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三年，也即公元
986
年，宋太宗發動了一場規模十分浩大的北伐戰爭，力圖要一舉奪取被後晉“兒皇帝”石敬瑭所割讓給遼的燕雲十六州。這可謂大宋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最後希望，然而戰爭的結果卻以北宋的慘敗而告終，直接導致了宋對遼的戰略關係由積極進攻，轉變為消極防守。
這場北伐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宋軍究竟為何會敗得如此之慘？
第一、宋太宗為什麼執意要進行北伐？
在雍熙北伐之前，宋太宗就已經進行過了一次北伐。太平天國四年，太宗皇帝親率大軍伐遼，目的也是為了奪取燕雲十六州，可結果卻在高粱河一帶被打得大敗而歸。
高粱河之戰的失利使得宋軍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都遭受到了極大的損失。其實這些物質上的損失還是其次，最為重要的還是把宋軍那種一往無前，戰無不勝的精神氣給打沒了，在進行統一戰爭的時候，無論是收荊湖，還是平巴蜀都顯得比較輕鬆，也未嘗敗績。
而這一次，信心滿滿的他們在剛剛結束統一戰爭後不久，便趕忙前去同遼軍作戰，最終被打得灰頭土臉。
第一次北伐的失敗對於宋、遼還有太宗皇帝本人的影響都是十分大的。宋國損失了大量和錢財物資和信心，遼國從此開始產生了輕視宋人的心理，而太宗皇帝也因此損失了很多的政治威望。
我們都知道，宋太宗趙光義得位有些不正，所以他需要繼續透過一場軍事勝利，來獲取民心，贏得朝臣的擁戴，鞏固自己的帝位，結果卻吃了一個敗仗回來。
在高粱河之戰失敗後，太宗皇帝曾經一度失聯，惹得不少將領已經產生了想要改立宋太祖之子趙德昭為帝。史書記載：
“武功郡王德昭從徵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其事，不悅。”
由此見得，趙光義的政治基礎真的一點都不牢固，所以雍熙元年時，當他聽到宋知雄州賀令圖、軍器庫使劉文裕等相繼上奏稱：遼朝皇帝耶律隆緒年幼，當時
“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軍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畔，以取幽薊”；當時太宗皇帝閱後大喜，遂決意北征，想要依靠再一次戰爭的勝利，來洗刷高粱河之敗的恥辱，並挽回自己的政治名聲和威望。
後來，雍熙北伐失敗後，很多史學家們都對於賀令圖、劉文裕等人進行痛加批評，似乎把所有的過錯都歸咎於這兩人身上，認為是他們將一些似是而非的情報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比如：
“其大將軍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這就是賀令圖和劉文裕他們對契丹風俗不瞭解的原因所致的，就韓德讓和蕭燕燕的那點事情，著實稱不上令國人疾之這樣的程度。
而且蕭燕燕雖然存在著
“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的困境，但她“有機略，其下皆稟服焉。”把遼國從上到下都治得服服貼貼的，又擁有著像耶律斜軫、耶律休哥、韓德讓等重臣在幫忙著，遼國的政局很快就穩定下來。
這件事，要也得要怪一下宋太宗本人，他自己心裡就存在著迫切繼續北伐的念頭，而且當時在宋遼邊界不斷爆發的小規模戰爭中，宋軍的表現很不錯，這就又給宋太宗一個錯覺，認為高粱河之戰失敗後，宋軍的悲觀情緒已經消失了，並對宋軍的戰鬥力產生了過高的估計，並最終於雍熙三年再一次進行北伐。
第二、雍熙北伐的戰略部署和經過
在進行第二次北伐之前，宋朝君臣從上到下都十分的重視，進行了長足的準備，將所有能調動的力量都調動起來，從七十個州府內進行物資的徵調，參戰部隊也都差不多集結了宋軍全部的精銳部隊。
在戰略部署方面，太宗皇帝任命曹彬為三軍統帥，分三路進軍。其中，東路軍由曹斌親自統帥，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為副帥，從雄州出發，取道固安，涿州，向幽州挺進，總兵力大約為十萬多一點；
中路軍由田重進擔任主帥，從定州出發，越過太行山去阻擊遼國的援軍；
西路軍由潘美擔任主帥，楊業擔任副帥，從雁門關出發，攻佔代北諸郡後，於中路軍一起配合東路軍對幽州進行合圍並攻佔，中西兩路軍的作戰部隊合起來也有近十萬之多。
宋軍自三月起發動了總攻，遼國那邊也緊急徵調各個部隊前去支援，由耶律休哥來進行統一指揮，並且將幽州作為了一個戰略重地來進行防禦。
等到宋朝一路高歌猛進攻佔涿州之後，其後勤補給跟不上的問題就被徹底暴露出來了，史書記載：
