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春秋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重要的變革時期，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在王室衰微的背景下，諸侯之間的爭霸構成社會的主要內容，產生所謂“春秋五霸”。在列國紛爭的過程中，晉、楚兩國的霸業之爭最具代表性，對春秋社會的影響也最大。

因為晉國和楚國的實力相差不大，因此在很長時間任何一方都不能成為霸主，夾在兩國之間的鄭、宋就顯得尤為重要，鄭宋的歸屬幾乎決定著霸業天平的傾斜方向。

這一時期，鄭國和宋國處境如何？為擺脫困境，兩國採取了什麼樣的措施？

一、鄭、宋二國在晉楚夾縫中的悲慘處境

早在齊桓公時期，鄭國就被看作春秋諸侯爭霸的一顆重要砝碼。

齊桓公首次召開諸侯會盟的時候，周惠王就因為齊國的跋扈而私下教唆鄭國事楚，同時維持與晉國的關係，充分說明此時鄭國已成為牽制強國、維持春秋諸國平衡的工具。泓之戰中宋國失敗，鄭國派人慰問楚軍，被楚國帶走侍妾兩位，也不敢聲張，但這只是鄭國悲劇的起始。

城濮之戰楚國戰敗，鄭國恐懼，又派人向晉國求和。

隨著晉國越來越強盛，鄭國值得聽從晉國號令多次參加會盟，有時在晉國的指導下出兵。

晉靈公繼位以後，晉國內亂不斷，霸業中衰，楚國又準備重新北上，第一個要攻打的就是鄭國。鄭國無奈，又與楚講和，但同時也不能斷了與晉國的關係，足見其進退兩難之態。

宋國的情況與鄭國相差無幾。

泓之戰中宋國戰敗，在楚國的壓迫下不得不歸附。晉國公子重耳迴歸後重啟霸業，因流亡時曾受到宋襄公的禮遇，在楚國率眾諸侯國圍攻宋國之時出手相助，在城濮之戰中一舉擊敗楚國。城濮一戰，不僅奠定了晉國的霸業基礎，更使得大小諸侯國紛紛來朝，宋國也是其中之一。從此以後，宋國便常伴晉國左右，或隨晉國參加會盟，或同晉國征戰四方。

到晉國霸業中衰之時，楚國的勢頭又逐漸旺盛，鄭國雖然遊移不定，但在多數情況下仍會選擇楚國，因此征服宋國成為楚國成就霸業的關鍵。

楚國對宋國步步緊逼，不難想象宋國的艱難處境。

楚國霸業的強盛無法讓晉國屈服，也就無法還鄭國、宋國一個安寧平和的環境。公元前588年，楚國召開蜀之盟的次年，鄭國和宋國再次捲入戰爭。邲之戰中，鄭國對晉國不忠，於是晉國率眾諸侯國討伐鄭國，鄭國歸附。

而後楚國伐鄭，晉國出手相救，這種情景幾乎成為春秋晉楚爭霸公式。

與鄭國相比，宋國自城濮之戰以後的很長時間內都忠於晉國，鄭國在楚國的壓迫下時不時出兵伐宋，實際上是晉國和楚國的間接交鋒。

這種情況只有在晉國兩國疲於戰爭時才能得到緩和，如第一次弭兵之會，但這次結盟依靠僅僅是協議，沒有能夠約束雙方的條件，於是只過了三年，戰事再起。

在這場戰爭中，晉國打敗楚國聯軍，並不斷對鄭國用兵，而楚國派人在鄭國駐守，因此鄭國無法再實行“唯強是依”的外交策略。晉悼公去世以後，東方齊國開始興起，與晉國形成對峙，鄭國政變再起。

此時楚國雖然常常受到吳國的侵擾，但仍舊未放棄對鄭國的控制。

魯襄公二十四年冬，楚國伐鄭救齊，晉國率領諸侯出兵相救。

到這個時候，秦國、齊國、吳國等國家的實力都有所上升，先後形成聯合對峙，爭霸已接近尾聲。

宋國長期跟隨晉國謀求霸業，不斷參加戰爭，加上時常受到鄭國的侵擾，加上地勢的重要，一直難以擺脫徵兵之苦。在這種情況下，宋國再次充當弭兵的使者，於公元前546年實現第二次弭兵，此後晉楚相繼衰落，中原爭霸告一段落。

二、鄭、宋兩國為擺脫困境所採取的措施

晉國和楚國之間的紛爭延續時間長達一個世紀，給小國帶來的災難更加綿長。

鄭、宋曾經也是顯赫一時的大國，有著輝煌的過去，即使處於夾縫之中，其所起的作用也至關重要。他們自然不甘心淪落到二流諸侯國的地位，也不願被動接受大國的頤指氣使，為了擺脫困境，兩國各自作出了不少努力。

