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豹生平

聶豹

，明朝人，正德十二年中進士，任華亭知縣，從此開啟從政生涯。在出任蘇州知府的時候，由於父母先後逝世的原因。嘉靖十年（

1531

）至嘉靖二十年（

1541

），聶豹先後在家丁憂守孝達到十年之久。

在這十年間，聶豹沒有了政事的紛擾，他與吉安的王門學子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等人相互學習交流，並且積極參加明朝的王學講會，這些講會是以王學為核心兼具道德修養和學術討論的價值，加深了聶豹對王守仁學說的理解。在此基礎上，聶豹逐漸形成了自己“歸寂主靜”的哲學思想，奠定了自己在明朝的學術地位。

後來，聶豹在嘉靖二十六年（

1547

）的時候因被參貪汙受賄一事而下獄，究竟有沒有真的貪汙受賄，不太清楚。史書記載只說證據不足，之所以下獄是被人又翻出來了。在入獄的時候，正是聶豹思想走向成熟的階段。聶豹的這段經歷，像是複製了他的老師王陽明當年在“龍場悟道”的經歷一樣。聶豹在獄中完成的《幽居答辯》和《困辯錄》，是聶豹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

聶豹在嘉靖二十七年（

1548

）末的時候，獲釋回家積極參與到了地方講會活動中，並與鄒守益等人舉辦了衝玄講會。嘉靖二十九年（

1550

），俺答常常騷擾明朝境內。在此時聶豹的學生徐階給明世宗推舉聶豹，聶豹重新獲得了報效國家的機會。嘉靖三十二年（

1553

），聶豹迎來了他仕途上的頂峰時期，他擔任了兵部尚書。嘉靖三十四年（

1555

）二月，聶豹因病請辭回家。至此聶豹，專心於治學和推廣王學。

聶豹歸家之後積極地參與學術交流，還將王學的理念運用到丈量土地和改革賦稅中。此外他還推行宗族建設和鄉約的制定，很好地發揮了王學在經世致用中的作用。嘉靖四十二年（

1563

），聶豹病逝，年七十七。

明中晚期的社會危機

從統治者來說，明朝自

1368

年朱元璋稱帝以來，共經歷了十六位皇帝。聶豹所處的時代，主要是明武宗和明世宗當朝的時期。

在明武宗當政時期，出現了劉瑾等宦官蠱惑皇帝貪圖享樂，驕奢淫逸的做法。雖然後來劉瑾被凌遲處死，但是政治統治已經不可能好轉起來。

明武宗的腐朽統治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喜好女色、玩猛獸、大興建設和寵江彬，到處遊玩。

明武宗死後，明世宗即位開始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改革措施：清理莊田、實施救荒措施、

“命群臣陳民間利病”。但是很可惜，明世宗沒有很好地執行下去，後來這些措施都被一一拋棄了。

明世宗昏庸的本性不斷顯露出來，世宗將所有的熱情投入到

“議大禮”中，以及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滿足迷戀方術想要成仙等等荒唐之事中，鬧得整個朝廷烏煙瘴氣。

從經濟上來說，明代中葉的中國社會，在明初社會經濟發展與恢復的基礎上，發生了某些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國家機器執行到中後期時，伴隨而生的一些封建社會固有的問題，但與以往社會矛盾不同的是，此時社會中開始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對封建社會的起到了強烈的衝擊。

明朝中期以來，封建國家對土地逐漸失去了有效掌控。小農經濟遭到破壞，使明朝的統治在經濟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明初，土地兼併問題相對緩和，在大規模落實的墾荒政策中，自耕農佔有相對優勢。這為明初的專治集權政治，奠定了結實的經濟基礎。

從朱元璋在位時的很多政策都是為了扶植小農經濟，保護自耕農民的利益是其重要的施政理念。然而這種施政理念在朱元璋去世的半個世紀之後，局面發生了悄然變化。

明中葉以來，小農經濟不斷遭到破壞。

雖然明代地主階層政權還處於一個相對穩定期，經濟實力與以往總體情況相比還保持著相對平衡性。

但是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地主階級日趨腐朽，更加貪求無厭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於是在全國便形成了一個空前廣泛的土地兼併狂潮。由於明中葉以來的大規模土地兼併，使千萬小農失去了耕種的土地。至此從十五世紀中期到十七世紀中期，在中國社會普遍化地形成了嚴重的流民問題。明中葉的流民問題，具有爆發性和全國性等主要特徵。

從十五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在全國許多的地區都爆發了農民的大量逃亡，並與其他戶籍流亡人口匯合，集結成廣大的流民群，遍及全國十三個省份。流民問題使明朝中後期社會產生了不穩定因素，一群沒有事幹的人是不會老老實實在那裡待著的，他們會製造出更多的事情。

