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經歷了秦末亂世和楚漢戰爭，西漢開國時國力衰弱到極點，所以漢初的幾個皇帝都採取了休養生息的國策，力圖讓西漢迅速恢復國力。在此過程中，漢文帝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便是最為典型的表現，甚至在他個人的生活方面都非常節儉，堪稱最摳門皇帝。可是在他在對自己吝嗇的同時，卻對自己的寵臣鄧通非常大方。他甚至將蜀郡的銅山送給鄧通，並授予其鑄造錢幣的大權，讓其成為當時天下聞名的鉅富。可從史料上看，劉恆的這一操作並不符合他一貫要求的節儉治國的方針，因此在後世引起了不少爭議。
鄧通的富有在史書上記載很多，他與當時的吳王劉濞齊名，都是以開山採銅鑄錢而富甲天下。據說鄧通鑄造的錢幣非常精美，工藝精湛，具有“光澤亮，分量足，厚薄勻，質地純”等優點，很受老百姓的歡迎。史書上說，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賈，下到販夫走卒，無不喜愛鄧通錢。鄧通錢也與吳王劉濞所鑄的吳國錢一起流通全國，使他們成為天下著名的鉅富。而這種私人鑄錢做法也在朝中引發不少反對意見，其中反對最為激烈的便是名士賈誼。賈誼上書劉恆要求停止私人採銅鑄錢的權力，要將這種權力收歸國家，但並沒有被劉恆採納。
從史書上的主流意見看，主要認為鄧通是劉恆的寵臣，所以才得到了這種特殊的照顧。史書上記載了很多鄧通受寵於劉恆的故事，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劉恆患癰，而鄧通常幫其吮吸患處以減輕疼痛的故事。而這些留在史書上的桃色傳聞，便成為了劉恆寵愛鄧通的依據，也被認為是劉恆將銅山和鑄錢權力賦予鄧通的原因。可從劉恆在歷史上的表現看，他卻是節儉到摳門的皇帝。而他對鄧通的超規格寵信，完全與他一貫的作風矛盾。實際上除了銅山和鑄幣之事外，在史書上也沒有更多劉恆寵信鄧通的記載，所以讓人感到疑惑不解。
劉恆的節儉在歷史上都是非常著名的，比後世很多以簡樸著稱的皇帝都要出名。他的節儉不只體現在個人生活方面，在朝廷政務上都表現出極度摳門的作風。這種作風延續在他二十三年的皇帝生涯中，直到後來西漢的經濟狀況改善，這種節儉治國的風格都沒有變化。史書上這樣記載他的節儉，“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因此，這種摳門到極點的執政風格，成為劉恆在歷史上的標誌。
不僅如此，劉恆在對自己的身後事的安排上也非常摳門，陵墓規模、陪葬物品，葬禮規模等方面儘量“低配”，最大限度的實行了“薄葬”。史書上記載，“
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
”這種葬禮規模不但比不了歷朝歷代的皇帝，就連很多勳貴也比這強。
與這種節儉到極致的作風相比，他將蜀郡銅山賜予鄧通，並且授予其鑄幣之權，堪稱非常豪奢了。鑄幣之權是一國經濟大權的典型表現，也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劉恆用這種大權賞賜鄧通，不但與一貫節儉執政的風格相背離，甚至有昏聵和濫用職權的嫌疑。
劉恆這種矛盾的作風讓在後世產生了很大的爭議，甚至有人認為他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偽君子。有人說他這種作風是演給天下人看的“表面文章”，而豪奢的賞賜和寵信等鄧通的做法，才是他真實的一面。可是從歷史上看，劉恆的豪奢作風僅此一例，並沒有更多的史料來證明他的“虛偽”。
按照孤證不立的原則，這個事件顯然無法充分說明劉恆就是偽君子。因此只能認為他可能在特殊條件和環境下，做出的違背常理的決策。從他身為皇帝的身份上看，這種決策雖然不合理，但卻是在他權力範圍內的，而且影響力重大。這說明他這麼做的原因，不只是寵信鄧通那麼簡單。
鄧通是劉恆的寵臣，在宮中初期的官職是黃頭郎，專職掌管行船的事務。他能入宮做官是因為西漢特殊的人才制度規定，擁有十萬錢以上的家庭可派人進京做官。而鄧通的父親鄧賢生奉劉邦建立西漢，又生在蜀郡南安，必過了戰爭的危機，所以家世比較殷實，擁有送兒子進京當官的資格。按照史書記載，鄧通並不是非常開朗的性格，反而是比較溫和謹慎，不喜張揚，也不善於交集。按道理這樣的人做官是很難出頭的，可鄧通卻反常的被劉恆所重視，成為劉恆最重新的大臣，甚至賜予了銅山了鑄幣的許可權。
