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從魏、趙、韓三家分晉開始編年敘述。在司馬光眼中，這是一個周道衰落，綱紀敗壞的年代，三家能夠堂而皇之位列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司馬光藉此欲闡述的是一種正統儒家的正名理論。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就是這種理論的核心。君臣之位，如天地不可易位一樣牢固。所以，雖然微子有德，他不能取代紂這樣的暴君；雖然姬重耳功大，死後不能隧葬；雖然齊、楚、晉、秦勢強於周，不敢輕易取而代之。

在柏楊先生眼中，這種極端的傳統就是一種反動，在歷史的潮流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強權羞辱（宋為金所驅就是一個最大的諷刺）。而我覺得，今天的中國恰恰需要這樣的一種禮教和名器。

混亂的價值取向，拜金的社會潮流，貧瘠的文化涵養，道德底線崩潰，導致國人在人生觀中太需要一種共同的正統的思想來領導，並且給所有人以福祉。今天，西方文化佔據著主流，接受的成本低，回報高。不要怪國人崇洋，而是“名不正則民手足無措”。

在時間順序上，三家分晉之前的大事是智伯之亡。用司馬光的形容，其人美須鬢長，射御力足，伎藝畢，巧文辯惠，強毅果敢，缺少的僅僅是一點仁君之德。最終，智伯帥韓、魏攻趙，為三家所殺滅族。

戰場中最經典的一個場面是，智伯決水淹晉陽，趙指日可下，他得意忘形而道“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過也”。聽者有意，汾水可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一旁的韓康子和魏恆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打算。

唇亡齒寒，這不是把盟友推向敵營麼？二家終叛，智氏遂亡。不過，從智伯的表現看，固然其是無德之君，我倒有點懷疑他的智力問題。

此篇末，司馬光遂展開關於才和的矛盾關係的討論，“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我看來，司馬光的思維簡直就是最天真的二分法了。豈知，人性本來就包括善惡，一個好的社會和制度能夠壓制人性中惡的部分，發掘人性善的那面。過分強調品德，使很多朝代的根基毀於庸才之手。

讀史書，讓我對那一個時代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無比的好奇。比如豫讓為刺殺趙襄子，“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聶政殺韓宰相俠累後，為不牽連其姐姐，“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

一個血雨腥風，死士輩出的時代，無論是為義還是為利，都讓我敬畏，因為無法接觸到其內心世界，也許這也是中國史書的一種缺憾吧。

這一段歷史還有一個偉大的人物就是吳起，揹負“母死不奔喪，殺妻以求將”的這樣一種壞名聲，吳起仕魯，大敗齊軍；投靠魏後，“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圖謀”，“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後為武侯所疑，往楚國為相，南平白越（江浙，福建一帶），北卻三晉，西伐秦，強盛一時。

可憐吳起英雄一世，最終還是死於非命，為楚貴族所殺，死前躲在悼王的屍體後面躲避亂箭。叛亂者後來因為射王屍也沒有好的下場，死後復仇，我不禁驚歎於吳起的智慧，然後不免辛酸，這種將相全才，在哪裡都是改變全域性的人物，可憐英雄惹人妒，猶得後世讀者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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