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箋作為處理朝鮮與明朝政治外交關係的重要工具，承載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等豐富的內容。朝鮮太祖年間與明朝發生的三次表箋問題，實質為朝鮮和明朝的外交紛爭，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明朝的文字獄、明朝對朝鮮的不信任、朝鮮對儒家文化的理解差異等。表箋問題也是朝鮮與明朝兩個新興政權在政治利益關係的調整與適應過程中的體現。
一、朝鮮與明朝表箋風波的經過
表，始於漢代，是臣下向皇帝論諫、勸請、陳乞、進獻、推薦、陳謝、慶賀、慰安等的上行文書。箋，源於東漢，明朝用於臣僚向皇后、皇太子的慶賀。朝鮮時期表箋文書成為專用於明朝皇室的重要外交禮儀文書，是一項重要的外交制度。
明朝建立之後積極向外發展國際關係，在“自上而下、積極宣諭、厚往薄來”的原則下，為了拉攏高麗孤立北元，對高麗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政策，此時高麗也為了擺脫元的控制，嚮明朝展開事大外交。然而，高麗在主張親明外交的恭愍王被殺後實行了對明朝和北元的雙重外交，導致了朝鮮和明朝兩國外交關係的破裂。
李成桂從威化島回軍後，相繼廢高麗禑王、昌王，並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自立為王。李成桂繼承了前朝高麗末對明“事大外交”的方針，政治上為謀求李氏政權的安定，經濟上為滿足物資交易，進而在文化上以此作為接受先進文化的“來源”，朝鮮王朝與明朝確立了朝貢冊封關係，並履行了事大外交。
與此同時，朝鮮將表箋、章奏等事大文書作為重要的議事傳達手段。因此，朝鮮王朝把大量的精力傾注於嚮明朝遞交的表箋文章上。實際上，明清時期朝鮮表箋文章之美深受中國學者的讚賞，並廣為流傳。但是，洪武末期朝鮮嚮明朝呈上的表箋成為明朝與朝鮮之間發生的幾次外交糾紛之禍因。高麗末曾讚賞“表箋精緻而恰如其分”的明太祖對朝鮮表箋提出異議和呵斥，使朝鮮困惑不已，給兩國的政治關係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一）第一次表箋問題
明朝給朝鮮欽定國號後的洪武二十六年（朝鮮太祖二年，1393年）三月，朝鮮派遣門下侍郎贊成事崔永沚赴京奉表謝恩，又遣政堂文學李恬送還高麗恭愍王時的金印。此次朝鮮謝恩使臣嚮明太祖呈獻的謝恩表成為一系列表箋問題的導火線。《朝鮮太祖實錄》中收錄了謝恩表全文，不過其文字中未找到任何“侵侮之辭”。
但可以根據《朝鮮太祖實錄》中洪武二十九年（朝鮮太祖五年，1396年）朝鮮聖節使諮文中所記載的一段內容查明其原因“：照得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間，陪臣司譯院副使李玄來自京師，欽傳宣諭聖旨‘：你那裡進來的表內，下的字樣好生兜搭。今後休教進表來。欽此！參詳以小事大之禮，必因進表得微忱。況正旦、聖節，華夷會同，莫不奉表，不敢不進。”從以上文字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資訊：
明太祖命朝鮮今後不要奉表是因為朝鮮表箋中的文字“好生兜搭”，也就是說“非常怪異”，可以看出明太祖對此是不滿的。但朝鮮認為“事大之禮，必因進表得微忱。況正旦、聖節，華夷會同，莫不奉表，不敢不進”。這是第一次表箋問題產生之前明太祖對朝鮮表箋的不滿。
一直以來處於內燃狀態的表箋問題急劇升級，並發展成朝鮮與明朝兩國間的政治糾紛。朝鮮與明朝共出現過三次表箋問題，第一次表箋問題出現在洪武二十八年（朝鮮太祖四年，1395年）十月，是由朝鮮派遣的賀正使柳玽和鄭臣義所帶去的賀正表文而引發的。明太祖審閱表箋，認為表箋中有“侮慢之辭”“，輕薄戲辱”，扣留了朝鮮使者柳玽等人，並要求把撰文者捉來認罪。
