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琪 | 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

——基於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資料的實證研究

原創

許琪

婦女研究論叢

許琪，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婚姻和家庭、人口社會學。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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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於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資料，研究了女性受教育程度對多個維度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影響。

研究發現，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助於降低家務分工的性別不平等，但是對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卻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且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學習輔導這一維度。分城鄉、子女數量和子女年齡的研究發現，女性受教育水平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在農村、多孩家庭和子女年齡較大時表現得更加突出。

在教育擴張的背景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規模正在迅速擴大，因而未來必須加強對受教育程度較高女性的育兒狀況及其性別分工狀況的研究，只有不斷降低受教育程度較高女性的育兒負擔，生育政策的調整才能真正落到實地。

一、引言

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是社會性別研究中的重要議題，研究這一問題對評估一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程度和理解女性的勞動參與及生育決策都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圍繞育兒分工進行了很多研究。這些研究大多沿用以往關於家務分工的經典理論，認為育兒和家務一樣都是主要由女性承擔的無償勞動，且都受到夫婦雙方的經濟地位和性別角色觀念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1］［2］

。這種研究取向試圖將育兒和家務放到統一的框架之中，因而有助於揭示二者的共性；但是，將育兒和家務等同容易使研究者忽視它們的重要差異。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就這個問題來說，如果我們繼續沿用關於家務分工的理論框架，那麼很容易得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育兒分工越平等的結論。然而，近年來的多項國外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育兒負擔反而越重

［3］［4］

。針對中國的一些定性研究也發現，“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在城市中產家庭更加普遍

［5］［6］

。考慮到中產家庭中的女性大多受過高等教育，這也與教育能推動性別平等的理論預期不符。既然如此，那麼為何教育沒有像眾多理論所預期的那樣減輕女性的育兒負擔？我們認為，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是將育兒和一般意義上的家務勞動進行區分，並採用一種與家務分工不完全相同的理論解釋育兒分工。本文將在回顧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討論育兒和家務的差異，特別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和家務分工的不同影響。

除了上述理論意義之外，在中國的背景下，研究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不僅經歷了教育的快速擴張，而且經歷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每10萬人口中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數為15467，與2010年相比上升了74。2%

［7］

；而202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30，表明中國已步入極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

［8］

。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生育率下降同時發生並非偶然，而要深入理解二者的關係，就必須釐清教育對育兒分工的影響，特別是對女性育兒負擔的影響。近年來，已有多項研究討論了“密集母職”和中產階層的“育兒焦慮”問題

［5］［6］［9］［10］

，這些研究都將焦點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高校擴招的背景下，這一女性群體的規模空前增長，她們的生育決策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在教育擴張和生育率持續走低的雙重背景下，研究女性教育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對於瞭解當下中國家庭的育兒實踐、分析低生育率的成因和制定相關應對策略都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回顧和研究設計

(一)家務分工及其理論解釋

眾所周知，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歐美髮達國家，家務都主要由女性承擔，但是對這一現象卻存在多種不同的理論解釋。

關於家務分工的第一種理論特別強調經濟理性的影響。加里·斯坦利·貝克爾（Becker，G。S。）認為，家務分工在本質上是夫婦雙方為最大化家庭效用而進行的理性分工

［11］

。由於男性通常比女性在勞動力市場更有優勢，所以他們會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工作，以賺取更多收入；而女性則會把大部分時間投入家務勞動，承擔照料者的責任。這樣，透過專業化的勞動分工，夫妻雙方各司其職，整個家庭的經濟福利也會因此變得更好

［12］

。在實際研究中，學者們從經濟理性出發提出了兩個更加具體的理論。

關於家務分工的第一種理論是時間可及性理論，該理論認為，家務是基於家庭成員的時間可及性進行合理分配的，夫妻中誰的工作時間越短，工作安排越具有彈性，家務時間就越長

［13］

。根據這一理論，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參與程度都比女性高是導致家務主要由女性承擔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種理論是相對資源理論，該理論認為，家務分工與夫妻間的相對權力有關。夫妻中誰佔有的經濟資源越多，權力就越大，因而也越可能在關於家務分工的討價還價中佔據優勢

