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4年暮春，北宋都城汴京，三司衙門的牡丹花開得正好。三司衙門最高長官，時任三司使的包拯，邀請他最看重的兩位下屬喝酒賞花。
一位下屬，時年36歲，衣著樸素整潔，態度恭謹；另一位下屬，時年35歲，衣服滿是汙漬，頭髮油油的，沉默寡言。
賞花過半，包拯開始舉杯勸酒。衣著整潔的下屬雖然平時不怎麼喝酒，但礙於領導面子，也喝了幾杯。另一位下屬平時便滴酒不沾，儘管領導殷勤勸酒，依然不為所動，直到酒席結束，都沒喝一口。
本應言笑晏晏的賞花宴，因為這位下屬的執拗，讓包拯很下不來臺，場面一度尷尬，最終不歡而散。
這位不喝酒的下屬便是有“拗相公”之稱的王安石。而另一位看起來更會“來事”的下屬則是家喻戶曉的“砸缸神童”司馬光，也就是本文主角。
十六年後，一場轟動朝野的變法拉開帷幕，兩人在這場酒宴中的不同態度與表現，為變法中的針鋒相對埋下了伏筆。
宋仁宗嘉祐年間，社會穩定，政治清明，人才輩出。在汴京，同朝為官、均以古文聞名的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韓維，志趣相投，常結伴遊玩，詩文唱和，被稱為“嘉祐四友”。其中，司馬光與王安石尤為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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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北宋，雖然表面看起來繁榮富裕，但建國初期鞏固政權的防弊之政逐漸矯枉過正，冗官、冗兵、冗費問題逐漸顯現。對內，官員、士兵人數不斷增多，朝廷開支巨大，財政日益枯竭；對外，遼、西夏政權在邊境虎視眈眈，軍隊戰鬥力不足，敗仗連連。
如果將北宋王朝比作一口“缸”，這口缸已滿是裂紋。
“儘快補好這口缸”成為很多有識之士的共識。司馬光在擔任諫官期間便向宋仁宗提出了系列改革建議。
在司馬光看來，國家制度沒有問題，主要是用人不當，解決問題的關鍵
“在於擇人，不在立法”，
他建議“節流”，節約開支和藏富於民。
雖然他年幼時砸過一口缸，成年後，卻立志要把另外一口“缸”補好。
王安石也主張改革，但他認為，“開源”才是解決財政危機的關鍵，朝廷要學會理財，要發展經濟，增加國庫收入，實現“不加賦而國用饒”。
王安石的主張更為激烈——直接將原有的“缸”砸了，再造一個。
然而，宋仁宗、宋英宗均未來得及改革便撒手西去。待到1067年，宋仁宗的孫子宋神宗即位時，朝廷已然賬上沒錢了，“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此時，宋神宗剛剛20歲，血氣方剛，立志振興祖業。他與多位大臣溝通後，與王安石的看法不謀而合，決定推行變法。
司馬光雖然支援改革，但並不贊同好友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他認為，經濟總量是固定的，朝廷一旦理財，就意味著要與民爭利。而在這過程中，很容易出現巧立名目、橫徵暴斂等問題，百姓很可能被盤剝更甚。
為了勸說王安石放棄變法，他接連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他認為王安石是
“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
的賢臣，但過於自負執拗，變法如此激進，將造成“侵官、生事、徵利、拒諫、怨謗”幾大弊端。
兩人針對變法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最終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等變法措施陸續出臺。變法反對派代表司馬光，在朝廷備受排擠。
公元1070年，52歲的司馬光自請出京。
作為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司馬光始終堅守自己的信念，如果現行政策與自己的堅守背道而馳，他寧可放棄高官厚祿，寧可退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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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與王安石均是坦蕩君子，儘管政見不同，對待變法主張不同，但始終是為了國家更強盛。多年風雲激盪沉浮，兩人始終對對方持有公正客觀的評價。
王安石退休後，一日與友人談及過往種種，忽發感慨，
“司馬十二，君子人也。”
這司馬十二便是司馬光。
公元1070年-1084年，是司馬光失意的十五年。此時，王安石變法轟轟烈烈地展開，司馬光選擇退居洛陽。
古人向來奉行“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儘管司馬光離開政治中心，但他選擇以獻身學術的方式踐行使命，為後來人“補缸”提供方法論。
