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東漢孝治的文化背景下，士大夫在孝道踐行上表現活躍，士大夫群體起著道德教化，與行為導向的作用。在促進家庭關係的和諧、社會重孝風氣的形成等方面，起了積極的引導作用，同時士大夫對於孝道極端、功利化的追求，使得社會上出現了愚孝甚至偽孝現象，亦影響了孝道的正常發展。
孝道作為漢代家庭的基本美德，具有促進家庭關係的和諧，維護家庭穩定的積極作用。士大夫一生中主要扮演兩種角色，兒子與父親。在漢代家長制的社會結構中，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道德倫理規範表明，作為父家長的男性在調節家庭關係和諧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東漢孝恆帝
士大夫從小學習儒家的孝道思想，士大夫群體起著道德教化與行為導向的作用
士大夫從小學習儒家的孝道思想，因此作為兒子能夠很好的履行對父母的孝道，能夠對兄弟踐行悌德，有利於家庭的和睦團結，形成良好的家風。由此而推之，由家庭擴充套件到家族，進而影響社會。
而作為父親計程車大夫也能夠很好的，把自己身上的孝道思想傳輸給子女，培養子女尊老敬老的孝道觀，以此類推，孝德得以由家庭內部代代相傳，有力地促進了家庭的興旺和家族的延續。
東漢士大夫孝順母親
榜樣的力量是偉大的，這句話用在任何時候都是不過時的，國家樹立一些孝子典範，對東漢社會孝道行為的實施，有著積極的引導促進作用，從而帶動社會各階層的家庭關係的和諧。
士大夫階層既是傳統社會的知識精英，又是社會的有力引領者，士大夫群體起著道德教化與行為導向的作用。
東漢士大夫多由經學入仕，具有共同的思想文化、道德操守和治國理念，他們十分注重自身的孝道修養，時時以孝道要求自己，努力踐行孝德，傳播孝道理念，其高尚的道德品行，往往受人尊敬，能夠成為社會行為的指向標，影響社會的道德教化，進而促進東漢重孝社會風尚的形成。
東漢士大夫孝順母親
先秦儒家的孝道觀隨著漢代國家孝治的實施，出現了大量愚孝的孝子，還滋生出了許多偽孝的孝子
先秦儒家的孝道觀強調孝子善事父母，重視孝子侍奉父母時的真情流露。隨著漢代國家孝治的實施，孝的內涵與外延得到擴充，孝由家庭倫理擴充套件為社會、國家倫理，特別是以孝為標準的選官制度的推行，使得東漢士大夫在孝道的踐行上，逐漸走向極端化的趨勢，嚴重背離了孝道的最初本義。
東漢時期，社會上不僅出現了大量愚孝的孝子，還滋生出了許多偽孝的孝子。郭巨活埋自己的兒子來為母親省口糧。這種愚孝行為不僅得到當時社會的稱讚，人們還把“郭巨埋兒”的故事編入“二十四孝”中，廣為流傳。可見東漢孝觀念的扭曲程度。
孝道
在東漢，士大夫因喪而毀性、身體損傷者普遍存在，士大夫本身行為的導向性，加上政府的大肆宣揚，往往會導致社會各階層的盲目效仿，不利於正常孝道行為的發展，導致原本表達人類自然情感的孝道發生了變異。
東漢士大夫在愚孝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一個對社會影響更不好的偽孝現象。東漢以孝廉作為選官的主要途徑，具有孝子之名就有做官的資格，為此許多人為了博取孝子之名，不惜弄虛作假，出現了偽裝、虛假的孝悌之舉。
二十四孝
如趙宣為親人守喪二十年而稱孝於鄉里，後被發現守喪期間育有五子，於是被交由官府定罪。可見朝廷對於偽孝之罪是非常重視的，嚴懲偽孝。但是社會世風使然，偽孝的出現勢必會導致孝道的虛偽化發展，不利於良好社會孝悌風尚的形成。
孝道作為家庭倫理範疇，有利於家庭的穩定與家族的和諧，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繼承
自漢代確立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後，孝就成為歷代封建君主管理國家的工具，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一直佔據著主導地位，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孝道觀念，成為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精神食糧。
二十四孝
孝道作為家庭倫理範疇，對家庭關係的和諧有著重要的作用，家長制家庭秩序的建立，保證了父家長的權威，使家庭乃至家族能夠形成一個凝固的集體，有利於家庭的穩定與家族的和諧，而孝道的代代傳承又有力地促進了家庭的興旺和家族的延續。重孝傳統在中國傳統社會得以延續。
漢代尤其是東漢所形成的重孝風氣，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繼承。魏晉統治者承襲了漢代的重孝傳統，標榜“以孝治天下”的孝治理念，孝行主要體現在這一時期的選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裡。隋唐時期，依然尊奉維護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統治秩序的孝道傳統。作為儒家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孝文化在唐代獲得空前發展。
二十四孝
統治者普及《孝經》，使其成為學校教育的必修課程。一直到清朝，統治者都積極地吸取儒家思想作為治國方針，大力推行孝道。可見孝道思想是家庭和睦穩定，和社會和諧安定的重要保障。
愚孝，偽孝的出現，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消極影響，東漢士大夫的孝行而言，主要從三個方面體現
同時，愚孝，甚至是偽孝的出現，給中國封建社會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消極影響，成為中國民眾代代傳承的精神枷鎖。從魏晉時期開始，重孝的觀念在人們思想中所佔的比重逐步增加，為了能以孝博名，孝子們力求做到孝行的極端化，甚至一些孝子做出偽孝的行為，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孝道風氣，由此滋生出對國人影響根深蒂固的封建孝道糟粕。
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圖”所樹立的孝道楷模，其孝行明顯的背離孝的最初本義。到宋明時期，理學家們把漢代單向的父子間關係發展到極致，孝被視為最高的道德準則，提出了絕對的忠孝觀，即後人所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並將這種愚孝愚忠推廣到各個領域，極大地扼殺了中國民眾的個性和自由，成為不少中國人奴性的根源。
士大夫作為東漢社會的中堅階層，具有官僚和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在東漢孝治的社會中，既是社會孝道的傳承守護者，又是國家的建設者。正是這種特殊的身份，使得國家重視對士大夫的孝德教化，士大夫大都能夠自覺的修養孝道，並在生活中踐行孝德，引領社會重孝之風。
二十四孝
就東漢士大夫的孝行而言，主要體現為對生身父母的孝行，對上司或舉主的孝行，對君主的孝行即移孝作忠等三個方面，在這三個方面中以孝敬父母為重點。相較於西漢，東漢士大夫的孝行，往往更加重視事死之孝的外在形式化的孝，而在忠孝關係上，經過統治者的政治調整，逐漸趨向重忠輕孝。
東漢士大夫的不同孝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不僅行孝方式多樣化，而且行孝極端化。他們往往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健康，乃至犧牲自己的妻子兒女來行孝，東漢士大夫因喪毀性、身體損傷者常見，以致社會出現的愚孝越來越多，甚至由於利祿的誘惑而出現嚴重的社會行為——偽孝。
二十四孝
總結
東漢士大夫行孝，不僅對東漢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世士大夫的行孝標準。因此，對於東漢士大夫的孝行影響我們要一分為二的看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繼承其重孝的傳統，同時又要剔除其愚孝、偽孝的消極因素。
參考內容來源：《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