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背景下，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屬會提出一個疑問：量刑檢察院就定了，還請律師辯什麼？言外之意，請律師沒用。不少律師一時語塞。
最近我辦理的一起案件，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迴應
上述部分疑問。
朱某無證駕駛摩托車，深夜撞傷行人致其重傷，負事故主要責任；有自首情節；被害人家屬未諒解，明確表示會單獨起訴民事訴訟。在審查起訴階段，
朱某認罪認罰
，
經值班律師在場見證
，
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是有期徒刑
一年六個月
。
檢察院提起公訴後，朱某的家屬委託
我擔任辯護人
。
辯護人
與承辦法官溝通，提出檢察院量刑建議明顯
不當
，沒有體現認罪認罰從寬，即使
未
認罪認罰最終量刑也不
會
比一年六個月更重。承辦法官對
辯護人
的意見沒有明確表態，但話語中
應
有認同之感。法官同時提及，之前基本事實相同的
兩個
交通肇事罪案件，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也是
一年零六個月
，
法院採納了
。
透過量刑分析、計算，
辯護人
對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提出了書面異議，認為應在八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之間量刑。法院將辯護人的
異議
告知檢察院，辯護人
又
與檢察院溝通協商，檢察院調整了量刑建議，變為
一年零兩個月
有期徒刑
。
之後朱某再次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降低四個月，辯護目的基本達到。
一週後，朱某的家屬
與
被害方達成賠償協議並履行完畢，
為
朱某取得了被害方諒解，檢察院第二次調整量刑，建議量刑
一年有期徒刑，並宣告緩刑
，法院採納了建議。目前，判決已經生效。
上述案件中，檢察院的後兩次量刑建議雖然仍顯保守，卻是協商的結果，體現了協商因素。但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一個案件中的順暢執行，不能回答所有關於律師辯護的作用或意義的疑問，當然
更
不能讓人誤以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和它的執行
是完美的。
相反，
認罪認罰從寬
制度十分複雜，涉及實體、程式和執行機制
，這項制度
從
試點到寫進刑事訴訟法後一直
爭議不斷
，公檢法
三機關
、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對其
褒貶不一。
因案而起，覆盤這個案件和之前的辯護經歷，
我談一談自己的感受
。
（一）值班律師的幫助流於形式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值班律師由法律援助機構派駐
，
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是法律援助的一種形式。值班律師對案件的介入程度，
沒有
受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擔任辯護人的律師深，但從規定上看，值班律師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過程中所負職責，與受指派的辯護人幾乎無異。例如
，
對檢察院認定罪名、量刑建議提出意見；就案件處理，向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提出意見等，這
既
是值班律師的職責，也是辯護人的職責。
兩高三部《關於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規定，值班律師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閱卷
。
現實情況是，值班律師沒有時間
或者說不會
深入瞭解案情，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幫助
有限
，
可能
只是到場見證嫌疑人、被告人是自願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有時甚至只是
看到
是其本人在認罪認罰具結書上簽字的。
在協商中產生高質量的量刑建議，是認罪認罰制度的基礎。值班律師的核心作用不應當只是見證，
協商
量刑
才是核心。
如不提前會見、查閱案卷，
認真分析案情，要求
值班律師要對罪名、量刑建議提出意見，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
因此，值班律師的法律幫助在現實中極易流於形式，
核心作用難以發揮。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法律知識和經驗，也不瞭解認罪認罰的性質，
律師的
幫助十分必要和重要
，
要
認真履職工作
就不會輕鬆
。因此，在法律援助經費上
要對律師
給予
充分
保障，激勵值班律師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或者將值班律師的法律幫助納入指定法律援助律師的工作內容。
（二）
對
確定
刑
的量刑建議
還需法官嚴把關
據說設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對檢察機關是提幅度刑量刑建議
，
還是
提
確定刑量刑建議有過博弈，最終規定成了
“
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檢察院一般應當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
”
。
實踐中
“一般”變成了“一律”，畢竟有些地方一年、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也不會有一個
新型別、不常見犯罪
的
案件，
或者
量刑情節複雜的重罪案件。
檢察院提確定刑的量刑建議，
讓法官有意見。
他們認為
不好動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一旦動了程式變複雜，
因為
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需要通知檢察院，工作量增加。
另外，
從執行機制來說，在
先的建議權佔盡優勢，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法檢兩家，
有誰
真的
願意
改量刑建議
，
而且改了還有可能影響對方的業績評優
。
因此，
消極應對出現了：既然你檢察院
把工作
都
做完了
，
我照單全收
就行了
。
一旦法官不認真履行量刑建議審查權，對明顯不當的量刑建議不予糾正，量刑建議權
就
變成
了
量刑權，
求刑權取代了量刑權
。
實踐中，這不少見，值得注意。
對此，可以變
確定刑的量刑建議為幅度性量刑建議
；
即使提確定刑的量刑建議，也要
充實量刑建議的依據和理由
，
增強說服力。當
量刑建議是一個融合控辯審三方意見的量刑判斷，才好被接受。
（三）
“
認罰從寬
”
的理解
上述《指導意見》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罰”做出瞭解釋。原文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認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願意接受處罰。並進一步解釋為
：
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認罰”表現為接受人民檢察院擬作出的起訴或不起訴決定，認可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那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願意接受處罰”
，
在理解上
是否能
與
“接受人民檢察院擬作出的起訴或不起訴決定，認可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劃等號？
接受就是認罰，可以從寬；不接受就是不認罰，是態度不好，不能從寬？對一個犯罪行為量刑輕重的依據是認罰？這是否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嗎？
如果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
單純只是認為量刑建議過重，不同意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結果就是不認罪認罰。
在審查起訴階段，能否取得認罪認罰從寬這一法定量刑情節，掌握在強勢一方的檢察院手中，強勢一方的量刑主張得不到同意，於是就加劇了“量刑脅迫”，所以，量刑協商過程中動輒出現威脅式話語。
（
四
）
認罪認罰被告人的上訴權
某檢察院自媒體的文章配圖（來自網路）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後，被告人上訴，檢察院就會抗訴，幾乎成了固定搭配。檢察院認為，被告人上訴
違背
了認
罰承諾，
透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減讓的
量刑幅度不應再享有，
上訴人應當得到
更重的
刑罰
。
這是十分常見的理由，實踐中不斷得到二審法院支援。
上訴不加刑，同時檢察院抗訴的就有可能加刑。
一審判決後，被告人即使有上訴的念頭，因為有加刑的可能，也會選擇放棄。
僅僅因為被告人上訴
了
，
檢察院就
抗訴，
實際已經影響了被告人上訴權的行使。
刑事訴訟法規定，
“
對被告人的上訴權，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剝奪
”
。
不能因為
被告人簽署過認罪認罰
具結書
就
要被
限制
上訴或
剝奪上訴權
，也不能因為違背認罪認罰的承諾就予以抗訴、加刑。
審理這類二審上訴案件，仍然應當堅持證據裁判、罪刑相適應原則。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爭議還會繼續，改革也應當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