［14］

。在具體研究中，學者們通常以夫妻相對收入作為相對資源的測量。根據該理論，家務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主要是由妻子相對丈夫而言較低的經濟收入導致的。

與上述理論不同，關於家務分工的第二種理論特別強調性別意識的影響，因而也被很多學者稱為性別意識理論

［15］

。該理論認為，夫妻雙方在勞動力市場和家庭中的時間分配並非基於經濟理性的簡單權衡，而是根植於性別意識之中。如果夫妻雙方均認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那麼即便妻子工作繁忙或收入高於丈夫，也會承擔比丈夫多得多的家務勞動

［16］

。一些學者據此修正了經典的相對資源理論，認為家務分工存在“性別表演”（gender display）

［17］

。根據這一觀點，妻子的相對收入無法持續減少她們的家務勞動時間，因為一旦她們的收入大大超過丈夫，就會透過多做家務來維護自身的女性形象；對丈夫來說也存在類似現象

［18］

。這種現象與一些學者提出的“實踐性別”（doing gender）理論相一致。根據該理論，男女雙方都會透過“恰當”的性別實踐讓自己表現得符合一個社會認可的男性或女性形象

［19］

。所以，家務分工的性別不平等深刻嵌入在社會的性別不等結構之中，只有當性別角色規範發生根本變化的時候，家務分工中的性別平等才有可能最終實現。

(二)育兒和家務的差異

上文介紹的各種理論主要用於解釋家務分工。近年來，一些學者試圖將之應用到關於育兒分工的研究中，但很多並不成功

［20］

。例如，有學者發現，全職母親不會因為工作時間的增加而大幅減少育兒投入

［21］

。因此，對家務分工行之有效的時間可及性理論對育兒的解釋力十分有限。此外，相對資源理論也缺乏證實。很多研究發現，相對資源的增加不會顯著降低母親的育兒時間；甚至有研究發現，夫婦中相對資源較多的一方反而在育兒中投入更多

［22］

。性別意識理論對育兒的解釋力也比較有限。一些調查發現，雖然母親很關注育兒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但她們更加關心育兒質量

［2］

。因此，如果父親無法給予高質量的養育，那麼她們寧願親力親為，甚至會扮演“守門人”的角色以阻止父親參與育兒，這與母親在被問及家務分工時的情況截然不同

［23］

。

綜上所述，各種針對家務分工的經典理論並不適用於解釋育兒。因此，將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等同起來的做法具有重大缺陷。近年來，一些學者已經關注到家務和育兒之間的差異性。他們指出，首先，家務的內容比較龐雜，其中既包括洗衣、做飯、清潔等以女性為主的勞動，也包括修理和裝置維護等以男性為主的勞動，因此家務的性別界限較為模糊。相比之下，幾乎所有育兒活動的主體都是女性，這導致育兒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更加嚴重

［24］

。其次，隨著家用電器的普及和有酬家政服務的出現，很多家務勞動已經可以透過其他形式替代，這導致在很多發達國家，男女雙方的家務時間都在不斷縮短

［25］

。但是，育兒的可替代性始終很弱，即便在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母親依然需要在育兒中投入大量的時間和情感，且隨著科學育兒觀念的普及，家庭的育兒投入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隨時間持續增加

［26］

。這些差異使得很多學者認為，應當將育兒從一般意義上的家務勞動中區分出來，進行更加專門化的研究

［21］

。

我們認為，除了上述兩點差異之外，育兒和家務之間還有一個重要區別。以往關於家務勞動的研究大多將家務視作一種令人生厭的勞動。在這些研究中，家務通常被描述為枯燥的、乏味的、重複性的、沒有報酬的，因而也是人人避之而不及的

［1］

。鑑於上述原因，夫妻雙方才會透過各種途徑少做家務，或者儘可能讓對方多做家務。但是，這個假定在育兒方面卻不一定適用。

首先，育兒在很多研究者的描述中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學者們強調育兒很辛苦，不計報酬，且時常導致嚴重的工作—家庭衝突

