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覆四年（904 年），朱溫在成為實力最強的藩鎮勢力後，便開始圖謀控制唐室，遂採取迫使唐室遷都洛陽之舉，並率兵駐紮河中，以備隨時呼叫，同時朱溫“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邵、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昭宗鑾駕從長安出發後，朱溫為斷絕昭宗回長安的後路，令張廷範毀壞長安宮室房屋，使得長安一片廢墟、殘破不堪。同時徵發數萬工匠修繕東都洛陽宮室，以便能夠更好控制朝政。唐室衰微，皇帝成為藩鎮勢力與朝廷宦官爭相搶奪的政治資本，藩鎮意欲挾天子以令諸侯，宦官集團為謀取自身政治利益勾結藩鎮互相傾軋，自昭宗遷都洛陽後，出於對唐室正統的認同，李克用等節帥屢次以“興復”為名興兵。
後梁建立前期的局勢
在藩鎮中實力最盛且野心最熾的朱溫為削弱藩鎮對唐的認同，併為篡奪唐王朝權柄掃清障礙，遂預謀行廢立之事。唐天覆四年（904 年）八月，朱溫部署殺昭宗，並矯詔稱昭宗為內宮妃嬪所弒。朱溫早有代唐而立的想法，但唐朝作為士族社會，重門第的傳統導致民眾尤其重視血統，出於對正統的考量，朱溫不得不暫時立唐朝宗室為帝，並繼續積蓄力量。由是，唐王朝最後一任皇帝哀帝於昭宗靈柩前即位，但既無實權又無支援的君王，只能成為任由朱溫擺佈的棋子。正統性作為判定一個政權是否合法的首要條件，古往至今，新舊革新的方式無非世襲、革命、禪讓三種，朱溫為了增強新朝的政權合法性，最終選擇禪讓的把戲試圖掩人耳目，可朱溫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逼迫唐皇禪讓只是朱溫自欺欺人，妄圖瞞天過海掩藏名為禪讓實則篡奪的陰謀。冠以有會昌遺風稱謂的昭宗文韜武略亦為一代英才，只是奈何生不逢時，在唐朝積重難返的膏肓之際，即使作為一代帝王，也難以力挽唐朝的頹勢。但昭宗亦沒有放棄最後的努力，掙扎著尋求唐帝國的一線生機。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權宦左右朝政已經成為唐廷的兩大重症。在唐廷中樞，宦官左右朝政，在地方，藩鎮各自為據，不聽朝廷號令，能為唐廷所控制的惟數州爾。在宦官擁立的昭宗為了扭轉權宦與強藩雙重壓迫的局面，便將抗衡權宦與藩鎮的希望寄託於朝臣勢力。
宰輔崔胤成為昭宗謀除宦之事首選
但此事卻被宦官知曉，“南、北司益相憎嫉”，由此，南衙北司之爭在昭宗的有意推動下愈演愈烈。但朝臣與權宦並未如昭宗所設想的短兵相接，而是紛紛將藩鎮勢力引入中樞的爭鬥之中，使得皇帝對唐廷中樞的掌控力再次出現下滑。宰輔崔胤與朱溫相互利用，各為所圖。崔胤作為朱溫在朝廷代言人的同時，藉助朱溫勢力對抗神策軍並得以專制朝政。宦官出身的神策中尉與樞密使感到汴梁強藩的壓力難以自安，因而開始援引關中藩鎮“岐、華兵”為爪牙，企圖廢掉宰輔的昭宗，“請皇太子裕監國”。其後，由於多方勢力的介入，使得昭宗月餘便得以反正。
由唐帝親手挑起的南北相爭，使其自身安危受到致命威脅，反倒是作為被打擊目標的藩鎮得以參與到唐廷內部的紛爭之中，進而探得唐廷虛實。此外，唐廷內外勢力勾結，使唐帝對朝堂文臣的任免，亦明顯受到強藩的左右。當唐廷試圖再行起用張濬之時，李克用因其曾主導對河東的攻伐，而上書恫嚇“若朝以濬為相，暮請以兵見”，由此唐廷只得無限期地擱置起復張濬的計劃。無獨有偶，崔胤由於受崔昭緯之事坐貶廣州，但其私下向朱溫求援，在汴梁上疏表明崔胤“不可離輔弼之地”的意見後，唐廷不得不“復召拜平章事”。在缺乏共同理想的情況下，脫離了神秘的孱弱唐廷，自然難以得到關中、河南及全天下藩鎮的政治認同。