《明太祖實錄》對此事件進行了簡略記述“：朝鮮國王李旦遣使臣柳玽等奉表貢方物進賀明年正旦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當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釁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詞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即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諮李旦令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釁之由玽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玽還。”
朝鮮賀正使一行中打角夫金乙珍和押物高仁伯等於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二月回到朝鮮，傳達了明朝禮部諮文。明朝認為朝鮮在正朝表文中“輕薄戲辱”，又生一釁。但此表文尚未記載到《朝鮮王朝實錄》中，到底是何種“輕薄戲辱”，尚無法考證。朝鮮命通事郭海隆把撰文者金若恆管送赴明後，仍心存餘悸。
朝鮮給明朝的表箋中解釋道“：竊詳小邦，僻居海外，聲音言語，不類中華，必憑通譯，僅習文意，所學粗淺，措辭鄙陋，且不能盡悉表箋體制，以致言詞輕薄。何敢故為戲侮，以生釁端！天日照臨，實非誣妄。幸蒙聖慈。不即問罪，寬宥之恩，昊天罔極，知感且愧，糜粉難報。今照進賀洪武二十九年正朝表文，條成均大司成鄭摠修撰賀東宮箋文，條判典校寺事金若恆修撰。為緣鄭摠見患風疾病證，不能動履，難以起遣。除已欽依，差通事郭海隆，管送撰文人金若恆赴京，伏取聖裁。”金若恆這一去被明朝扣留達六年之久，這也是第一次表箋問題的始末。
（二）第二次、第三次表箋問題
朝鮮第一次表箋事情尚未平息，還沒過一個月的時間，朝鮮奏請印信、誥命表箋中又生禍端。明朝認為不能輕易給朝鮮誥命和印章，自古及今，以小事大，至敬之禮，莫貴乎修辭。明朝在諮文中寫到“：今朝鮮每遇時節，遣人進賀表箋，似乎有禮，然文辭之間，輕薄肆侮，近日奏請印信誥命狀內，引用紂事，尤為無禮。
或國王本意，或臣下戲侮，況無印信所拘，或齊奉使臣中途改換，皆不可知。以此來使未可放回。若將撰寫校正人員，盡數發來，使者方回。”明朝以朝鮮的奏文中“引用紂事”為由，扣留計稟司鄭總，同時責問朝鮮，要求管送撰文者及其校訂者，引發了第二次外交文書問題。
由於在收錄於《朝鮮太祖實錄》中的有關奏文中，現已找不出“引用紂事”的文句，朝鮮在何種情況下使用暴君之代名詞殷朝紂王之事則無法另行考證和追究。《朝鮮太祖實錄》共修改過四次，於朝鮮太宗十三年（永樂十一年，1413年）三月編撰完成。
因多為“繁亂重複”的記錄，朝廷主張對此進行修改，不過實錄中沒有相關記錄，所以是否對實錄進行過修改一事尚不清楚，但筆者認為實錄被修改過《，朝鮮太祖實錄》中所記載的有關奏請文中無法找到“引用紂事”文句，這並不能說明明朝的主張是無緣無故的，反而可以推測出經過幾次修改後的實錄，有可能把一些存在爭議的文句進行了刪減處理，這種推測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同年6月，明朝派使臣尚寶司丞牛牛、宦官王禮等到朝鮮要求將撰寫表箋人員鄭擢、鄭道傳等押送明朝問罪。朝鮮覺得事態越來越惡化，同年7月明使回國時，朝鮮派藝文春館學士權近和右承旨鄭擢、啟稟校正人盧仁度等人前往明朝。開國元勳鄭道傳不在管送物件之列。