［9］［10］

；另一方面，在很多父母眼中，陪伴子女也能帶來很多快樂

［21］

。所以，與做家務時通常只能獲得負面情感體驗不同，父母在育兒時的感受比較複雜，或者說是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並存。這種複雜的情感體驗會使得父母不像厭惡家務那樣厭惡育兒。

其次，育兒關係著子女的成長與發展，而父母總是對子女的成長和發展飽含期待。在中國的背景下，這種期待既包括希望子女收穫健康和快樂，也包括希望子女在激烈的學業競爭中獲得成功。很多研究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值正變得越來越高

［26］

。這一方面是因為在生育數量減少之後，父母變得越發重視子女質量的培養

［27］

；另一方面，隨著科學育兒和精細化育兒觀念的普及，“密集母職”逐漸發展為一種社會潮流

［10］

。在這種類似“軍備競賽”的育兒競爭中，所有父母都不甘落後，都會爭相在育兒中投入儘可能多的時間和金錢，以期待子女在未來獲得成功。

最後，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育兒不僅關乎子女的未來，而且對父母及其所在的家庭會產生重要影響。費孝通曾指出，中國的代際關係之中存在“雙向反饋”，父母早年對子女的養育之恩能夠換取子女在父母晚年時的豐厚回報

［28］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父母有動力在育兒中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此外，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文化特別強調世系綿延和代際延續

［29］

。子女的成功既是其個人的成功，也是整個家庭甚至家族興旺發達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下，父母在育兒中傾其所有不僅是經濟理性的，也是文化理性的。

(三)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

綜上所述，家務和育兒雖有相似之處，但也存在重大差別。與做家務不同，父母在育兒時不僅能收穫積極的情感體驗，而且會對子女的健康成長、自身的晚年生活和整個家族的興旺發達飽含期待。在這些因素的共同影響下，育兒的性別分工模式會呈現出與家務分工不完全相同的特點。

就本文的研究問題而言，如果沿用以往關於家務分工的經典理論來研究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那麼很容易得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育兒分工越平等的結論。首先，基於貝克爾提出的經濟理性觀點，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力市場回報越高，從事育兒的機會成本也越高。所以，從經濟理性出發，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應當減少在育兒方面的時間投入。其次，相對資源理論認為，夫妻中相對資源較低者更可能從事育兒分工。因為接受教育有助於提高女性的相對資源，所以也有助於她們擺脫繁重的育兒負擔。最後，從性別角色理論來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可能接受男女平等的性別觀念，這也有助於減少她們的育兒時間，進而推動育兒分工向性別平等的方向發展。

然而，與上述理論的預期完全相反，近年來的多項國外研究顯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育兒投入的水平也越高

［3］［4］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更加看重育兒的質量，也對子女的成長和發展抱有更高的期待

［21］

。除此之外，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也更可能接受精細化育兒的理念，因而也更願意在育兒中投入大量的時間與情感

［15］

。儘管接受更高程度教育使得女性擁有更好的職業發展前景，也更容易陷入工作和育兒的衝突，但是，並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願意為了工作而降低育兒標準或減少對子女的陪伴

［2］［3］

。與之相反，很多研究發現，全職母親時常會因為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育兒而對子女心存愧疚，而且她們也更可能透過犧牲閒暇、睡眠和個人護理等方面的時間來增加對子女的陪伴時間

［20］

。總而言之，受教育程度不僅沒有減少女性的育兒投入，反而促使她們投入更多，這與其對女性家務時間的影響截然不同。

上文所述的各項研究主要針對歐美髮達國家，截至目前，還很少有研究在中國的背景下討論女性教育對育兒分工的影響。與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類似，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非常快速的教育擴張，且在教育擴張過程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空前提高