在洛陽，司馬光將20畝田地修建為住所兼書局，命名為“獨樂園”，這裡環境清幽，屋舍質樸卻不失典雅。在這安靜的洛陽一隅，承載著司馬光的學術才華，一部光照千古的史書鉅著《資治通鑑》正在孕育。
《資治通鑑》上起戰國初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末年（公元959年），馳騁1362年。為完成這部鉅著，司馬光化身“工作狂”，伏案十五載，筆耕不輟，制定了嚴格的寫作規劃：每天要寫一丈長的手卷，如果當天有事完不成，第二天一定補上。
為了有充足的時間寫作，司馬光犧牲了自己的睡眠。他將枕頭設計成圓木形狀，睡覺時只要翻身，頭便會從枕頭上滑落，然後清醒起來接著寫。
夏天天氣炎熱，司馬光在書局辦公室挖個坑，修成地下室，這裡冬暖夏涼，大家鑽入地下室繼續工作。
這是一份艱難辛苦的工作，承受著心理和生理的雙重壓力與挑戰，司馬光自稱
“秉燭至深夜，警枕破黎明”
。書稿尚未完成，他的助手劉恕便因勞累過度去世了。
公元1084年，《資治通鑑》書成，加上之前在汴京編纂的4年，共歷時19年。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餘萬字，將一千三百餘年的史實，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取材之廣泛、史料之豐富，均超越前代史書，也成為中國最大的編年體史書。
此時，司馬光已66歲，這部書幾乎耗盡了他的精力，他雙鬢斑白、牙齒脫落大半。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寫道，
“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憑藉這部書，司馬光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位歷史學家之一，另一位便是《史記》作者司馬遷，留下了“史界兩司馬”的佳話。
在洛陽，由於司馬光聲望卓著，獨樂園吸引來了眾多文人雅士。獨樂園建成時，蘇軾蘇轍兄弟專門前來，作長詩《司馬君實獨樂園》《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祝賀。當地名流程顥、程頤、邵雍、張載、富弼也常來獨樂園飲酒賦詩，儼然成為小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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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蘇轍是四川人，司馬光年少時也隨父親遊歷過四川，深愛蜀地由多種糧食釀造的名酒姚子雪曲，兩兄弟來獨樂園做客時想必也帶著這款美酒，眾多雅士在美酒的助興下，激盪思想，筆鋒縱橫，寫下一篇篇美文，留下了歷久彌新的思想與精神。
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這樣評價《資治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司馬光篤定恆心、傾盡心血所著的《資治通鑑》，成為洪荒歲月的見證者、經驗教訓的記錄者、千載文脈的傳承者，被後人奉為圭臬，爭讀傳頌。美酒姚子雪曲也經過代代匠人的薪火相傳，越發濃香醇厚，成為如今享譽世界的名酒五糧液。美酒與美文交相輝映，穿越歷史塵埃，煥發出愈發絢麗的光輝。
司馬光這個名字，在中國可謂婦孺皆知，即使不知道王安石變法、《資治通鑑》，“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也是對每個孩子關於機智勇敢的最早啟蒙。
然而，這三件事遠遠不能概括一個真實全面的司馬光，他是直言敢諫、心懷天下的真“諫官”，是恭儉正直、忠信孝悌的君子，更是精通多門學問的全才。
司馬光20歲登第進入官場，歷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得意過、失意過，昂揚過、消沉過，忠君愛民之心始終未變。
在仁宗朝擔任諫官期間，司馬光正是30多歲年輕氣盛之時，他幾乎天天上書給皇帝提反對意見，從上元出遊、整修宮殿，甚至到設立儲君，為社稷天下操碎了心。
在英宗朝，司馬光依然擔任諫官，直言本色不改，他反對宋英宗任命太后的弟弟為宰相，為消除英宗與太后矛盾連寫17封奏章。他更關心民生疾苦，呼籲減輕農民負擔。
在人人都想平步青雲的官場，司馬光卻屢次拒絕皇帝的提拔。44歲，宋仁宗想提拔他做知制誥，司馬光認為起草詔令不是自己的擅長，連寫9封辭職信；51歲，宋神宗想提拔他做樞密副使，他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連修5封請辭信……
司馬光自號“迂叟”，但並非迂腐保守之人，他不懼皇權、銳意進取的言行不僅獲得歷代皇帝的信任，也得到了另一位直臣歐陽修的高度認可，
“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