此外派遣河侖為啟稟使，奏明太祖曰“：據此竊念，臣不諳經史，而撰文者皆是海外之人，語音別異，學不精博，未識表箋體制，以致字樣差謬。豈敢故為戲侮！除已欽依將撰表人鄭擢及校正表人權近、當該啟稟校正人盧仁度，責差判司譯院事李乙修，管送赴京，伏取聖裁外，其鄭道傳，既於鄭擢所撰表文，不曾改抹校正，事無干連。又緣本人患鼓脹腳氣病證，不能起送”。
這一方面說明了鄭道傳並沒有參與表箋製作和鄭道傳因病無法赴明的情況，另一方面說明了朝鮮極力表示歉意。對於鄭道傳以病為由無法赴明朝的說法，朱元璋大為不滿，斥責李成桂說“：鄭道傳者王尚信用，豈非王無悛過之乎！”
相反，權近在明朝未要求的情況下，認為表箋的撰寫與自己有關，自願赴明。權近的到來，緩和了朝鮮與明朝當時日益緊張的關係。權近在朝鮮主要承擔接待明使、撰寫表箋等外交事務。權近入明朝之後，與明太祖有了詩文之交，頗得洪武帝的好感。權近強調朝鮮的事大國策沒有任何改變，解釋了表箋問題是因表達方式的不同而引起的誤解。
朱元璋對權近為維護朝鮮國和國王的表現大加讚賞，並稱他為“老實秀才”。明太祖對權近的解釋也持接受態度，先讓河侖等回國，另外將權近、鄭擢等人繼續扣留在明朝，並讓他們每日到文淵閣聽取諸儒之講論。權近常在文淵閣舉例說明回軍之義，並強調事大之誠。
明太祖認為權近是有學識的人，親自命題讓權近作詩。權近作了包括《王京作古》、《李氏異居》、《出使》《奉朝鮮命至京》《度鴨綠》等18首詩，權近第一次介紹了使行路徑，第二次介紹了朝鮮史地，第三次介紹了其在金陵逛街的感想。權近在詩中解釋了高麗的滅亡和朝鮮的興起，歌頌了明太祖的功德和朝鮮的事大誠心，以討歡心。總之，權近除把握撰寫應制詩的機會再三對錶箋事件作解釋外，更強調朝鮮對明朝的事大忠誠，深得明太祖的歡心。相比之下因表箋事件留在明朝的其他朝鮮使臣的命運就悲慘得多。
明太祖向被扣使臣下賜衣服、酒饌、妓樂，給使臣們三天的時間遊覽觀光街市，又出命題，命作詩六首，表現出非常優待的態度。金若恆等人在為慰勞鄭擢而舉行的宴會中節省了應付給歌舞人的酬金，但權近卻堅持認為不能把皇帝下賜的費用私入囊中，而是應該把其全部費用都付給歌舞人。權近穿戴的是明太祖下賜的衣服，但此時恰逢朝鮮玄妃喪，鄭擢穿著素衣，明太祖指責他“：為何不穿賜衣，而穿素衣？”鄭擢無視翰林院學士們的勸告，固執地堅持穿著白衣，在此之後就連新年也穿著白衣進出朝廷，這一行為極大地激怒了明太祖。
透過以上被扣留朝鮮使臣們的活動來看，權近在被扣留期間以慎重的言行及其文學才能而能夠幸運地躲過這場禍難。與此相反的是鄭擢、金若恆、盧仁度等三人卻丟掉性命。
就這樣，權近在不知其餘使臣命運的情況下，於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帶著明太祖的御製詩《鴨綠江》《、高麗故京》《、使經遼左》三首，皇帝敕慰詔書及宣諭聖旨、御製詩、禮部諮文二道，回到京師。他還帶回了明太祖這樣的詔諭“：爾那裡使臣再來時，漢兒話省的著他來，一發不省的不要來。我這裡孫兒，朝鮮國王孫兒做親肯的時節，著他漢兒話省得宰相來。我這裡說歸他，先來的四個秀才裡頭權近看的老實，放回去。”
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朝鮮以聖節使名義派遣到明朝的朝鮮禮曹典書鄭允輔於同年十一月返回，並傳達了鄭擢、金若恆、盧仁度等三人已被處刑的訊息，至此第二次表箋之禍基本結束。這並不意味著表箋問題的完全結束，明太祖仍抓住表箋問題大做文章。