［30］

。近年來，已有多項研究關注到中國高知女性面臨的工作育兒衝突和“育兒焦慮”問題

［5］［6］

，也有不少研究討論了科學育兒、精細化育兒和與之相伴隨的“密集母職”現象

［9］［10］

。結合這些背景，我們認為，深入研究中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研究設計

本文將使用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資料研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在具體研究時，除了對育兒和家務進行嚴格區分之外，我們還區分了兩種不同型別的育兒活動。一是日常照料。我們認為，這類活動雖然包含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和期待，但它通常很瑣碎，在性質上更接近家務勞動，因而可能更適用於採用家務分工的理論來解釋。二是學習輔導。與日常照料不同，這類活動的主要目標是提升子女的學習成績，因而，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的影響。考慮到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會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

［31］

，且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也越有能力輔導子女的功課和學習，所以我們預計，女性在學習輔導方面的育兒投入水平將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而且，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在這項育兒活動上將會遭受更大程度的性別不平等。

除此之外，本文還將分城鄉、子女數量和年齡研究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不同影響。首先，根據現有研究，城市父母的性別角色觀念通常比農村父母更加現代

［32］

，因而根據性別意識理論，城市中的育兒分工應當更加平等。但現有的研究也發現，城市父母相比農村父母更加重視育兒的質量，也面臨更加激烈的育兒競爭

［33］

。這可能促使他們在育兒方面投入更多，對那些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來說，育兒方面的投入可能會更大。因此，對城鄉進行對比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分辨不同理論對育兒分工的解釋力。

其次，對一孩和多孩家庭進行對比研究有重要意義。現有研究發現，觀念較為傳統的父母生育多孩的可能性較大

［34］

。因此，基於性別意識理論，我們預計在多孩家庭中育兒分工將更加傳統。但是，根據貝克爾提出的生育數量與質量之間的替代關係，生育數量的減少將提高父母對育兒質量的期待

［27］

。從這一觀點出發，一孩家庭中的育兒分工可能更加不平等。除了可以對不同理論進行檢驗之外，對一孩和多孩家庭進行對比研究也有助於評估歷次生育政策調整對不同人群的影響。自2013年以來，中國先後實施了“單獨二孩”“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生育政策，但不同階層對上述政策的反應差異很大

［35］

。本文將分生育數量研究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這對我們深入理解生育政策調整之後不同女性群體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都有重要意義。

最後，本文將分子女年齡研究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家庭生命週期理論認為，子女年齡較小時，父母需要投入的育兒時間較多；但隨著子女年齡的增長，其自身的獨立性不斷增強，父母的育兒壓力也將大幅下降

［36］

。根據這一理論，我們預計子女年齡較小時，父母的育兒投入較多，育兒分工也更可能表現出較高程度的性別不平等。不過，家庭生命週期理論討論的育兒負擔主要是日常照料，隨著子女年齡的增長，父母的照料負擔確實會大幅減少，但學習輔導方面的壓力則不斷上升。如前所述，父母對子女的日常照料更類似家務勞動，而在學習輔導方面的投入則主要受教育期望的影響。考慮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期望越大，在學習輔導方面的投入也越大，因此我們預計，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在子女年齡較大時更可能遭遇育兒分工方面的性別不平等。

三、資料、變數和分析方法

(一)資料

本文將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資料進行研究。該調查是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繼1990年第一期、2000年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之後組織的又一次全國規模的調查。調查採用了按地區發展水平分層的、三階段不等機率抽樣方法，樣本覆蓋了除港、澳、臺在外的中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的人口

［37］

。調查內容包含受訪者的基本情況、工作與收入、婚姻與家庭、社會參與、身心健康、性別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多個方面。

出於研究問題的需要，本文僅保留了資料中處於在婚狀態且至少有一個年齡在18歲及以下子女的女性樣本，符合這一條件的樣本量有6098人。在進一步刪除缺失值以後，實際進入分析的樣本量為4794人。資料缺失主要來自學習輔導這一個變數，有1043名女性在該變數上的值為“不適用”，這很可能是因為她們的子女未到上學年齡或已經不再上學。為了保證整個資料分析的樣本量維持不變，我們採用了“例刪法”（casewise deletion）處理缺失值。此外，我們也考慮對不同因變數使用所有可用的樣本進行分析，發現研究結論不變。篇幅所限，下文僅報告基於“例刪法”處理缺失值後的分析結果。