既然賴以生存的農活兒不能再做，且每天都要祭五臟廟，那麼在那個以農為主的社會里一群並沒有什麼知識的人會做出什麼事呢？暴力，成了最好的宣洩口。且他們又有著充足的理由。

從官僚階級來看，在明代集權政治的發展史中，皇權極高。但到明中葉以後，天子多追尋享樂，政治和生活上日益腐化。皇帝利用內閣和宦官來控制局面，而內閣又多受制於宦官，兩者也爭相利用皇帝，互相爭鬥。

此外內閣內部的不斷紛爭，也日益加深著明朝的政治危機。因為內閣是官僚機構的中心，是地主階級各派政治勢力角逐權力的場所。在內閣制度下，明代的官僚群，形成不同地區、不同派別的政治集團，相互鬥爭，演變成為政治上嚴重的分裂與黨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帝在位時，明朝的邊防力量大大衰敗，衛所制度廢弛。朝廷在職官員、士人階級則無所作為，腐朽無能。整個社會如同一灘死水，再披上一層薄薄的毫無生命力的名為

“繁榮”的皮囊，無論是外界輕輕地撕扯，還是內部點點滴滴的啃咬。這幅皮囊都開始變得面目全非。往日為學之人的清風傲骨早已淡然無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早已變成空頭口號。但不是沒有人願意去充當“醫生”，聶豹就是其中一員。

聶豹對社會現實的“改變”

但是身處在一個時代計程車人，都會有一種時代使命感。他們希望自己的思想言行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中得到應用，聶豹也是如此。可在當時的社會，論科舉，已經明顯顯露出了弊病，儒士們會認字、會寫字。卻不再理解當中真實的意思，理論與現實的割裂愈加明顯。

另一方面，除了朝廷內部出現的問題。長期戰亂、民不聊生。

對此，聶豹開出了自己認為的

“良藥”，提出社會控制思想的哲學基礎，社會控制思想是一種從精神層面聯通實際社會問題處理的思想理論，這就需要在民眾的精神內在中構建同一個“天理道心”，使民眾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言論自覺

地

向精神上層的核心靠攏。簡單來說，就是用精神影響、指導現實。

首先，聶豹建立了“道心惟微，本虛寂也”本體論思想後，也為其社會控制思想中的道德本體論找到了依據。

在古代社會，封建統治者不僅需要具體的政治制度來控制，也需要加強對人們的精神控制。這種控制合理性的建立，是要為其三綱五常思想、尊卑等級思想找到天然的理論依據。聶豹和其他儒家學者主張的“性與天道”同出一原的道德本體論，成為了天然的理論依據。

其次，聶豹從“性與天同”的心性論觀點出發，論述了社會控制的基礎。

即民眾具有可塑造性，這種可塑性表現在人心本真之處原於天理，因此可以透過教化而使人心返璞歸真，回到“天理”。

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人心的表現往往是具有兩面性的，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只有弄清楚影響人心志的善惡是來源於何處，才可以在此處下工夫不斷擴充人的天性。祛除貪婪自私對人心的侵蝕而能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大同社會也會逐步建立起來。

同時，提出了

“氣”，聶豹認為人從出生的嬰兒直至終老，雖然有動靜之分。但是大體上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還是受到“已發”的情感的影響，而這些都是由“氣”來主導的。因此，聶豹認為只有善學者透過加強自我修養的人，才能將天理與氣稟相結合達到合而為一的效果。“氣”雖然有惡的一面，但是它也能變幻出“善”的一面，“善”的氣才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基石，常存“善”氣就是民眾共同奮鬥的目標。

可見聶豹在論述了有善有惡的

“氣”的民眾的危害後，更加說明要加強對屬性是惡的“氣”的控制。如果惡的“氣”對人的侵蝕過於嚴重人的社會性就會減少，這種後果是動物性的不斷擴充導致文明社會將不復存在。

最後，聶豹從心性論的角度來論述人的可塑性，並提出了“歸寂通感，立體達用”的工夫論。

聶豹希望透過“歸寂通感，立體達用”的工夫論，實現依靠人們心性中與天理相符合的部分進行自我反省的社會控制方式。

封建社會

“三綱五常”這些都屬於民眾需要共同遵守的道德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也是民眾自我反省的參照物。聶豹認為當民眾內心達到“靜”的狀態時，才會去思考有沒有做到一切行為都符合社會公德不去做越界行為。

至於聶豹的這服藥有沒有救下明王朝，就留給你們自己去查吧，或者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我建議後者。得來太容易的東西，或許並不容易被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