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東遷以後，中國歷史進入到了東周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

東周分為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戰國（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兩個階段，這一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社會分裂、動盪。

東周在戰國後期（公元前256年）為秦國所滅，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在時間上並不全然包含在東周王朝裡面。

春秋五霸：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另一說認為春秋五霸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

戰國七雄：春秋後期戰國前期一些諸侯國的卿大夫掌握了實權。

晉國韓、趙、魏三家大夫將晉國瓜分，齊國大夫田氏取代了原來的姜姓國君。

經過長期戰爭，許多小諸侯國別吞併消滅，形成了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大國，史稱“戰國七雄”。

周朝的統治秩序完全被破壞，各國國君紛紛稱王。

周王室在公元前256年被秦國吞併。

華夏認同：春秋戰國時期期，中原各國因社會發展比相鄰的戎狄蠻夷先進，自稱為“華夏”。

在頻繁往來和密切聯絡中，這些民族也產生了華夏認同觀念。

進入戰國之後，戎狄蠻夷逐漸融入華夏族。

華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鮮血液，更加穩定，分佈更為廣泛。

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出現經濟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有重大發展。

冶鐵技術出現，鐵製農具開始使用，牛耕也得到推廣。

各國紛紛興建水利灌溉工程，如都江堰、鄭國渠、芍陂（què bēi）。

農業的進步生產了更多的糧食，使更多人可以進行其他的生產活動，推動了社會分工，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戰國時手工業分工更加細密，貨幣流通廣泛。

各地湧現出一批人口眾多、商賈雲集的中心城市。

變法運動：戰國時期兼併戰爭日益劇烈，兩國臨近村莊的兩個小孩打一架就可能引發一場戰爭。

各國為了增強實力，紛紛開展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制度改革。

變法運動成為戰國時期的一-股潮流，各國透過變法，推動了社會轉型，遂步建立起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

其中，秦國的商鞅變法效果最為顯著。

商鞅舌戰群儒，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

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戰國初期，秦國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產生和賦稅改革，都晚於其餘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後於齊、楚、燕、趙、魏、韓六個大國。

為了增強秦國實力，在諸侯國的爭霸中處於有利地位和不被別國吞併，秦孝公引進才， 變法圖強。

徙木立信商鞅變法開始於公元前356年，由於原來秦國朝令夕改，人民對政府的法令很不信任。

商鞅為了樹立威信，推進改革，下令在都城南門外立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並當眾許下諾言：誰能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賞金十兩。

圍觀的人不相信如此輕而易舉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賞賜，結果沒人肯出手一試。

於是，商鞅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終於有人站起將木頭扛到了北門。

商鞅立即賞了他五十金。

商鞅這一舉動，在百姓心中樹立起了威信，接下來的變法就很快在秦國推廣開了。

變法內容：重農抑商，獎勵耕織。

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並且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徵商稅。

透過這項法令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獎勵軍功，剝奪和限制貴族特權。

實行二十級軍功爵制，鼓勵秦軍勇猛殺敵，禁止國民私下打架鬥毆。

無軍功不受爵，限制舊貴族的勢力。

經此改革秦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秦軍戰力獲得極大提升。

強制大家庭拆散為個體小家庭。

以此來挖掘人力資源，增加國家的稅收，改變戎狄風俗，提高秦人的文化層次。

“廢井田，開阡陌”，授田於百姓；廢除奴隸主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

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加了國家收入。

在民間實行什伍連坐，互相糾察告發。

將五家或十家構成一個聯保組織，使人們互相監視，聯保組織內若有一人犯罪，其他人必須及時告發，告發者有賞，不告者受罰。

什伍連坐使民眾相互監視、相互告發，強化了秦國的地方統治。

行政管理上普遍推行縣制，縣的主要官員由君主任免。

加強了君主專制，增強了國君對地方的控制力度。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嬴駟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

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

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

商鞅被殺但變法措施已深人人心。

商鞅變法順應歷史潮流，集列國變法之長，是戰國時期持續時間最長、涉及面最廣、改革最為徹底的一次變法。

變法使秦國國富兵強，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