(二)因變數和分析方法

本文的因變數是育兒分工，它包括日常照料和學習輔導兩個維度。問卷直接詢問了受訪女性在這兩個維度上的育兒投入情況，選項包括“從不”“很少”“約一半”“大部分”和“全部”五個類別。分析時按照1-5分賦值，分值越高，表示育兒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越嚴重。除了分維度研究育兒分工之外，我們也將這兩個維度加總為一個反映總體育兒分工狀況的綜合指標。對於這個綜合指標，分析使用的是線性迴歸模型；而對於兩個分項指標，則使用定序logit模型。

此外，為了更好地比較育兒分工和家務分工之間的差異，我們還從做飯、洗碗和保潔三個方面研究了女性教育對家務分工的影響。通常來說，這三項家務的承擔者都是女性，因此，以它們為研究物件可以更好地避免以往研究所說的家務的性別主體比較模糊的問題。在問卷中，做飯、洗碗和保潔的性別分工狀況也是由受訪者自填，選項同樣包括“從不”“很少”“約一半”“大部分”和“全部”五類。分析時我們也按照1-5分賦值，並使用定序logit模型進行分析。此外，我們也將這三個維度的家務分工狀況加總得到一個反映家務分工性別平等程度的綜合指標。對於這個綜合指標，分析時將使用線性迴歸模型。

(三)自變數

本文的核心自變數是女性的受教育年限。該變數直接由受教育程度轉換得到，轉換方法是：文盲為0年，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中專/技校為12年，大專為15年，本科為16年，研究生為19年。

除此之外，我們在模型分析時還考慮了其他因素對育兒分工和家務分工的影響。首先，參照時間可及性理論，我們考慮了受訪者的工作時長。其次，參照相對資源理論以及性別意識理論對它的修正，我們考慮了受訪者的收入、妻子收入佔夫妻收入之和的百分比以及收入佔比的平方。再次，參照性別意識理論，我們在模型分析時考慮了受訪者的性別角色觀念。問卷中包含多個與性別角色觀念相關的題目，我們借鑑了劉愛玉和佟新的研究，根據受訪者對“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掙錢養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和“丈夫的發展比妻子的發展更重要”三道題的接受程度來測量性別角色觀念

［38］

。具體來說，我們將受訪者在這三道題上的回答加總，得到反映其性別角色觀念的總分，該總分越低，表示性別觀念越保守，反之則越現代。最後，模型分析時納入了受訪者的年齡、戶口性質、生育數量、最年幼子女的年齡、丈夫教育年限和居住地。

對上述所有自變數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四、分析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描述了受訪者在家務和育兒兩個方面的性別分工狀況。可以發現，在家務和育兒的各個維度上，女性表示承擔“全部”和“大部分”的百分比都明顯高於“從不”與“很少”。所以，家務和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程度都很高。具體來看，受訪者在做飯、洗碗和保潔這三項家務方面的性別分工狀況比較接近，且與照料這一項育兒活動上的性別分工狀況類似。但是，照料與輔導之間的差異卻較大，與照料相比，輔導方面的性別不平等程度明顯更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輔導與照料之間存在重要差異，需要區別對待，但照料與家務之間卻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在下文，我們將透過更加深入的分析證明這一點。

表 2 家務和育兒的性別分工狀況(N=4794)

圖1描述了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的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變動趨勢。可以發現，隨著受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做飯、洗碗和保潔這三個維度上的性別不平等程度逐漸降低，因此，與各種解釋家務分工的理論預期相同，我們發現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於降低家務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不過，育兒分工的情況卻比較複雜。雖然照料方面的性別不平等也隨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呈相對較緩的下降趨勢，但是，輔導方面的性別不平等卻隨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斷上升。這也充分說明，學習輔導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育兒投入，不能簡單沿用關於家務分工的理論來解釋。