在生活中，他清廉簡樸，低調淡泊。北宋文官俸祿優厚，生活優渥，宋仁宗曾賞賜他金錢百餘萬，絲綢珠寶無數，但司馬光始終生活簡樸，
“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
，更寫下《訓儉示康》《溫公家範》告誡子孫。
妻子張氏去世時，司馬光甚至沒有錢辦葬禮，只能賣掉僅有的三頃薄田，簡單辦了喪事。
當時納妾蓄伎成風，司馬光卻認為有傷風化，不是君子所為。在那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年代，儘管膝下無子女，但他始終不納妾、不蓄伎，成為奢靡風氣中的一股清流。
物質上，司馬光極度簡樸，但精神上，他實現了富足與充盈。他在獨樂園單獨設定了一間“讀書堂”，收藏書籍五千餘卷，更有皇帝賞賜的三千餘卷書籍。
博覽群書，讓司馬光成為北宋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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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止通曉史學，在易學、禮學、《孝經》學、文字音韻學、醫學方面也成就頗高，均留下了著作。
南宋理學家朱熹認為，司馬光的禮學在北宋儒家中首屈一指，編修禮典只需要在司馬光《書儀》基礎上略加修改。他的詩歌鑑賞小品《續詩話》被贊為
“品第諸詩，乃極精密。”
《宋史》記載，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
，堪稱那個時代的全才。
公元1085年，已經離開15年的司馬光再次回到了汴京。千年前的汴京街道，提前上演了粉絲“接機”偶像的盛況。
守城計程車兵看見他，紛紛以手加額，喊道：“司馬相公來了！”
汴京百姓聽說他回來了，蜂擁至街道，連路都堵上了，他們哭喊著：“大人一定不要再走了，留下來輔佐皇上，給我們老百姓指條活路吧！”
這一年，力推變法的宋神宗去世，本就備受爭議的變法陷入僵局。繼位的宋哲宗年幼，太皇太后當政，啟用司馬光擔任宰相。
此時，司馬光已經67歲，數次中風，身體精力大不如前。許是感覺時日不多，而且這些年也親眼見到了新法因執行不當對百姓的傷害。上任後，司馬光雷厲風行，一年之內盡廢新法。
司馬光回到汴京的第二年5月，他一生的朋友兼對頭王安石在新法被廢的悲憤中去世。
聽聞死訊，司馬光向南長揖，隨後奏請朝廷追封王安石為太傅。
5個月後，久病纏身的司馬光溘然長逝。臨去世前，他口中依然喃喃自語尚未處理的公事。
然而，尚未補完的這口“缸”他再也補不成了。
他出殯時，汴京百姓不惜罷市前往拜祭，哭聲震天，上萬人自發護送他的靈柩回鄉。他的畫像供奉在全國各地，百姓吃飯前都要恭敬禱告。
朝廷給司馬光的諡號為“文正”。縱觀北宋167年間，只有三人得到了“文正”諡號，這也是古代文官最高等級的諡號。
“文”相對常見，主要強調文化修養和學術成就。“正”則十分難得，“惟眾人之所同服者”，只有得到百姓擁護與愛戴、以最高標準踐行儒家道德的君子才可稱為“正”。
然而，隨著司馬光的去世，君子之風逐漸消散。朝廷陷入了新黨與舊黨無休止的爭鬥，互相傾軋，黨同伐異，曾經廣開言路、暢所欲言的寬容氛圍一去不返。
公元1094年，司馬光去世後第八年，變法派上臺，將司馬光所做的一切全盤否定，剝奪諡號，更派人砸了他的墓碑。
公元1102年，宋徽宗以崇奉新法為名，將司馬光等反對變法的大臣稱作奸黨，名字刻入“元祐黨籍碑”，本人及子孫永不復用。
黨爭耗盡了北宋積累深厚的國力，司馬光去世41年後，汴京被金兵所破，他傾注一生心血的北宋王朝轟然倒塌。
縱觀司馬光波瀾壯闊的一生，爭議良多，至今尚難以蓋棺定論。但在他身上，始終體現著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計程車大夫精神：他不計個人得失，以天下安泰為己任；他不合流俗，始終堅守心中正義；他以史載道，明得失辨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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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士大夫精神已成為中華文化最高貴的基因，讓華夏民族屹立於滾滾歷史洪流中，昂然前行。這，也正是千年前司馬光的矢志所求。
君子氣節生生不息，浩蕩文脈綿綿不絕。誕生於長江首城的五糧液，發於唐、興於宋、成於明，是長江文脈的延續者，也是中國酒文化的傳承者，始終秉持“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中華文化氣韻，致敬君子之風，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書寫新時代和美新篇。且以一杯醇美佳釀，致敬中華文脈永昌，致敬千古風流長盛。
執筆：李耀威
統籌：李耀威 閆梅
編輯：吳芃
監製：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