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針對曹操的數起謀反案，發生在許都，和漢獻帝朝廷密切，曹操就予以無情的打擊和血腥的鎮壓。而發生在鄴城，和曹操政權關係密切，曹操就謹慎對待，淡化處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魏國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

除了對付漢獻帝以及擁漢派之外，曹操為移換漢祚，其著力點還有另外兩個方面：一

是對外攻城略地以建立蓋世軍功，打敗消滅各個割據勢力，以造就解民倒懸，天命所歸的社會輿論；二是“自當作家門”，不僅使用鐵的手腕對反對派進行清洗和鎮壓，同時還要保證內部的相對穩定。

具體看來，曹魏代漢奠基過程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建安元年至十三年）為曹操功業奠定時期。

在這一時期，曹操對外一歲數徵，降張繡、滅呂布、破二袁，地盤由兗州一隅擴大為兗、徐、青、冀、幽、並、豫、司八州。

顯然這一時期曹操以軍事勝利圖謀政權的生存與發展，主要矛盾是外向的。而對於易代之話題，曹操持極其謹慎之態度。漢侍中太史令王立數言於獻帝曰：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曹操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從對王立所言的敏感程度上，即知曹操在對移運漢鼎的問題上是十分謹慎的，對擁漢力量的強大有著清醒的認識。

這一問題還表現在該時期曹操所任官職的變化上。建安元年（196），因“袁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曹操毫不猶豫地以“大將軍讓紹”，甘願充任司空。實際上二人均為割據軍閥，不可能同立於漢朝廷，操之揖讓對自己權力並無實際影響。

曹操定是慮及己之資望和實力均不如袁紹，故作高姿態，以緩和與挾天子不成且頗有悔意的袁紹之間的矛盾，否則袁紹振臂一呼，兵指許昌，曹操很可能成為其清君側之物件。

建安十三年夏六月，曹操已基本統一北方，並一躍成為全國最大的軍閥，這才用行政改革的方式為自己的權力作了名分上的定位。

曹操恢復漢初三公制度，但罷黜太尉，而自為丞相，並以其心腹郗慮為御史大夫，這顯然是為其實際權力和地位作註腳，但又不嫌過分，絕對與其在該階段所建的事功相稱。可以說這步棋走得相當穩健。

事實證明，曹操的理智和低調是非常必要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穩定了人心。

與董卓甫挾天子即“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的情形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這是忌憚擁漢力量而致，或者說挾天子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挾制住了曹操自己。

第二階段（建安十三年至十六年）為曹操以退為進時期。

赤壁之戰，曹操遭遇平生未有之慘敗，元氣大傷，倉皇北返。這導致其在第一階段中以軍功建立起來的權威頗有些動搖。

建安十四年，周瑜說孫權西取益州，權擔心曹操復來相攻，可能有腹背受敵之虞，瑜為權分析北方形勢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其後的歷史充分證明周瑜之預見十分準確。

迄至建安十六年二月，未見曹操對外軍事行動之記載。在以戰稱雄的三國時期，如此長時間的休兵頗不正常。

顯然，曹操在這段時間內除恢復軍力外，重點致力於對反對派尤其是擁漢力量的鎮壓與防範。

《後漢書》卷十下《獻帝伏皇后紀》載，伏後“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時間是在建安十四年之後。

可見這一時期曹操在政治、軍事上處於被動地位，故獻帝與伏後選擇此時為反撲良機。在這種不利的態勢下，曹操自然不能進一步提高自身封爵來推動漢魏禪代，而是轉向“作家門"。

建安十五年，曹操頒佈《讓縣自明本志令》，聲稱：自己“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

表明絕無不臣之心，不遜之志，以作為以退為進，穩定敵對勢力的緩兵之計。

建安十六年春正月，曹操“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候，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田並以天子名義封“世子（曹）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曹操在此被動狀態下大植親黨，從某種意義上說亦為自保之舉。不容忽視的是，建安十五年，曹操竟對交州刺史士燮“加以九錫六佾之舞”。“九錫”非人臣之禮，“六佾“在漢時亦非一般諸侯王可得享。何況在赤壁之戰前，曹操以漢廷名義已先後封士燮為綏南中郎將、安遠將軍、龍度亭侯。

