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隱士？隱居之士，這類人也常以世外之人自稱，自然無為便是有作為，這也是隱士的核心思想，魏晉時期不少能人志士都是隱士出身，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魏晉時期也盛行隱士文化，為何在這個年代，會出現這麼多隱士，這些隱士又是如何在隱逸和入世之中尋找平衡？隱士終究還是還是世間人，最終也會歸於世間。
隱世的目的就是為了入世
魏晉時期多隱士，孔子有句名言：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說明了在當時隱士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早在漢代，隱士文化就已經興起，東漢光武帝劉秀的老相好嚴子陵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隱士，當初王莽請嚴子陵做官，嚴子陵躲了起來，無奈之下劉秀只能派人畫出嚴子陵的畫像，逼得嚴子陵沒有辦法，整日穿著羊毛衾躲起來釣魚，後來有人舉報，劉秀多次懷疑此人就是嚴子陵，先後派了三撥人才把老相好請到了洛陽，劉秀滿心歡喜的前去看望，嚴子陵卻佯裝腹痛不願相見，只留下依據“士各有志，為何相迫呢？”直到最後嚴子陵都沒有入朝為官，一輩子耕讀垂釣富春山，過得逍遙自在，卻成為了劉秀一生的遺憾。
像嚴子陵這樣的人，在魏晉時期非常普遍，隱士文化成為了不少能人志士的追求，尤其是“七賢”的林下之遊更是成為了世人榜樣。此時隱士也分為兩種，一種是避世型，一種是待時型。魏晉時期時局動盪，不少人才在這個年代飽受迫害，或是因為時局動盪，或是不願被時局牽連，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縱情山水，隱居山林。
《孟子》與《王紀》中記載，在魏晉時期，
"士"
是所有貴族中階級最低的存在，但是士大多數都是有學識的才子，也是有抱負的人，想要為國家效力，奈何階級壓制，在朝中大多數都是不起眼的角色。高潔的品行讓這些“士”不屑於在朝堂之中同流合汙，爭名逐利，於是寧願隱遁山林，過上世外的逍遙生活，也不用過分追求名利，逍遙又自在。南北朝時期更是戰火連天，這些隱士的數量也急劇增多。
大多數隱士其實並未真正的出世，依舊惦記著塵世俗事，隱世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出世，這可惜當前時機未到，又或者個人修行不夠，所以選擇這種方式來給自己一個機會，也是在蟄伏，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少能人志士都是來自於山林之中，出身不詳但是深受所以赴的統治者倚重與信賴，這也是當時隱士的普遍心理。
待時之隱
這類隱士其實算不上真正的逍遙隱士，但是在隱士團體中佔據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存在感極強，其中沽名釣譽之輩亦不在少數。這類隱士其實就是透過這種方式來神秘化各人，讓當時的統治者對自己產生興趣，以解決自己之前沒什麼起色和改變的人生實現翻身的目的。在時局動盪不穩定的時候上山隱居，等到了明確自己目的的時候就下山依附，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曹魏大臣韓暨就是這樣的
"待時之隱"
，韓暨一開始隱居避亂魯陽山中，早年被當地鄉親推舉為孝廉，後來上山隱居，等到時局成熟之際韓暨被荊州牧被劉表任命為宜城長，丞相曹操平定荊州以後，又升官成為了樂陵太守、丞相士曹屬，一生加官進爵，最高做到了司徒後逝世，可以說是眾多隱士中的人生贏家。
"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
謝安也是這樣的待時之隱，謝安自幼出生名門，從小就深受宰相王導器重，可以說是年少成名，但是此時的謝安卻多次拒絕應召，經常和王羲之、支道林等人四處遊山玩水、傾心交遊。王羲之曾和謝安在冶城遺址上反省自身，王羲之認為當前國家處於危難之中，我們每個人的確應該為國家效力，整日這樣舞文弄墨，遊玩清談實則與國無益。
一旁的謝安聽後也有自己的打算：秦國任用商鞅，最後還不是二世而亡，難道說國亡要怪在清談之上嗎？彼時天下已經形成了
"王與馬、共天下
"
的格局，權臣恆溫也開始興起，整個時局都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司馬氏和其他各大名門望族之間的衝突也逐漸白熱化。謝安此時顯然不想去趟渾水，朝廷三番五次的徵召謝安，卻都被謝安寫信拒絕了，看起來到時頗有幾分隱士風骨。
