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州縣官是最基層的父母官，品級不高卻臨民管事，俗話有“滅門知縣”的說法。在很多影視作品中，知縣老爺高高在上，審判案件時動輒大刑伺候，還有拉出去就地正法的。那麼，明清時期州縣官審理案件時程式是怎樣的？在司法上又擁有多大的權力呢？

法律規定中州縣官的司法權力

明清兩代都是以州縣作為第一審級，無論是什麼樣的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州縣的審理。明代規定：“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上陳告。若越本管官司，輒赴稱訴者，笞五十，止免罪。”清代規定：“軍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應先赴州縣衙門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稱訴者，笞五十。”

這是法律上的規定，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也曾出現過一些變化。如清代在《大清律例》公佈之後，也多次修改。康熙初年僅有三百二十一條，末年增訂一百一十五條。雍正三年又增，總計八百一十五條。正因為有一時之變通，所以州縣司法審判才會出現階段性的變化。

明洪武時期，朱元璋鼓勵百姓越級上告，對於阻攔百姓赴京的官吏給予“梟令示眾”的懲罰。不過到了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訴京師，很多往往不實，這才頒佈禁令禁止小民越級上告。

明代初年，州縣還不算是第一審判機構，下面還有一個裡甲制度。明初時期，裡甲確實擔負一些司法審判事務，但到了洪武末年，裡甲的司法審判權被剝奪，雖然裡甲和宗族對一些戶婚田土等民事糾紛有調解權甚至是裁定權，但他們的裁定不受法律的保護，如果告到官府，還需要官府的裁定。

當然，在民不告官不究的前提下，裡甲和宗族的裁定，只要不告到官府，依然可以在局部發生效用，但絕不能將裡甲和宗族當作一個審級。

州縣是第一審級，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審級，州縣官便是這個審級的最高裁定者和擬定者。州縣官除了辦理州縣各種政務以外，審判是他們的重要職責。因此他們必須拿出一定的時間來審理詞訴案件，稱之為“放告”。時間則是根據各州縣的具體情況來定，有的規定每逢三、八，有的規定每逢三、六、九，有的規定每逢五、十。但是沒有規定四、七的，原因是不吉利，這與封建迷信有關。不過遇到大案、盜案、命案，則需要隨時審理。

州縣審判的大致流程

古代中國是農業國家，以農為本，因此辦理案件原則上要避開農忙季節。《大清律例·刑律》中有明確規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時正農忙，一切民詞，除謀反、叛逆、盜賊、人命及貪贓枉法等重情，並奸牙鋪戶劫客貨，查有明據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應戶婚田土等細事，一概不準受理；自八月初一以後方許聽斷。若農忙期內，受理細事者，該督撫指名題參。”

也就是說，戶婚田土等民事案件只能在農閒季節辦理，而且每月也就辦理6至9天，再除去年節假期，能夠受理民事詞訟的時間，全年也不過就四五十天。

“放告”日時，州縣官受理詞訟，文獻中對此也有詳細的記載：

“官坐捲棚，桌置重壓紙一枚。東角門放告狀人魚貫而進，不許投文混入其內，逐名挨次，將狀展開，親壓桌上，仍退跪階下。隨命值堂吏點明張數，高聲報若干張。逐張喚名，點過甬道西，由西角門魚貫而出。”

收過狀後，州縣官便逐一審閱，準於審理的詞狀要掛號登入在案。經過掛號的訴訟案件，州縣官就要發差拘捕原告和被告。發差是憑州縣官所發的票籤，有州縣官傳送各房去籤差的，也有州縣官親自選派的，這要看案件的輕重而定。差役拘拿有期限，檢查是否如期，稱為“比差”。如期把人拘拿到案，差役就要將原票交回，稱為“銷差”。

人犯到案後，州縣官就要過堂審問。州縣官過堂審問要求有技巧，需要他們用鉤、襲、攻、逼、攝、合、撓“七要術”來問案。

“鉤”，是用其他的話題來鉤出人犯的實話；“襲”是乘人犯心虛而掩其不備；“攻”是因人犯的短處和空隙而出擊；“逼”是因人犯窮急之處而扼之；“攝”是控制人犯的奸惡而不讓他們得逞；“合”是把原告和被告的供詞分別共證；“撓”是以眾口來撓服人犯。

如果州縣官都能嚴格按照“七要術”來審理案件，就會少出冤案，不過這對州縣官個人素質有非常高度的要求，實際上大多州縣官是難以達到的。在不能運用審判技巧的情況下，州縣官主要採取的是刑訊手段，以得到口供。

拿到口供後，下一步便是“問擬”了。“問擬者，問其所犯之由，而擬其罪也”。州縣有審訊權，但判決權力十分有限，除戶婚、田土、錢債等小事可以進行調解處分，並且當堂決斷外，還能判決笞杖以下的刑罰。

至於刑事案件，哪怕是笞杖之類的罪責，州縣官原則上都要開具事由提出自己的看法上報給上級，等到上司乃至中央的批示，才可以進行判決。這種上報叫“看語”，也叫“看審”。如果上司的批示下來，州縣官便可以按批示撰寫判詞，再申報上司核准，然後具體實施。

在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制度之下，實際上，無論是官還是民，都沒有獨立的政治人格。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同時也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君權，只有皇帝才有生殺予奪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