第二次表箋事件基本結束，但第三次表箋事件接踵而來。洪武三十年（1397年）八月朝鮮遣前光州牧使柳灝以千秋使赴京師，但其啟本又引起表箋問題。同年十二月打角夫崔浩帶著明朝禮部尚書鄭沂的信回到朝鮮，第三次表箋之禍由此傳到朝鮮國內。明朝透過禮部尚書鄭沂的信，譴責朝鮮千秋啟文中的一些文字不妥，並要求若把撰文者送到京師，才允許被扣留的使臣回到朝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禮部侍郎張炳諮文朝鮮，要求執筆人禮曹正郎尹珪、成均司孔府、禮曹正郎尹順三人赴京。朝鮮多次討論了是否遣送這些人，也出現了反對遣送的意見。但同年六月，朝鮮不顧少數人的反對，遣前判典客事鄭連管送孔俯、尹順、尹珪等三人赴明，並回復明禮部尚書張炳。孔俯等朝鮮使臣一行在到達遼東之時，聽到明太祖已經駕崩並由其皇太孫即位的訊息，因此獲得赦免，並平安無事地回到朝鮮。至此，朝鮮與明朝之間的第三次表箋之禍全部終結。
二、表箋問題產生的原因
明朝與朝鮮之間發生的表箋之禍不由得使我們想起明初的“文字獄”。所謂“文字獄”就是“因文字而引發的獄事”，即一種筆禍事件。像這樣的文字獄在中國曆朝歷代的歷史中均可以找到先例，明朝的文字獄也出現過不少禍事，尤其是洪武年間頻發文字之禍。
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張士誠）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雲。明太祖隨意解釋和歪曲表箋中的文字《，二十二史劄記》中對典型的文字獄事件進行了舉例。因文字獄之禍愈演愈烈而感到懼怕的禮部官吏們請求明太祖下發規範的樣式。
“由於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朱元璋頗不滿意，便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於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七月頒於天下諸司。自今以後，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這樣一來，國內的文字獄之禍自洪武二十九年七月以後大為減少。”
《二十二史劄記》中列舉的文字獄都是因為明太祖的扼測與誤解而發生的，但此外還發生了諸多原因不明、形式眾多的文字獄之禍。雖說明初的文字獄是因明太祖個人淺薄的學識而引發的，但此時，明太祖登上皇位已經過去二十餘年，可以說其已經掌握了以經史為首的學問，並具備了一定學識。
因此，此時發生的文字獄的原因不能只歸結為明太祖淺薄的學識，與他的極其根深蒂固的疑心以及自身的性格是息息相關的。明太祖廢丞相六部直屬於皇權之下，總攬大局後迎來了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皇權鼎盛時期。明太祖利用文字獄強化其君主獨裁政治。
可見，三次的表箋問題（之禍）產生的第一個原因是明太祖晚年性格多疑，常常因一些枝節小事借題發揮，致使尚未穩定的兩國關係日趨惡化。
其次，三次表箋問題產生的原因，從朝鮮方面來看，是由於高麗末期對明朝外交的搖擺不定，導致明朝對新興的朝鮮出現猜疑和拒絕。高麗末期恭愍王即位之後為了擺脫元朝的控制，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恭愍王被弒之後，面對明朝和北元兩大政治勢力，高麗選擇了既臣服於明朝，又不肯棄元的雙重外交。
高麗與北元的交往嚴重影響了高麗與明朝關係的友好發展，隨之發生的明使被殺的事件，導致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惡化。1387年明朝降服了納哈出的勢力，掃除了進一步經略東北地區的障礙。同年十二月，明廷決定在朝鮮半島東北部之南端設鐵嶺衛。高麗得知這一訊息後驚慌失措，高麗王朝經過爭論，並根據門下侍中崔瑩的建議，組織了近4萬人的攻遼部隊，左軍都統使為曹敏修，右軍都統使為李成桂。
五月，攻遼部隊到達鴨綠江。李成桂認為這是一種冒險，可能貽誤大事，並以“前有大川，因雨水漲”等為理由，提議回師，但被崔瑩和禑王拒絕。李成桂一派便迫使曹敏修改變主張，並從威化島斷然回軍。這樣，回師就成了政變的契機。
