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此論，是基於兩點認識：

其一，土地是根本，不可輕易失去。《史記·匈奴列傳》裡的冒頓，寶物可以失去，愛妃可以失去，但土地卻是寸土不讓，最後因土地而一舉滅了東胡，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

其二，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要想繼續維持必須要保證足夠計程車氣。平王東遷，是向敵人示弱，整個國家已經失去了戰勝外敵的信心——這是最致命的，所以蘇氏在文章中才會強調：“其餘避寇而遷都者，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

蘇軾

然而，蘇軾此論偏重於說理，卻是忽略了“平王東遷”之實。

也難怪，秦漢以後，都視周平王政權為正統，完全忽略、甚至不承認西周滅亡後還存在一個“二王並立”時期，基於錯誤的史實來分析周代興衰，難免就會失之偏頗了。

平王東遷，絕不是簡單的為避戎狄而“棄文武成康之業”。平王政權要想生存下來，東遷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竹書紀年》記載，周幽王八年，廢申後立褒姒，周平王因此而奔西申。

按幹寶《搜神記》，周幽王生於宣王三十三年，那麼他繼位時才不過十四歲。

十四歲的少年，七年後有了兩位兒子，他的兒子能有多大？

推算下來，周平王奔西申時頂多不過七八歲。七八歲的兒童雖然知事，但僅憑他一人想從周王都出逃，跋山涉水逃至遙遠的西申國，幾乎不可能。

因此，所謂“平王奔西申”，並非完全是他個人意志，必然是被人慫恿挾持，而挾持者很可能就是申侯或申後。

烽火戲諸侯

不管平王本人是否願意，“平王奔西申”後，立刻就上升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

本來，立誰為太子，雖然有“立嫡立長”的傳統，但畢竟是天子家事，外臣有建議權，卻無決定權。

周幽王廢申後立褒姒雖然不合傳統，也表明了周王室疏遠西申國之意，卻並不代表著周王室要與西申國為敵。

畢竟，喜歡哪個兒子，是周幽王家事。

但是，西申國勢力居然挾持七八歲的平王到了西申國，這意味著西申國確有圖謀不軌之意。

有學者甚至根據《竹書紀年》記載，認為西申國將平王劫持到西申後，立即奉平王為王，號稱“天王”，與周幽王分庭抗禮！

不管七八歲小孩是否真的被西申國立為“天王”，“平王奔西申”一事恰恰證實了西申國心存異心。西申國與周王室之間，一場大戰已不可避免！雙方都在為這場大戰做著精心準備，《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幽王）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

申侯拉攏西戎與鄫國，周幽王則在太室結盟諸侯——這裡的諸侯，應該是指關中平原上的諸侯。

不管諸侯來自於何處，周幽王在大戰之前特地舉行盟會，正說明此時諸侯人心不穩。

諸侯人心浮動的原因，傳統上認為是周幽王的亂政，但個人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改革造成：周宣王的“不藉於千畝”改革讓老一代分封諸侯離心離德，“太原料民”又得罪了大多數新興權貴。

平王東遷

此後不久，周幽王率領大軍圍攻西申國，想要回兒子周平王，但西申國堅決不給。

第二年，即公元前771年，西申國聯合犬戎、鄫人從回中道殺入渭河平原，一舉滅了西周。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時渭河平原上的諸侯紛紛逃出關中，鎬京都城幾乎完全被摧毀，已不可恢復。

周幽王一死，關東諸侯國隨即立幽王之弟攜王姬餘臣為王；而西申國也立姬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

從此，歷史進入了“二王並立”的時代。

對於平王政權而言，雖然可能並非平王本人意願，但已不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歷史糾紛。

作為有弒父嫌疑的政權，並不被諸侯所公認。

古本《竹書紀年》所記申、魯、許三國諸侯立平王，學者們認為可能是西申、曾（或呂）、許之誤。承認平王政權的諸侯之少，顯而易見。呆在西申的平王政權，當時被視作弒父篡權，攜王姬餘臣政權才是天下諸侯公認的正統。

只不過，數年後攜王政權突然失去了人心。

失去人心的緣故究竟是什麼，不得而知。也許是攜王本人的暴虐無道，也許是擁立他的“虢公翰”過於挾王自重，總而言之，攜王政權慢慢失去了人心。《系年》記載，“邦君諸侯焉始不朝於周”。

關東諸侯中，對攜王政權最為不滿的，要數晉文侯和鄭武公。

大約是周幽王被殺後九年，晉文侯直接跑到西申國，把周平王接到涇水流域周人殘存的一個軍事要塞——京師。

京師，也就是豳，是古代周人最早的棲息地。（《系年》）

此時，渭河平原因為戰火，基本上為周人拋棄，已成一片廢墟，無法立足了。

所以，晉文侯只能暫時將周平王安置在京師。此時，周平王年近二十，在脫離西申國控制後，開始有獨立自主意識。

但平王政權實力孱弱卻是必然：僅僅依附京師及其附近周人殘存的幾個軍事基地生存，西申國及犬戎為周人所忌，並不能作為長期依靠。

更何況，西申國之所以對西周特別重要，就是防範犬戎；如今犬戎都已佔據渭河平原之內，西申國的存在，對於周人也就無足輕重了。

這種局面之下，還指望周平王能立足渭河平原來複興周王室，是強人所難：西申國不足為恃，中原諸侯雖然對攜王政權失去信心，但大多未必就承認平王政權，他憑什麼在渭河平原內趕走犬戎、復興周室？

相反，只有東遷洛邑，才是平王政權的唯一出路。

關東雖然有一個攜王政權，但是晉文侯的出現，證明了關東諸侯已經對攜王政權不滿。

作為周幽王之子，周平王有資格繼承王位，當然周平王也必須表現出與西申、犬戎拉開距離的態度，才不會被中原諸侯強烈排斥。

《史記·秦本紀》中，周平王慫恿秦人攻打犬戎，可能就是周平王為了讓中原諸侯接受自己，作出的一種政治姿態。

可是，這卻成了秦人崛起的一大機遇。憑藉周平王這一承諾，秦人歷經數代人，最終趕走犬戎，在關中站穩了腳跟，後來還吞併了六國，最終取周而代之。

秦取周而代之，這是後話。

在周平王被立京師之際，為求得生存，東遷已是必然之舉。

然而，攜王政權雖然不得人心，但還未喪失根基。此時，周平王政權雖然獲得晉國支援，依然不敢輕易東遷——東遷就意味著深入虎穴。隨著鄭國吞併東虢國、鄶國，攜王政權最強有力的支撐力量消失，已經是搖搖欲墜。

這時，平王政權才正式籌劃東遷事宜。大約是在公元前759年，周平王從涇水流域的京師（今陝西彬縣）東遷洛邑，秦人負責護送。在路上，周平王對秦人說：“戎無道，侵奪我歧、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周平王自己既然無力奪回關中，還不如籠絡秦人，讓秦人去搶佔這塊風水寶地。

周平王東遷九年後，在公元前750年，晉文侯再次出擊，殺死了攜王姬餘臣，徹底消除平王政權威脅。

從此，平王政權成為周王國天下唯一合法政權，正式成為周王國天下之主。

所以，在評價晉國和鄭國對平王政權的重大作用時，後世周王室才會說出了“我之東遷，晉、鄭是依”的話來。

蘇軾沒有深入瞭解兩週交替之際這段複雜的歷史，才會得出“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的結論。

其實，“周之失計”根本不是周平王所能“計”，他不過是為時勢所迫，成為大勢所趨下的棋子，不得不東遷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