不少人為了謀害謝安在朝堂之上鼓吹謝安“蔑視朝廷”，年年不應召，為何這些人會如此針對謝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謝安的弟弟謝萬是當時的封疆大吏，兼任豫州刺史，雖然謝安不在朝堂之中，但是在朝中的威望不低，最終謝萬北伐失利，也牽連到了謝安，甚至一度禍及謝家，無奈之下謝安終於出山，此時早已是一個糟老頭子了。謝安其實與韓暨不同，雖然兩人最後都是出山為仕，但是出山的原因不同，目的不同，當時隱世的原因也完全不同，魏晉時期的大多數隱士其實都是這種狀況，既有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也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假隱士。
避世之隱
這一類隱士才算是真正的隱士，這型別的隱士才算是真正的世外高人，一共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以德正行、教書育人、避世立言、遊山玩水。以德正行型隱士在當時社會上地位還是比較高的，在一定範圍內會成為大眾崇拜的道德楷模，影響到身邊的許多人，甚至起到了淨化民風的作用，當時的統治者對於這種德高望重型別的隱士也非常的賞識，多采用贊同和支援的態度，這些人對於化解社會基層矛盾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教書育人型隱士也是很有社會存在意義的一種型別，就比如東漢末年的司馬徽、龐德公等人先後培養了諸葛亮、龐統、向朗等大批優秀的治世之才。這類隱士大多數自視清高，不願意入世趟渾水，更不願意效忠於某人，也是因為自己無法有效的施展自己的報復，對朝廷感到不滿，但又擔憂國家民生的人，於是就透過教書育人的方式來教導學生，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雖然沒有入朝為官，但是看到自己的學生有了出席，也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
這種型別的隱士雖然不自己直接參與進朝堂仕途之中，但是會透過這種方式來宣揚自己的思想和文化，教化鄉里，為國家做貢獻，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當時的膠水瓶，為朝廷培養了不少可造之材。和教育型隱士一樣，避世立言型隱士也有著很大的現實存在意義，同樣是讀書人，後者更在乎自身，只不過換了另一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學說思想，以這種比較現實的方式，讓自己的學說為世人得知，以做到留名千古。
這個型別的隱士既不願意入世與大眾同流合汙，也不願意就此庸庸碌碌，於是就透過著書立傳、弘揚個人學說來表達自我，這也成為了這些人寄託個人思想的最好歸宿。這些隱士都很注重民生疾苦，親近普通民眾，以民眾的切實利益為基礎，他們創作的文章和學說中也大多體現了底層民眾的勞苦奔波，也算是充當了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的橋樑。
遊山玩水型才是我們熟悉的真正的隱士，這類人離世俗最遠，一心一意只想過好自己的生活，看似積極避世，鍾情山水，完全脫離了社會，其實是以一種反對當時社會的姿態出現的，這也屬於一種態度，而久居山林也不過是這些人反抗的一種具象化表達形式，多年隱居山林的生活，也只是為了自我清高，受到世人推崇，從這個思想上來看，這些隱士沒有做到真正的出世，雖然不問世事，但是依舊深受聖人“三不朽”的思想影響，透過這種方式來成就自我罷了。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隱士文化在魏晉時期深受歡迎，除了深受當時社會背景影響之外，更是因為隱士符合當時人們的心裡，所以不少人都選擇歸隱山林，從當時的時代意義來看，隱士的存在無疑是消極的。在各種勢力爭奪不休，民不聊生的時代背景下，這些有能力的能人志士卻選擇消極避世，對世事置之不理，但如今看起來，倒不如說這也是當時人們的一種仕途智慧。
面對森嚴的等級制度，不少出身貧寒的寒門弟子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揚名立萬，最終受到統治者的賞識，現實意義也說明了，魏晉時期的隱士文化為當時的文學綻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立言"和"立德"方面等有自己的貢獻，這些隱士的高風亮節，直到現在依舊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