州郡牧守只不過是二千石官，且士燮於漢廷實無功勳可言，而曹操猝以“九錫六佾”相加，確為暗藏玄機。

此舉除籠絡士燮日後配合曹操攻伐孫權外，更重要的是藉助交州勢力的臣服和歸順來鞏固曹操的地位和權威，以對自己在朝中所處不利地位稍作匡助。

第三階段（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五年）是漢魏禪代的實際操作階段。

曹操對外征伐馬不停蹄，對內經營緊鑼密鼓。其中一條不變的原則是，禪代過程的每一步推進均以相應的軍功作為依據和基礎。

曹操輾轉東西，戰事頻繁，建功之心非常迫切。但令人驚詫莫名的是，在戰事上曹操總是見好就收，小勝即歸。

對此，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

第一，曹操對外但求小功、絕不弄險。否則非但沒有克敵之勝算，還會自損威名，給擁漢派製造把柄和時機。

第二，曹操借軍功為經營漢魏禪代做準備，軍功和曹操的封爵、優遇以及魏國建置之程序等無不一一對應，絕無無功受祿之嫌。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曹操的小心謹慎，對反曹勢力不敢掉以輕心。

在此試舉一例：

建安二十年，曹操降張魯而據漢中，“蜀人震恐”。“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面對如此大好形勢，曹操沒有乘勝而進，反而舉棋不定。以司馬懿、劉曄為代表的謀臣，建議應疾進克敵，一舉佔領蜀地。

司馬懿諫道：

“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也”：劉曄亦進曰：“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

然而，操卻引漢光武帝“人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之言，拒絕了劉曄、司馬懿的建策。

曹操在是否進軍巴蜀的問題上徘徊了良久，而理智的天平最終偏向了對內部的穩定與經營。

蜀謀臣法正當時即洞察操之內憂：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速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

法正說的“內憂”，即是指曹操雖然殺了伏後，但還是心有餘悸，擔心漢獻帝心不甘，又會製造新的動亂。

加之曹操覺得劉備、諸葛亮並不好對付，如果貿然進兵巴蜀，不能取勝，反而會給漢獻帝和東漢的朝廷大臣藉以口實，從而加大代漢步驟的難度。

權衡再三後，曹操還是見好就收，在攻克漢中之後，迅速班師回朝。

曹操這一階段的經營與前兩個階段迥然有別。如果說在前兩個階段，曹操所有的活動僅是為漢魏易代製造間接推動力的話；那麼，在第三階段，曹操則進入了漢魏易代的直接準備和具體操作。操除了封公晉王，擴大和完善魏國的建置之外，還轉向魏國的行政建設。

但有一點尚須指出：除把部分漢官轉化為魏官、完成基本的職官設定外，曹操還在建安二十年（215）推出兩項用意十分明顯的政策，即：“承製封拜諸侯守相”和“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十六等，以賞軍功”。

魏國初建，曹操即運用權力大量封官授爵，雖然是以天子的名義，但從漢代風氣甚盛的二重君主觀的視角考量，這些受封者必然會成為曹氏“家臣”，此項措施顯然是為了魏室即祚而廣泛籠絡人心。

曹操除把大部分漢官轉化為魏官、完成基本的職官設定外，他還要徹底清除殘存漢官中的異己分子。

金禕謀反案發生後，“（魏）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

論者多以此為曹操濫殺之典型，但若從漢魏易代的角度考慮，正好說明曹操對待許昌殘存的漢官極不放心，只有借金褘案除患務盡，方可解心頭之憂。

漢、魏職官系統的一虛一盈，十分明顯地昭示了曹操的代漢取向。總之，曹操一生謹慎，在漢魏禪代的前期經營中，其政策無不基於建立曹魏政權併為漢魏權力平穩交接奠定基礎。

曹操從對天子的撫、壓，到對擁漢力量防範和誅殺；從經營內部政局，到把握外部環境，雖然手法有輕重、形式有不同，但無不以“作家門”為取向，無不以平穩完成受命更祚為旨歸。曹操不愧為當時最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他不僅用武力掃平了北方群雄，又將擁護東漢的貴族、外戚勢力逐一剪除。苦心經營了近三十年，才徹底動搖了東漢王朝的國本。

但曹魏代漢仍非易事，因為曹操把漢獻帝接到身邊，就等於向世人宣告，他承認了漢獻帝的合法性、正統性。魏武雖為馬上天子，但他卻不能用湯武革命的方法來革除漢命。

身為漢臣的曹操要取代東漢，唯一的辦法就是採用禪讓的模式。然而禪讓並不容易，堯舜傳說不可靠，王莽代漢又以失敗而告終。對於禪讓，曹操心裡沒底，所以當手下謀臣武將紛紛勸他稱帝時，他卻無奈地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