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漢唐以來，從三公九卿制度到三省制，中國封建社會中央行政機構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遷。長期以來，對於中央行政的變遷，學者往往以斷代的方式將其進行界定，比如認定漢代就是三公九卿制，唐代就是三省制，宋元時期形成了二府三司志等等。從大的歷史時間線上，這樣的界定固然更方便學者理解不同時代不同朝代的中央行政機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某一個行政機構只存在於固定的一個朝代，而固定的一個朝代也並非從始至終只有一種中央行政機構。正如吳宗國在對劉後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的評價中道：

在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中，皇帝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中央機構、政府機關的構成及相互關係，是最重要的兩個方面，牽涉面是很廣的。

因此，在面對中央機構體制的變遷研究，必須面對體制存在時期的公文、政策、活動等一系列的問題。

提到三省制，人們往往第一反應就是隋唐時期，但是三省制和隋唐時期並不能完全畫上等號。事實上，有唐一代經歷了從三省制的健全到其向中書門下體制演變的發展過程。透過對這一體制變遷的敘述，可以看出唐代政治體制總體變化的框架。

（隋唐三省六部製圖）

隋唐以來逐漸形成的三省制

吳宗國先生認為，“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早已有之，但不等於就有了三省制。

”早在魏晉南北朝，三省就已經基本形成並發展成熟，但是這一時期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只是各自發展，並沒有形成一個整體的制度。南梁時期在中書省和集書省的職能上進行了統籌，對於詔令經過門下省這一流程以制度的方式確定下來，孕育了三省制的萌芽。

隋文帝將集書省併入了門下省，門下省已經成為了一個嚴密的機構。

"文帝廢三公府僚，令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

“，中書令和侍中不再是僅從屬於皇帝個人的，而是成為制度意義上政事的參與者，使得三省制進一步發展。開皇三年，隋文帝取消了漢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地方權力開始向中央集中，中央政務的增加，尚書省的職能就突出了出來。

到了隋煬帝大業三年，門下省的調整和給士郎的設定標誌著三省制度的基本確立。隋朝制度的重新調整對於三省制的發展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一方面，三省的官員由”宮官“轉變為”朝官“，正式成為外朝體系的制度化官員，另一方面，對於三省的機制執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省制度概述

在隋唐時期中央決策制度的基本框架中，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處於中央決策的中心地位，三個機構各自分工，又相互制衡，形成了三省制度的概念。比較基本的概念是，中書省負責決策，門下省負責審議決策，尚書省則負責執行。

中書省置中書令，總理國家主要政務，是國家最主要的宰相機構和決策機關。尚書省主要負責國家政令的制定和實施，

劉後濱認為其政務的申報主要是透過奏抄，而渠道則是門下省對奏抄的審讀，這一系列過程最終體現為御筆奏抄。

有唐一代，中書省和尚書省的職能相對來說比較穩定。

二十世紀以來，海內外學者對於唐代門下省的職能有著不同的見解。內藤乾吉認為

"門下省堪稱為代表貴族意志的機關"。

但雷家驥認為中書省權力的提高自隋朝便已經開始。在唐朝前期的中央行政機構中，門下省負責溝通內外，既負責主持政事堂的會議，也可一起審閱批駁上行文書，起到了樞紐性的作用。中書省和門下省在國家體制中的作用有所區別，門下省側重於行政的審批和立法的監督，中書省則側重於法令的制定和頒行，以及法令制定過程中立法資訊的甄別和呈遞。

（中書省印章）

開元三年中書省的變化

在唐的前期，已經出現了使職差遣的發展，尚可追溯到高宗和武后時期，這一時期唐王朝的政局逐漸穩固，並已出現了”貞觀之治“的安定景象。小農經濟逐漸發展，在政治上的體現為庶族地主的興起，武后的父親武士彠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庶族地主的代表。而魏晉以來計程車族貴族逐漸沒落，面對經濟形勢的變化，高宗武后一朝將尚書機構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和擴大，以應付行政事務的增加。

但是單憑尚書省一省依舊無法解決過多的行政事務，一些不大的運作不得不交給地方解決。這樣一來，形成了兩個變化，一方面是御史臺加強了對地方官員的監管力度，另一方面，大量中央官員被臨時派往地方進行督查或查察大案，稱之為使職差遣。使職差遣的發展是對原有固定行政模式的突破，也是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適當調整。

（中書省印）

就此以後，中書省地位逐漸提高，其職能也在逐漸發生著轉變。在中書門下體制下，宰相制度和中樞格局都在發生著變化。隨著宰相權力和君主權力的變化，翰林學士和樞密使成為了中央機構的主要角色。《舊唐書》中記載了翰林學士一職的變動：

玄宗即位，將張說等人召人禁中，謂之翰林待詔。

此後，正是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可見此時翰林學士一職地位的提高。而開元時期另一個變化是宰相開始兼領數職，而原先擔任一些普通職位的人，則逐漸成為虛銜。過去作為宰相議事之所的政事堂，逐漸演化成為一個指揮百官百司處理政務的兼有決策行政職能的中書門下機關。

（張說畫像）

中晚唐時期三省制的結局

任何一個時代的制度發展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中晚唐時期也正是一箇中央機構出現極大變遷的時代，三省制在面對藩鎮威脅、異族勢力崛起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適時的調整。開元以後，三省制轉變為中書門下體制，但這並不意味著三省制就此消失，中書門下很大程度上肩負了原先中書省和門下省的職責，卻又不單純是二者職能的相加，換句話說，中晚唐時期，三省制以更高形式的中書門下制繼續存在併發揮著作用。

在中書門下體制下，中書門下既是超然於三省之上的宰相裁決政務的常設機構，又是以中書、門下兩省為依託的。

（引用自《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在唐代政務更加具有層次性的特點之下，中書門下制更體現了皇權為中心下君主逐漸走向政務的前臺，而宰相的政務裁權和獨立權也逐漸擴大，皇權與相權似有可能面臨新的矛盾。

總結

唐代是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時代，從中國歷史的發展程序來看，也是一個處於大變革和大轉折的時代，內藤湖南即提出了”唐宋變革論“的說法。許多跨時代的政治經濟體制變革都產生於這一時代。本文主要分析了唐代三省制轉變為中書門下體制的變化，從這一中央機構的變革之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可以側面看出唐代不斷變化的這一特點。同時，唐代中樞體制的變革，尤其中書門下經歷五代之後，逐漸演變為兩宋的二府三司制，側面為唐宋的承接和研究慣性打通了通道，使得我們可以以一個整體的目光來看待六至九世紀的這段歷史。

（劉後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