(二)模型分析結果

表3展示的是對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這兩個綜合指標進行線性迴歸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控制其他變數以後，女性受教育水平對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具有截然不同的影響。對家務分工來說，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時越平等，這與經典理論的預期完全一致。但是對育兒分工來說，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反而會加劇性別不平等的嚴重程度。參考國外相關研究，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更加重視育兒的質量，更可能接受精細化育兒的理念，並且對子女的成長和發展懷有更高的期待，這些都會導致她們在育兒中投入更多。

從其他自變數的影響來看，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影響因素存在一些相似之處。首先，分析結果顯示，妻子的工作時間越長，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程度越低，這驗證了時間可及性理論。其次，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程度都隨女性相對收入的增加呈先下降後上升的二次曲線變化，因而，這兩種分工均存在“性別表演”。最後，當生育子女數量較多時，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不平等程度較高；而與父母同住時，這兩種性別不平等都會有所下降，這充分說明，生育多個子女會明顯加重女性的家務負擔和育兒負擔，但祖輩的參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這種情況得到緩解。

不過，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影響因素也有很多不同之處。首先，分析結果顯示，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越開放，家務分工越平等，這有力地支援了性別意識理論。但是，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卻對育兒分工沒有顯著影響。其次，城鎮女性的家務分工比農村女性更加平等，且女性的年齡越小，家務分工越平等，這些結果都可以由城市人和年輕人較為現代的性別角色觀念得到解釋。但是，在育兒方面，城鄉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而且年輕女性的育兒分工反而比年長女性更加不平等。這些結果都與性別意識理論產生了矛盾。

此外，分析結果還顯示，丈夫的受教育年限越長，育兒分工越平等，但丈夫的受教育年限卻對家務分工沒有顯著影響。結合妻子受教育年限越長，育兒分工越不平等的研究結論，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即夫妻之中誰的受教育程度更高，誰在育兒中承擔更多，這明顯與相對資源理論的預期不符。

最後，子女年齡對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影響也存在差異。結果顯示，子女年齡較大時，家務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程度較大；但是對育兒分工來說，子女年齡的影響卻呈倒U形曲線變化。相比之下，子女年齡在6-12歲時，育兒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程度最高，0-5歲時其次，13-18歲時最低。這一變動趨勢與家庭生命週期理論的預期並不完全相符。

表3使用線性迴歸模型較為籠統地分析了各變數對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這兩個彙總指標的影響。表4則使用定序logit模型更加具體地研究了這些影響在不同維度上的異同。從表4可以發現，各變數對做飯、洗碗和保潔這三個方面家務分工的影響相似，且與表3中對家務分工彙總指標的影響基本相同，因此這裡不再重複介紹。但是，就照料和輔導這兩類育兒分工來看，各變數的影響存在較大的差異。首先，在控制其他變數以後，女性受教育年限對照料分工沒有顯著影響，但是對輔導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卻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其次，就丈夫受教育水平對育兒分工的影響來看，這種影響主要針對學習輔導，而不是日常照料。我們認為，學習輔導方面的育兒投入主要受父母教育期望的影響，由於父母中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對子女的期望值也較高，輔導子女學習的能力也更強，所以才會出現教育程度越高、輔導子女學習越多的現象。相比之下，夫婦雙方的教育對日常照料的影響機制比較複雜。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視照料的質量，因而會傾向於投入更多的照料時間；另一方面，日常照料在性質上更接近家務勞動，這使得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更有動力去規避它。這兩種影響相互抵消，最終導致男女雙方的受教育年限對照料分工均未表現出顯著影響。

表 4 女性受教育年限對各類別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影響

注：括號中為標準誤；

表示

<0。05，**表示

<0。01，***表示

<0。001。

此外，除受教育年限以外的其他自變數對照料分工的影響與三類家務分工非常相似，但是對輔導分工的影響則不然。首先，分析結果顯示，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越開放，照料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程度越低。這說明照料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可以透過性別意識理論得到解釋，但輔導分工卻不受性別角色觀念的影響。其次，子女數量的增加會顯著提高照料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這與三類家務分工中的情況完全一致，但子女數量對輔導分工的影響卻不顯著。再次，與三類家務分工類似，與父母同住能顯著降低照料分工和輔導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但這種影響對輔導分工明顯更小。這說明祖輩的功能主要是分擔母親的照料負擔，在學習輔導方面，祖輩的作用比較有限。最後，子女年齡對照料分工和輔導分工的影響也不一致。分析結果顯示，子女年齡在6-12歲的時候，照料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程度較高；對輔導分工來說，子女年齡在12歲以下差異不大，13歲以後，輔導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則顯著降低。這有可能是因為13歲以後，子女已進入高中階段，父母在學習輔導方面的作用和能力都比較有限。

