡婦真是好有臉啊！

就在曹太后手書下中書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就聽到傳言，此刻他雖然不是諫官了，但仍然無法保持沉默，上書英宗《上英宗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

臣聽說朝廷準備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竊以為不可，陛下既然過繼給仁宗，於禮就不該顧念私親，臣實在想不明白陛下的心意，這麼固執的堅持尊崇濮王，究竟是為了榮譽？還是為了利益呢？又或者是認為對濮王有益處呢？

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大統，尊其父為皇的，那都是漢代的昏君做法，陛下有堯舜禹湯聖明君主不效法，去效法昏君很光榮嗎？

仁宗的恩澤深入人心，百姓愛戴你就是因為你是仁宗的兒子，你過分的尊崇濮王，只會傷害百姓的感情，實在是無利可圖。

政府就算是搬出皇太后，百般巧飾，總還是辜負了先帝的深恩，陷陛下於不義，政府之臣只能自欺欺人，還能欺瞞皇天上帝和天下之人嗎？

但司馬光質問的奏疏遞上去時，曹太后認慫的手書已經抵達中書，第二天，兩道敕書同時降下，第一道敕書是太后手詔：

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湫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後。（《宋史》濮王傳）

第二道則是英宗的謙讓敕書，他表示稱親之禮就謹遵太后慈訓，至於尊崇濮王為皇、夫人為後的典禮，

實在難以從命

，嘖嘖嘖，好一個孝順的嗣子。

終於解決了濮王稱呼的問題，從此英宗稱呼濮王為親，以墳塋為園，即園立廟，並以兄長瀛洲防禦使、岐國公宗樸改封濮國公，主持祠事。

英宗和中書執政們覺得濮議之爭可以塵埃落定了，但臺諫官們會屈服嗎？

07，濮議進行時之第五階段

雖然曹太后降下手書，但臺諫官們並沒有停止抗議，呂誨和幾個同僚對太后前後不一的態度提出質疑，一邊再次以辭職為要挾，一邊繼續攻擊韓琦、歐陽修。

特別是

範純仁的《上英宗言母后不宜自出詔令》是又犀利又冷靜

，開始就對太后手書的真偽性表示質疑，之前太后還為濮議稱親事宜詰問政府，如今怎麼突然降命追崇濮王為皇？前後不一，天下人誰敢相信？

接著又否定太后詔令：太后自從撤簾後就深居九重，從來沒有預聞外政，怎麼可能降下詔書？顯然是政府之臣所為。

並列舉前代權臣假借母后詔令以行其志，所謂母后詔令，往往都是出於權臣逼脅。提醒英宗如果開了這個口子，以後一定會被權臣利用，恐怕會對皇帝不利，所以，皇帝陛下明明可以採取公議，何必用母后之命達此目的呢？

小范同志這篇奏章的殺傷力之大，不亞於呂誨和司馬光此前的奏疏，很容易引起皇帝對執政們的猜忌，在明顯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範純仁還能如此刨根問底，也的確是盡職盡責。

中書宰執們則因為小范這篇奏摺而坐臥不安，特別是韓琦，很灰心地長嘆說：我和老範情如兄弟，視小范親如子侄，小范怎麼能忍心如此攻訐我？

此時的濮議之爭，已經演變成臺諫官和執政官之間的對峙

，呂誨一邊上奏《上英宗乞追罷園廟指揮》，一邊奏《上英宗黜責歐陽修》。

他從太后手書中引用的典故與中書相同，懷疑是歐陽修草詔的原文，由太后複製黏貼而成，因此抨擊歐陽修欺君負國，表示要與他誓不兩立，告訴皇帝一天不罷免歐陽修，他就一天不上班。

又抨擊韓琦為臣不忠，辜負先帝，勾結宦官，罔昧母后，又豈能盡忠於陛下？接著又在《上英宗乞罷稱親》直接表明“所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

顯然，在尊濮王為皇考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呂誨想要代表臺諫官翻盤，只能從太后手書的真偽下手，否定手書才能扭轉局勢，而否定手書的關鍵，就是太后對尊崇濮王事件前後不一的態度。

面對臺諫官無休止地追問（先後上凡26狀），

歐陽修當然不能說是他上疏太后逼迫老太太，他只能推諉地說“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

俺也不知道太后為啥改變態度。

面對不講武德的執政官們，臺諫官是憤怒的，呂誨、範純仁、呂大防都交出任命狀居家待罪，以此來逼迫皇帝表態。

得償所願的英宗心情是輕鬆的，坐觀虎鬥的他把呂誨等人攻擊執政官的奏狀給執政看，並詢問他們該當如何處理？

相信韓琦和歐陽修此刻的心情是複雜的，濮王稱親的事情雖然算是執政官勝利了，但他們同時也壞了名聲、失去士林公議，倒是英宗萬篇奏章過、片葉不沾身，依舊是明君。

看著如同白蓮花一樣聖潔的英宗，滿心苦澀的韓琦委婉的表白：臣等是忠是邪，陛下應該是心知肚明的。歐陽修則直接說：如果陛下認為我們有罪，就留下御史們，如果認為我們無罪，就聽憑陛下處置。

英宗當然不能過河拆橋拋棄執政們，他只能選擇執政把那幾個蹦達的御史貶出去，但因為臺諫官們在英宗繼嗣的問題上也立有大功，所以他還補充一句：不要對御史們處分太重。

於是，呂誨三人就以不遵聖旨按時上班的罪名被罷職，呂誨出知蘄州，範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出知休寧縣。英宗又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