1392年李成桂即位之時，以“權知高麗國事”的名義嚮明朝報告此事，希望得到明朝的承認。明太祖以“其三韓臣民既尊李氏，民無兵禍，人各樂天之樂，乃帝命也”對李成桂的即位採取不冷不熱的態度，宣佈尊重朝鮮半島臣民的選擇。李成桂多次嚮明朝請求頒賜國王印信和誥命，但到李成桂退位為止明朝未頒賜誥命與印信，朝鮮與明朝兩國政治關係的不正常由此可見。
最後，朝鮮與明朝對儒家禮法文化的理解差異也是多次出現表箋問題的一個因素。朝鮮半島自古以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政治意識形態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明朝初期兩國關係雖然密切，但還存在著一些差異。這也表現在表箋制述過程中。在三次表箋問題出現之時，朝鮮多次以“小邦僻處荒遠，言語不通，聞見不博，粗習文字，僅達事情。
其於製作，未諳體格，以致錯誤，非敢故為侮慢”。朝鮮對錶箋問題的解釋主要有三種：一是朝鮮雖然使用漢文但因字諳有所不同，所以言語不通；二是朝鮮對明朝的文字體系尚未掌握熟練；三是朝鮮未了解到在表箋文書中所要回避的字。
“小邦僻處荒遠，言語不通，聞見不博，粗習文字，僅達事情。其於製作，未諳體格，以致錯誤，非敢故為侮慢。”“竊詳小邦，僻居海外，聲音言語，不類中華，必憑通譯，僅習文意，所學粗淺，措辭鄙陋，且不能盡悉表箋體制，以致言詞輕薄。”“今啟本又差字樣，此乃一是某愚拙，二是小邦人言語字音，與中國不同，又不知朝廷文字型式及迴避字樣，致此差謬。”
對於表箋問題產生的原因，世宗稱為“：臣竊照小邦僻在海外，文學未精，兼又吏文、漢音不得通曉，非但人才未易成就，有礙事大之意。臣謹按自漢、唐至宋、元朝代，新羅、高麗皆遣子弟入學肄業。其後漢人韓昉、李原弼、洪楫、偰長壽等相繼出來，訓誨子弟，上項等人俱已淪沒，如今傳習無由。
漢、吏之文理會者鮮少，每遇事大文書，未諳體例，且又朝廷使臣到國，應對語言恐致差誤，深為未便。伏望聖慈照依歷代舊例，許令本國子弟入學肄業，兼習漢、吏之文相應。未敢擅便，為此謹具奏聞”。由此可見文化差異對錶箋的影響，進而產生誤會。
三、表箋問題的影響
箋作為處理朝鮮與明朝政治外交關係的重要工具，承載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等豐富的內容。朝鮮初期屢次出現的表箋問題是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產生的，明朝的文字獄以及明朝對朝鮮的不信任和儒家文化的理解差異等一系列的原因，導致了朝鮮太祖時期與明朝的表箋糾紛。表箋問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在外交文書問題的背後，則是兩國在政治利益上的摩擦。
表箋問題出現後最直接的影響是到洪武帝駕崩之時，朝鮮依然沒有獲得誥命與印信，朱元璋雖承認朝鮮王朝的建立，但始終對朝鮮抱有懷疑及不信任的態度。另外，三次表箋問題的產生使兩國政治關係深受影響，導致朝鮮以鄭道傳為首的強硬派計劃武力攻打遼東。
鄭道傳提出遼東攻伐計劃之時，朝鮮與明朝之間正圍繞表箋問題出現了一系列的糾紛。明朝把鄭道傳指為“小人”“、表箋之禍源”，並不斷要求管送，這使鄭道傳從個人感情上對明朝產生了反抗心理，促使他進行遼東征伐。
總結
三次表箋問題之後，朝鮮為了避免因“事大文書”而出現的誤會，對錶箋的製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朝鮮專門設定管理表箋的管理機構——承文院，還採取了培養專門人才、注重收集和學習中國的表箋書籍作為範本等措施。
參考文獻《記朝鮮表箋之學》《朝鮮王朝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