綜上所述，女性受教育水平對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具有截然不同的影響，且這種影響對照料和輔導這兩類育兒分工不完全相同。為了深入探究女性受教育程度對各類育兒分工的影響是否存在群體差異，我們在模型中納入了女性受教育年限和城鄉戶口、子女數量和子女年齡的互動項，分析結果如表5至表7所示。

表 5 女性受教育年限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在城鄉之間的差異性

注：對於總育兒分工採用線性迴歸模型，對於照料分工和輔導分工採用定序logit模型；受篇幅所限，表中沒有報告其他自變數和截距的迴歸係數；括號中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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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女性受教育年限對育兒分工的影響隨子女數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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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女性受教育年限對育兒分工的影響隨子女年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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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研究了女性受教育年限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在城鄉之間的差異性。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受教育年限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在農村較大，而在城鎮較小；但這種影響主要存在於學習輔導這一個方面。我們認為，導致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是城鎮的學習競爭更加激烈，因此，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也會在子女學習方面投入很多精力，這導致城鎮女性的教育對學習輔導方面的性別分工影響較小。但是在農村，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學習輔導方面投入的精力差異很大，這導致農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有更大的影響。

表6分析了女性受教育年限對育兒分工的影響隨子女數量的變化。分析結果顯示，多孩家庭中女性受教育水平對育兒分工有更大的影響，且這種影響主要針對學習輔導這一方面。這一結果充分說明，在只生育一個子女的情況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育兒投入方面的差異較小。但是，如果生育多個孩子，這種差異就會凸顯出來。導致上述結果的可能原因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在生育多個子女以後會明顯降低育兒投入水平，即存在貝克爾所說的數量與質量間的替代。但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則不然，她們即便在生育多個子女的情況下也不願意降低育兒質量。上述結果也能從一個側面說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三孩時將面臨更加艱難的選擇。而且，一旦她們選擇生育二孩或三孩，勢必會揹負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多得多的育兒負擔。

表7分析了女性受教育年限對育兒分工的影響隨子女年齡的變化。分析結果顯示，子女年齡越大，女性受教育年限對育兒分工的影響越大，且這種差異在照料和輔導兩個方面均有所體現。就照料來看，當子女年齡在0-5歲時，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會顯著降低照料分工中的育兒不平等，這可能是因為，學齡前兒童的照料非常瑣碎，在性質上更接近家務勞動，因而女性教育會促進照料分工的性別平等化。但是，隨著子女年齡的上升，這種促進作用逐漸消失。就輔導分工來看，當子女年齡在0-5歲時，女性受教育程度就對性別不平等具有加劇作用，隨著子女年齡的增加，這種加劇作用變得越來越明顯。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結果的可能原因是，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子女0-5歲時的育兒投入都較大，所以在這個年齡段，受教育水平對育兒分工的影響較小。但是隨著子女年齡的增加，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會逐漸降低育兒投入水平，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的育兒投入則始終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上，這樣，女性受教育水平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就會隨子女年齡的增加不斷突顯出來。

五、結論與討論

在教育擴張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背景下研究女性受教育程度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回顧相關研究文獻的基礎上，分析了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異同，並基於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資料，研究了女性受教育程度對不同維度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不同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在城市和農村、一孩和多孩以及不同年齡子女之間的差異性，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首先，女性受教育水平有助於降低家務分工的性別不平等，但是對育兒分工的性別平等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育兒和家務是兩種不完全相同的無酬勞動。雖然二者都主要由女性承擔，但家務勞動通常很枯燥乏味，而育兒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讓父母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此外，育兒的質量關係著子女的成長與發展，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父母期望的影響。由於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期待越高，也越可能接受精細化育兒的理念，這導致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在育兒方面的投入反而更大。因而，與家務分工的情況完全不同，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反而會加劇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