按照制度，罷免呂誨的職務應該有正式的官誥，官誥由知制誥官員起草，自從漢代以來，就允許起草詔書的官員在意見不同時可以拒絕執筆，謂之封駁。

在詔書寫好後，負責送達的機構、即

通進銀臺司

，也可以因為意見不同而拒絕送達，這都是避免權力專斷設定的多重預防舉措，但此時，卻成為執政官罷免政敵的障礙。

當時的知制誥韓維，同時還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也是鐵桿皇伯黨，執政們擔心韓維拒絕起草呂誨的罷官文書，就直接把免除呂誨的詔書送達給本人，自然引起韓維的強烈怒火，老韓一邊批評執政違法亂紀，一邊上書英宗營救呂誨等人，他的奏疏當然無果。

司馬光聞訊後也上疏英宗，為呂誨、範純仁、呂大防三人辯護，請求英宗收回成命，同樣沒有得到迴應。

到了三月，出使契丹的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趙鼎、趙瞻回國，選擇和呂誨共進退，一起上疏求貶，最後，傅堯俞出知和州、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

司馬光又連續上四狀營救傅堯俞等人，均未果，心灰意冷的司馬光上疏請求與傅堯俞同責，隨後就居家待罪，英宗則下詔讓他專任經筵侍講，讓他編修歷代君臣事蹟，政治失意的司馬光同志只能回家修史去了。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在上書營救同僚無果後，就稱病求貶，居家待罪百餘日後，出知蔡州。

當臺諫官被英宗置換一新後，一時之間再沒人有勇氣給皇帝和執政官們添堵，可以說執政官是大獲全勝。而臺諫官們一向同氣連枝，一人因名節被貶，其他同僚必然一同求貶，不然就會被時人諷刺，君不見當年范仲淹被呂夷簡驅逐，尹洙也請求同貶，而沒有一起求貶的高若訥就被諷刺的事。

因此，

去年十月出任御史中丞的彭思永為了自己的名聲，也不能繼續裝聾作啞，由三女婿程顥的弟弟程頤代筆上疏《上英宗乞罷濮王稱親》。

程頤這篇奏疏很知名，被後世視為最合禮制的典範

，首先，他推心置腹地表達對英宗天性至情的理解，肯定追崇濮王的合情之舉，又點明因為過繼的緣故，英宗和濮王的父子關係在宗法中已經被變更。

然後指出執政官和臺諫官各自“非禮”的地方：執政官稱親論其實是對濮王不敬，還把英宗置於尷尬之地；臺諫官雖然知道稱親不對，卻不理解英宗的孝心，沒有把濮王和英宗叔伯們區別對待，兩者的行為都讓英宗陷入兩難之地。

接著提出自己的看法：英宗稱濮王為親是有損而無益，如按執政說的親就是父親，那稱濮王為親就和仁宗一樣，屬於兩統二父，是違禮的，如果說稱親不算兩統二父，那就表示親不是父親，更何況，宗室子弟不分遠近都稱皇親，再把親的稱號加給濮王，就不是尊崇而是不敬了。

因此，

程頤建議為濮王另立宗統，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英宗稱之為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稱侄嗣皇帝，濮王從此由小宗升為濮國始祖大宗，和皇權的帝統互不相干，既實現天理人心、誠為允和，還滿足英宗尊親的私心，又不違禮法制度

。

最後點明，稱親實屬大義未安，陛下以仁宗之子卻稱濮王為親，恐怕會讓億兆之口議論，濮王之靈也會不安的，假如仁宗在位、濮王在藩，陛下你過繼仁宗，稱濮王為親，豈不是惹得仁皇震怒？讓濮王驚懼？所以，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下詔取消稱親事宜。

據說英宗看了程頤的論濮王典禮疏後，“感其切至，垂欲施行”，然而最終無果，因為當年十月初三，他就開始生病，到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就崩於福寧殿，折騰了十八個月的濮議之爭，就這麼草草收尾了。

神宗即位後，第一個離開朝廷的執政官，就是歐陽修，而逼迫他離朝的，正是在濮議中附和他、因而被他賞識提拔的諫官蔣之奇，在歐陽修遭受蔣之奇攻訐時，整個士林公議都是漠視的，不管是司馬光還是呂公著，沒有一個人為歐陽修辯護，歐陽修就在絕望和痛苦中離開京城，五年後去世。

治平四年四月，新任御史、神宗潛邸親信王陶，劍指政府，對執政發起攻擊，宰相韓琦稱病罷政，新任參政吳奎批評王陶陷害大臣，神宗把吳奎的奏章轉給王陶。

王陶再次上疏攻訐吳奎依附韓琦欺凌天子，攻訐韓琦違背正義打擊臺諫，透過尊崇濮王來保全自己的地位，貽誤英宗，致使無辜的英宗後悔不已，遂憂鬱成疾抱憾而死，所以，濮議事件就是自私的韓琦挑起的，聖明的英宗是多麼的無辜啊！九月二十六，韓琦罷相，判相州，八年後死在相州。

元豐二年（1079）五月十三，神宗下詔為濮議之爭蓋棺定論：濮安懿王已經即園立廟，由子孫奉祀，這事就到此為止不得再議，三位夫人可以並稱王夫人，擇日遷葬濮園。

可以說，英宗鬧了十八個月的濮議之爭，到底隨著神宗的定論而成為竹籃打水。

就是這樣。

圖片來自網路侵刪。

參考資料：長編、

宋名臣奏議、

宋會要輯稿、宋史、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治跡統類、歐陽修集、傳家集、

涑水紀聞、

許玉龍《臺諫群體與宋英宗朝政治》

、

張吉寅《“水不潤下”與北宋濮議》

等等。

透過表象尋找歷史真相，以史為論，訴說個人見解，謝絕脫離人文環境的過度解讀和陰謀論。有喜歡遼夏金元以及宗廟遷祧、後宮八卦的朋友可以關注猴格。

作者有話說：這是猴格寫的最長單篇，不曉得有幾個人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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