第一，鄭國的應對策略。

面對夾縫之中的尷尬處境，鄭國的當政者主要採取了兩種措施：“唯強是依”的外交方針和革新自強的內政方略。鄭國從自身的國家利益出發，不拘泥於對某個國家的忠誠，採取了靈活多變的外交策略。齊桓公剛剛衰敗，宋國忘圖爭霸，鄭國則早已看出南方楚國的強盛，適時倒向楚國。

“唯強是依”的外交政策被鄭國貫徹始終，晉、楚兩國的實力交替上升，鄭國便在兩個國家之間遊移不定，沒有選擇固定倒向某個國家。

公元前598年，在楚莊王的治理下，楚國更加強盛，開始實行北上圖霸的擴張策略。晉國和楚國的爭霸不是為了維持當時的社會秩序，而是為了一己私慾，作為棋子的鄭國則只能“與其來者”求得生存。

除了外交方面的靈活，鄭國也非常注重內政上的革新。

在官制上，鄭國設定“當國”這一職位集中處理國家的內政外交。在公族政治的情況下，“當國”的設定非常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統一處理鄭國的國內外事務。除此之外，鄭國還開展了一系列改革，如土地改革等。這些措施都是從鄭國本身的利益出發，削弱貴族特權的同時緩解國家內部矛盾，使得鄭國能夠更好地周旋大國之間。

第二，宋國的應對策略。

與鄭國的“唯強是從”不同，宋國基本上採取了“靠晉抗楚”的方針。雖說從整體來看，宋國和鄭國一樣採取的是“二親”策略，但透過對比，不難發現宋國親附楚國的次數遠遠小於鄭國。除了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在泓之戰中失敗，暫時歸附楚國以外，宋國歸楚的次數屈指可數。大多數情況下，宋國皆堅定地依附晉國。

除了在政治上穩定地依附晉國以外，持續的兵爭也迫使宋國尋求其他解決問題的途徑。經過宋國內部的商議，促成兩國結成同盟，終止戰爭成為宋國的主要策略，也就是“弭兵”。公元前579年宋國促成了第一次弭兵，但很快被楚國打破，晉楚之間的混戰繼續進行。

數年之後，宋國促成第二次弭兵，晉國和楚國的內部矛盾更加凸顯，兩國迅速衰落下去，南方吳越之爭成為這一時期的新主宰。

晉楚國勢的衰微使得長期受到戰爭摧殘的鄭、宋兩國有了喘息的機會，但到了春秋末期，列國爭霸成為時代的主題，鄭、宋與許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一樣，勢必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三、導致鄭、宋悲劇命運的原因

春秋初期，鄭、宋兩國曾顯赫一時，最後卻成了各諸侯國中較早滅亡的國家。

縱觀鄭國的宋國從興盛到衰敗的過程，不難看出其命運的悲哀，他們的悲哀命運也主要體現在春秋時期。鄭國曾作為小霸出現，宋襄公也曾有過爭霸的想法，但他們不僅沒能稱霸春秋，反而變成大國之間爭霸奪權的工具，在日漸黯淡中消亡。

晉，楚國兩國對鄭國，宋國的爭奪實際上是對鄭宋兩國地盤的爭奪，作為華夏地區的核心，兩國的地理位置至關重要。

春秋初年鄭國和宋國能夠強盛，地理位置的優越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鄭國，藉著地理位置的優勢發展成為當時最強盛的國家。

進入列國爭霸以後，鄭國因其地理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南北雙方每次發生戰爭都首先對鄭用兵便是地勢造成。宋國的位置也十分具有戰略意義。春秋時期的宋國疆域十分遼闊，也因此能和鄭國抗衡，列國爭霸以後引起諸國側目。

晉楚的任何一方得到任意一國的支援都有希望成霸諸侯因此每次出兵都直抵宋、鄭，鄭宋兩國的勢力迅速下滑。

地理位置為鄭國和宋國的發展帶來益處，但也為其增加諸多限制，嚴重製約了兩國的發展空間。自從西周立國，周王朝就開始推行分封制，從初次紛紛到後來的連續封設，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不計其數。分封之初，除了少數幾個諸侯國位處偏遠，大多數諸侯國都集中於中原地區，這些國家要麼同屬姬姓，要麼軍事利益一致，“牽一髮而動全身”，每動一國就會引發其他諸國的連鎖反應。

除了地理位置的限制，鄭國和宋國之間的矛盾也對兩國的發展造成阻礙。

因其外交方針的不同，鄭國的宋國之間衝突不斷，楚國經常命令鄭國攻打宋國，宋國則在晉國的支援下進行頑強反擊。實際上對兩國來說，戰事未息之前，聯合才能互相保全的最佳策略，兵爭只會削弱各自的力量從而被強國利用，促進兩國走向悲劇結局。

結語

春秋時期雖有不少諸侯國滅國，但更多的諸侯國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小國卻頑強生存。這些被滅的諸侯國能復國是以“禮”為保國之本，鄭國就是被“禮”保護的典型國家。

不過，如果沒有禮法的約束，鄭國的宋國的困難或許不會持續這麼長時間，早亡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參考文獻：《春秋》《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