後梁建國後維護自身正統性的努力朱溫稱帝之前
縱然在全國範圍內已無足以與之抗衡的藩鎮勢力，但區域性以擁唐為名義的戰爭仍時有發生。朱溫在試圖以武力解決動亂無果後，便開始對唐朝所擁有的正統意識影響進行解構，嘗試透過加強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以斷絕敵對勢力的大義名分，並從中探求成就霸業的可能。後梁在篡奪皇位後，便圖透過禮制的力量來穩固政權建構。朱溫建立後梁政權，改元開平，並追溯四代建立宗廟。次年，即後梁開平二年（908 年）初，便開始籌措南郊祭天儀式，命有司挑選吉日，命專職人員修繕祭祀所用的儀仗車輅。
鹵簿法物，祭器樂懸，告祭天下山川河流神祠，以河南尹張宗奭任都點集諸司法物使，並作出符合規制的的人事安排。開平三年（909 年），按皇室儀制，遷宗廟於洛陽。之後行祭天大禮並大赦天下，恩賞群臣。同年十一月，“梁太祖南郊二”，透過再度祭天，以表達後梁政權為天命所歸，能夠得到上天的恩賜。在透過禮制樹立正統地位的同時，後梁透過尊孔與為前代修史的舉措，意圖在文化建設方面有所建樹，削弱唐王朝在全社會士人階層的影響。開平三年（909年）的後梁國庫並不充裕，但梁廷依舊下令籌措經費興建孔廟，以彰顯自身崇文重儒的國策。
詔選任用原唐朝文臣士人
昭示自身政權摒棄之前武人政權的戾氣，而將會透過文法治理天下的態勢。同時，加強對域內書籍典章的收藏與管理，並在征討趙匡凝後，遣部曲將所獲書籍運至都城以備隨時搜閱。這種透過崇文修史的方式穩固正統，在後梁末帝龍德元年（921 年）時期仍有所堅持。而朱溫為徹底割裂與唐的關係，宣示梁政權徹底取代唐王朝，故而廢止唐朝舊的律令格式，“詔太常卿李燕……共刪定律令格式”，於開平三年（909 年）開始修訂並推行本朝新法，新法修訂前後用時一年，次年十二月完成並隨之頒行天下。“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於汴州。戊辰，改元”。
在《五代春秋》伊始，尹洙開宗明義指出後梁所建立的新時期已然到來。由此開始，唐王朝便正式退出歷史舞臺，但各政權對唐的政治認同，卻並未在一時間便得以消亡。自唐僖宗中和年間，各地方節度便大都對唐的政治認同產生動搖，擁兵自重的現象累出不窮，及至光啟年間，“時李昌符據鳳翔……劉漢宏據浙東”，唐廷勢弱，藩鎮割伐混戰，競相侵吞兼併，各藩鎮節度或由將領“自知留務”、“自為留後”，或由藩鎮自行推任，各地均出現足以開邦建國的強藩，藩鎮牙將也隨節帥僭越“自號藩臣”。但是各節度除秦宗權外，均對反叛唐廷持審慎態度，大體上仍遵奉唐的統治，並以唐的藩屬自居，對唐的政治認同雖出現動搖卻未公開進行決裂。
結束：
而隨著黃巢之亂餘波的平息，在唐廷所轄下的各藩鎮節度，仍保有恢復對唐政治認同的希望。真正使各地方政權對唐政治認同產生瓦解分化則是天佑時期。以天佑元年（904 年）朱溫意圖“禪代”始，至天佑四年（907年）哀帝禪位止，各地方政權在其前後表現出對唐明顯不同的認同傾向。而這一政治認同傾向，在後梁終結唐朝國祚時達到了最終分化，南方的吳越等政權對正朔的界定更大程度上是對中原區位內的最強政權，是政治軍事層面的認可，而非宗室正統。在南方稱臣朝貢後梁之時，北方諸藩鎮則並不買賬，仍與朱梁集團篡奪之舉進行抗爭，對唐王朝的政治認同由此難以被徹底歸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