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對蜀地文化做出巨大貢獻，至今影響深遠。《漢書循吏傳》記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死於蜀地，蜀中吏民還為他建造祠堂，年年祭祀。《華陽國志》記載：“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室，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眹更修立，又增雜鄴石室。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更於夷裡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有女牆。”。

文翁在蜀地建立精舍，即漢代經師講經的學堂，講堂，以及石室。東漢時期，學堂失火，太守在原先基礎上又重新修建。之後的兩千多年，除戰爭年代外，各朝代都在文翁興建的石室的基礎上設立學校，現在叫石室中學即成都第四中學。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漢書地理志》班固認為百姓的天性，剛柔緩急受到當地水土氣候的影響，同時當地百姓的好惡取捨也受“君上之情慾”的影響，因此想要成教化，移風俗，就必須“統理人倫”，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漢人認為透過儒家的禮樂教化可以來淳化當地風俗，文翁興學的舉措正是儒家教化改變社會風俗的有力實證。但文翁興學是在漢景帝末年，此時還沒有設立五經博士，此時漢朝所立博士還是諸子博士。那麼文翁是否以儒家思想實現蜀地的“大化”呢？班固將蜀地學術與齊魯相比，是否意味著文翁興學在蜀地興起的是以儒學為主的向學之風？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賈誼被徵召為博士，並非他精通儒家學說，而是因為通習諸子百家之書，並且讀賈誼《鵩鳥賦》，賦作中大量引用《老子》以及《鶡冠子》，都可見賈誼並非一個儒士。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中也說：“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漢初設定的博士為諸子博士，儒家只是眾多學說中的一家，甚至漢初實行黃老政治，儒家在漢初博士中的地位應該不高。但是有學者指出，即使在漢初，儒家在博士中所佔的人數也很多，郭永吉師透過引證漢初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並且考證漢文帝時使博士諸生採掇“六經”作《王制》的史實論證在漢初的博士中儒家為大宗。

《三國志秦宓傳》記載：“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文翁遣學子學習《七經》基本是可以確定的，而“七經”指的是《詩》、《書》、《禮》、《易》、《樂》、《春秋》以及《孝經》，那麼也就說這些學生在京師所學習的除律法外主要就是儒家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