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琳

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印發了《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對量刑證據的審查、量刑建議的提出、聽取意見、量刑建議的調整和量刑監督等方面作出規定，全面規範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工作。

2018年，“認罪認罰從寬”正式寫入我國刑事訴訟法，完成了從一項司法改革試點舉措，到刑事司法法定製度的轉變。這一制度的推行，被普遍認為有利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強化人權司法保障；另一方面，它也有利於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最佳化司法資源配置。目前，認罪認罰從寬已經成為刑事司法最主要的訴訟形態，和最常見的結案方式。

曾幾何時，刑事司法領域最為人所熟知的一個熱詞，還是“坦白從寬”。這句常出現在偵查機關訊問室裡的俗語，是法制恢復重建時期，以破案（偵查）為中心的產物。但由於種種原因往往造成坦白不一定能從寬、抗拒也不一定能從嚴，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選擇坦白的動力和意願，也就隨之大大減少。缺乏合作的司法，只能進入繁複而冗長的普通司法程式。

近20年來，刑事案件總量不斷增加，醉駕、侵犯智慧財產權、破壞環境資源等新型危害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大幅上升，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輕罪案件佔比大幅上升。如全部適用普通程式審理，成本高、週期長，既加劇“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是對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

認罪認罰從寬，正是要在制度上實現案件分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且同意檢察院量刑建議並簽署具結書的案件，依法給予從寬。

當刑事司法從“以偵查（破案）為中心”，轉向“以審判為中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寬嚴相濟、區別對待等一系列刑事司法政策，亟須一個全新的制度來承載。認罪認罰從寬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公正與效率，是刑事訴訟追求的兩大價值目標。認罪認罰從寬更多指向效率，規範認罪認罰則更多指向公正，這就是“指導意見”的現實意義。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