“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雖然，東路軍不得已後退至雄州，但遼軍也並不好受，在這段時間裡，從宋軍的作戰都是勝多敗少的。
而相比之下，中路軍和西路軍所取得的戰果就輝煌得多了。西路軍攻佔了朔、雲、應等州，中路軍經過了一番苦戰也奪得了飛狐、蔚州等地。
因此，在這一階段，宋軍的戰況還是相當有利的。但問題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就爆發出來了，撤退到雄州的東路軍並沒有很好地進行一番休整。當他們聽到來自中、西兩路的宋軍捷報頻傳時，他們坐不
住了。底下的將領為了爭攻發生了騷動，即便身為主帥的曹彬也不能進行制止。
史書記載：
“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
謀劃
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曹彬無奈，只能“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
這裡有一個問題必須有一個問題先來解決一下，那就是為什麼身為主帥的曹彬制止不了部將因爭功而蜂起的行為呢？這就主要同宋廷之間的內部鬥爭脫不了干係了。
曹彬算得上是一路跟隨者太祖皇帝東征西討的老將了。而太宗皇帝繼位後，對於像曹彬這樣的前朝老將難免會多加提防。在這樣的權力鬥爭之下，各路宋軍的配合很差勁，後勤補給的困難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由於這種權力鬥爭所導致的。
話說回來，曹彬制不住部將的騷動，自然硬著頭皮繼續北上，好不容易把涿州攻打下來，遼軍又迅速發動了反撲，當時宋軍人困馬乏，糧食又將盡。面對來勢洶洶的遼朝援軍，只得放棄抵抗，倉皇逃竄，結果被趕過來的耶律休哥帶兵趁亂追殺，東路軍大敗。
史書記載：
“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眾奔高陽，又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者若丟陵。”
東路軍一敗，中路軍又不得不趕忙率軍回定州防範，只剩下西路軍一支部實在是孤掌難鳴，結果在朔州一戰被遼軍擊潰，就連副帥楊業也被擒殉國，雍熙北伐自此以失敗告終。
第三、雍熙北伐，宋軍為什麼會敗得這麼慘？
雍熙北伐的失敗，最大的損失就是使得宋廷從此以後再無收復燕雲十六州的信念，對遼國轉而採取了積極的防禦策略，主動求和妥協，這對於後來整個宋朝的歷史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對於這次北伐失敗原因的探究，自古以來都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首鍋是東路軍的統帥曹彬，因為他既不能持重前進，保證自己後勤運輸的安全，也不能制止底下部將的蜂起，還沒有進行及時的撤退，導致遭到了遼國騎兵的襲擊，宋軍打敗。東路軍這邊一出問題，西路軍和中路軍也因此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最終導致了這場北伐的潰敗。
也有人認為應該是宋太宗首鍋，因為他一味地信任了賀令圖等人傳來的錯誤的情報。錯誤的情報就會制定出錯誤的策略，全程都在不知彼而戰，高估了自己的能耐以及低估了遼國的實力。此外，太宗皇帝對於武將近乎病態的猜忌心理也是這場戰鬥失敗的一大原因。
綜上，筆者覺得還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沒有被挖掘出來，那就是在於宋代的兵制，也就是太祖時期為了防止武人叛亂而所創設的更戍法。
更戍法規定駐守京師、外郡的軍隊需要定期進行輪換，但將領卻不進行輪換，這種做法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雖然有效地防止了武將的叛亂，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宋軍的戰鬥力。
更戍法在太祖時期並沒有得到普遍且徹底的執行，所以並沒有影響到宋軍的戰鬥力。可到了太宗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史料記載：
“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暛用，戮一叛命者。”
由此見得這種兵將互不相識的狀況，導致了雍熙北伐時的宋軍的整體管理非常亂，軍紀渙散，如此情況下，怎麼能夠戰勝得了訓練有素的遼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