實際上從這個記載來看，鄧通的身份在當時非常尷尬的。當時西漢朝廷被以周勃、陳平、灌嬰等人為首的開國元勳集團掌控，而各地勢力巨大的劉氏諸侯王也向朝廷派出不少官員。而鄧通是透過家中資產超過十萬的富人的身份入京為官的，與上述兩派中並沒有太大關係，那麼他是怎麼被劉恆重用的呢？
從史書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劉恆登基稱帝初期，他在京城的勢力非常有限，甚至只帶了六個親信便入京即位。在這種情況下，他能掌控宮禁和軍隊已經是非常困難了，所以沒有全盤控制朝廷的能力。為了擺脫這種不利的局勢，他必須在朝廷中安插心腹大臣，增加他對政局的控制力。
劉恆安插心腹大臣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從自己原來的封地代國招入心腹，另一種是拉攏朝廷的中間派。鄧通是蜀郡人，不是代國人，所以並非劉恆在當代王時候的心腹。從鄧通當官的途徑和程式看，很顯然他就是那種既不是開國元勳家族，又與劉氏諸侯王無關的中間派。這樣的大臣在朝廷中處於兩派的夾縫中，正好是劉恆招納拉攏的物件。從這個角度來看，劉恆寵信鄧通，不只是私人原因，也有政治派系上的深層次考慮。以這個思路進行延伸，劉恆賜予鄧通銅山和鑄幣大權，很可能也有這方面的政治目的。
當時西漢朝廷採取休養生意的國策，在經濟上接受賈誼的建議，主要是“重農抑商”。然而在貨幣政策上卻比較混亂，各地的諸侯王都在私下鑄幣，搞得西漢幣制非常混亂。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吳王劉濞，他的領地豫章郡有銅山，所以私下開採鑄幣，成為當時數一數二富有的諸侯王。
鑄幣權的重要性，關係到國家的整個經濟政策。所以諸侯王鑄幣，實際上是使得鑄幣權旁落，給國家經濟帶來了很大的危害。但是西漢當時面臨內憂外患，匈奴虎視眈眈，開國元勳野心勃勃，劉氏諸侯王勢力強大，所以朝廷根本無力控制這些挖國家牆角的行為。
在無法採用政治和軍事手段收回鑄幣權的情況下，劉恆採取讓鄧通採銅鑄幣，也是與對方進行貨幣戰爭的無奈選擇之一。劉恆不可能把鑄幣權交給朝廷，因為交給朝廷就是交給開國元勳集團。本來開國元勳們就意圖架空劉恆，劉恆與他們在政治上是面和心不合的，豈能主動授予如此大的權力。而諸侯王鑄幣流行到整個天下，如果不採取措施，那經濟的主導權將拱手於人。所以劉恆只能讓自己的心腹採銅鑄幣，在貨幣市場上與諸侯王競爭。只要能使鄧通的鑄錢能掌控一部分的市場，那鑄幣權就不會被劉濞等諸侯王完全掌控。
從這個角度看，鄧通在蜀郡採銅鑄幣雖然自己富甲天下，也為劉恆爭取了一半的鑄幣權。這樣的情況對劉恆掌控國家經濟和朝廷財稅非常有利，不但避免經濟局勢被劉氏諸侯王控制，甚至可以藉此來壓制開國元勳集團對朝廷的影響力。可以說這是一場隱藏在暗處的貨幣戰爭，也是朝廷政治鬥爭的延續。劉恆的這個操作掩蓋在自己寵信鄧通的表象之下，麻痺了開國元勳和劉氏諸侯王，使得自己不聲不響的就掌控了經濟上的大權。在朝廷沒有與劉氏諸侯王進行軍事作戰能力的背景下，劉恆用這種方式爭取政治利益，也體現出他高明的政治能力。
正如賈誼反對這種做法時的理由，民間擁有鑄幣權是對國家經濟巨大的傷害。雖然劉恆透過鄧通掌握了一部分，但民間私下鑄幣任然猖獗，而劉濞也藉著鑄幣之利養活了大量軍隊。劉恆的這一操作是沒有辦法時的妥協，也會產生姑息養奸的結果。漢景帝劉啟時期的七國之亂，便是在這種妥協之中埋下的禍根，也威脅到了朝廷的存亡和皇帝的寶座。從這個角度看，劉恆和鄧通的操作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爭奪政治利益是，也在傷害著這個國家。好在鑄幣權在漢武帝即位後逐漸被收回，朝廷也統一了五銖錢的制度，並沒有為漢朝留下長期的隱患。
綜上所述，劉恆賜予鄧通銅山，並授予鑄幣權力，並不是簡單的對其寵信，而是有著政治上的全盤計劃。而作為朝廷主要掌控者的開國元勳集團，對鑄幣權的失去一向是耿耿於懷的，他們在史書上搞些小動作，向劉恆潑點髒水，也是情理之中的。但從這個事情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劉恆並不是如想象中的那樣忠厚老實，也有權謀狡猾的一面。在他很多反常的政治操作中，都隱藏著自己的政治目的，手段也極其高明。而這樣的手段成為劉恆從開國元勳和諸侯王手中奪回朝權的保證，也是維持朝政穩定的重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