其次，除了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影響之外，家務分工和育兒分工的差異還表現在性別意識理論的解釋力上。分析結果顯示，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越開放，家務分工越平等，且城鎮女性和年輕女性中家務分工也比農村女性和年長女性平等，這些發現都有力地支援了性別意識理論。但是，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城鄉屬性對育兒分工都沒有顯著影響；在年齡方面，反而是觀念較為開放的年輕女性的育兒分工表現出更大程度的不平等。這些結果都與性別意識理論產生了矛盾。由此可見，家務分工較少受到女性性別意識的影響。我們認為，這不是因為性別意識對育兒不重要，而是在“密集母職”的背景下，女性對育兒質量的強調已經超過了性別本身。正如一些國外研究所發現的，母親雖然很希望父親能幫助分擔育兒責任，但是出於對父親育兒質量的擔憂，她們寧願親力親為，對那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來說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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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育兒在本質上是以子女為中心的，或者說是以子女能得到高質量養育為根本目標的，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性別平等只能退居其次，這與家務分工中的情況截然不同。

再次，日常照料和學習輔導這兩類育兒活動之間的差異很大。雖然日常照料也包含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和期待，但它在性質上更接近家務勞動，其影響因素也與家務勞動更為相似。例如，研究發現，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對照料分工具有顯著影響，且祖輩的參與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照料分工的性別不平等。但是，性別角色觀念對學習輔導卻沒有解釋力，祖輩參與的影響也較弱。此外，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發現女性受教育水平對照料分工沒有影響，但是對學習輔導方面的性別不平等卻有非常顯著的加劇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學習輔導方面的育兒投入主要受父母教育期望的影響。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期望也越高，也越有能力輔導子女的學習，這導致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在學習輔導方面投入更多。

最後，分城鄉、子女數量和年齡的研究發現，女性受教育水平對育兒分工的影響在農村、多孩家庭和子女年齡較大時表現得更加突出。這些結果反映出不同女性在育兒觀念和育兒方式上的差異性。具體來說，我們認為，在城市、只生一個孩子或子女年齡較小時，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育兒投入方面的差異較小，因而女性教育對育兒分工（特別是學習輔導）的影響較小。但是在農村、生育多個子女或子女年齡較大時，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育兒方面的差異就會凸顯出來。

我們認為，上述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女性的育兒負擔，以及她們在進行二孩甚至三孩生育決策時所面臨的困境。總體來說，農村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育兒投入最低，育兒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程度也最低，所以在生育政策放開之後，她們也是最可能生育二孩和三孩的人群。但是對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來說，無論她們在農村還是城市，育兒負擔都很重。這一方面是因為她們即便在生育多個子女的情況下，也不願意降低育兒標準；另一方面，她們的育兒投入不會因為子女年齡的增長而有特別明顯的下降。由此可見，對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來說，每一次生育都意味著一段艱鉅且漫長的養育過程，這可能是導致她們的生育意願始終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空前提高，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進入婚育年齡，這對中國應對持續走低的生育率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本文認為，在教育擴張的背景下，必須加強對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育兒分工狀況的研究。在研究時，不僅要充分考慮育兒分工和家務分工之間的差異，而且要考慮到不同育兒活動之間的差異。由於在當代中國，父母在學習輔導方面的育兒投入對育兒分工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進一步的研究也需要對之給予特別關注。總而言之，只有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不斷降低高教育水平女性的育兒負擔，努力推動育兒分工中的性別平等，生育政策的調整才能真正落到實地。

註釋和參考文獻略

本文來自《婦女研究論叢》2021年第6期

《婦女研究論叢》是由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管、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和中國婦女研究會主辦的全國性學術期刊。1992年創刊，1999年成為中國婦女研究會會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