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茶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明中晚期文人的精神生活中十分重要

明至弘曆之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城市經濟的繁榮，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人從原來對家國情懷的“言志”轉向了天真自然的“言趣”。

他們開始講究生活的意境和日常生活的藝術化，在居室美化上的表現突出，比如藏畫、藏書、養魚、插花之類。居室案頭佈置一些與季節相配的瓶花，境趣相和。一般的日用品都求其新奇，質地不嫌貴重，做工不嫌精緻，裝飾不嫌繁縟在生活中充分實現自己對美的追求，儘可能地把生活藝術化，使日常生活本身成為一個值得玩味、值得留戀的存在，求得世俗生命的完滿。

於是，飲茶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明中晚期文人的精神生活中變得十分重要。如同文震亨所言：“有明中葉，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評書、品畫、渝茗、焚香、彈琴、選石等事，無一不精。”這一時期的文人藉助“趣之皮毛”的形式，將生命藝術化，孕育出文人飲茶文化的一種特殊的藝術情趣。當時的許多茶書著作、茶畫、茶詩，山水茶會、雅集茶會等都反映出文人充滿藝術化追求的飲茶生活。

對“境”的認識，最早見於唐代詩人王昌齡的《詩格》：“處身於境，視鏡於心。瑩然掌中，然後用思，瞭然境象，故得形似。”其後中國詩學一貫主張一切景語皆情語，融情於景，寓景於情，情景交融，自有境界。文人飲茶生活也特別強調情景交融，以境言情、言志、言趣。

明代文人詩畫中描繪的文人飲茶生活，多以心繫山林為主調，表現為“山水自然”與“茶人”相結合的意境，茶人借飲茶而活躍在山水自然之間，山水自然也因有了文人飲茶活動而顯出特別的韻味。

關於飲茶“意境”，歷代都有眾多的敘述。明代馮可賓的《齊茶錄》，在“宜茶”中提出適宜品茶的13個條件：“無事、佳客、幽坐、吟詩、揮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會心、賞鑑、文憧”；一與宜茶13個條件相應的，他還提出了不適宜品茶的“禁忌”7條：“不如法、惡具、主客不韻、冠裳苛禮、葷餚雜陳、忙冗、壁間案頭多惡趣”。

對自然環境的追求，自唐以來都受到飲茶文人的關注，他們在把握自然的同時，也將飲茶活動與自然的環境條件相契合。唐代詩僧靈一詩云：“野泉煙火白雲間，坐飲香茶愛此山。巖下維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山泉潺潺，青煙嫋嫋、白雲悠悠，說不盡的野趣，使得茶人品飲至暮色蒼茫仍不捨回寺。另有錢起詩云：“竹下忘言對紫茶，全勝羽客醉流霞。塵心洗盡興難盡，一樹蟬聲月影斜。”竹影婆嬰，蟬鳴聲聲，夕陽西斜，是典型的清寂環境。在這種環境中，錢起和他的好友趙營品飲著紫筍清茶，感到塵心洗淨，俗念全消，心靈空明，樂而忘返。

明代茶人喜好“松月下，花鳥間，清白石，綠鮮蒼苔”的飲茶環境，繼承了唐宋以來文人對飲茶自然環境的要求，但是明代山水茶事畫作大多反映出山水樹林和茶人怡然天趣的生活，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文人更為喜好清幽、空靈的自然環境。

文微明《林榭煎茶圖》中，飲茶場所在一個茅舍亭榭之內，周圍山丘高聳、松林權”‘、短籬小草。文人畫作中時常出現茅舍亭榭的意境，這是明代出現的專門用於飲茶活動的“茶寮”，它使茶事活動有了固定的場所。屠隆《茶說》“茶寮”條記：“構一斗室，相傍書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設，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茶寮，一般是指飲茶的室內環境，明以前飲茶活動場地也常常在室內展開，但仍然是居住環境的一部分，並不是專門為茶事活動而建。而明代的茶寮已明顯與書齋相隔，並設有專門從事茶具管理、煮水沏茶的茶役。但專門茶寮茶室的構建雖也置於山水之間，且意趣風雅，卻始終不及茂林修竹、怪石名泉、山村小橋以及松月蒼苔那些清幽空靈的飲茶意境自然，顯得開闊異常而有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