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最大的獲益者是誰？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分析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在個體獲益者中，黎元洪無疑獲得了最大的利益。但他受之無愧。

年少黎元洪

黎元洪世居湖北黃陂，他原名秉經，後改名元洪，據說此名乃是因為其援引朱元璋建元洪武之意，不僅頗有深意而且含蓄內斂。

黎元洪早年投身軍旅，經歷海軍、新軍，參與過甲午海戰，後來經張之洞賞識在湖北訓練新軍。黎元洪練兵期間愛兵如子，與官兵關係很好，他重視軍隊人員文化水平的培養，對革命黨在湖北新軍中的發展持觀望、包庇態度，這也使得他在湖北新軍中威望頗高。

在保路運動中，黎元洪作為軍方的代表參加了湖北保路籌款組織“鐵路協會”，在赴京請願時，黎元洪乃是眾望所歸，可因為其軍方背景不便出面故而沒有前往，但黎元洪對保路運動的支援也使得他得到了革命黨的贊同和拉攏。

在武昌起義時，革命軍領導孫武和蔣翊武不在軍中，起義軍強推黎元洪為首領，而黎元洪也靠著這一身份，爾後成為革命軍和北洋政府的核心成員之一，成為了中華民國第一任副總統和第二任總統，在擔任總統時期，他的權力受到了段祺瑞的分割和壓制，但是仍盡力將一些革命黨人拉入行政機關。也正因如此，他在後來的歷史中評價總體是不錯的。

很多人質疑黎元洪對辛亥革命的貢獻，認為他是竊取他人果實，

其實不然，正所謂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當時湖北新軍中又不止黎元洪一個將領，新軍為何選擇他而不選擇別人擁護，其平時對官兵的愛護和對革命黨的包容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在推舉為首領後，他積極與駐武漢各外國領事館聯絡，爭取他們的支援，對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的穩定有著不容辯駁的影響，故而，他雖然是被強推為起義領袖，但絕不是無緣無故，更不是浪得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