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思想史發生劇烈變動的一個時期。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出現的三教並立、經學危機，唐儒前賢的探索，

民族政權並立引起的戰亂頻繁、社會動盪、統治危機

，一系列的或新或舊的元素最終促使了由外王轉向內聖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宋學”的形成。

先秦時代，與法家、縱橫家相比，儒家之士主張“以道義為己任”，實現尋求知識的“志於道”理想，歸根結底追求的是個人層面上道德修養。

把道義視為人生第一要義是先儒之士的共同特質，此後，漢末黨錮領袖李膺，史言其“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

陳蕃“有澄清天下之志”

，到北宋，范仲淹起而倡士當“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理想主義的宣言實現了對個人層面上“以道義為己任”的超越。

一、書院：“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宗旨

1、宋代書院的發展

書院的出現，要追溯到唐代，書院在宋代的興盛，要歸功於科舉，而科舉在宋代的迅猛發展，則是國策的要求。

有的典籍記載：“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作為朝廷的職能機構，

麗正書院、集賢書院主要職責是收集和編纂經典書籍

，出版圖書，探討國家重要活動禮儀等相關事宜，負責皇帝侍讀侍講。

在玄宗一朝前後時期，陸續出現了一些散落於民間的私人書院。宋代書院總數達到七百多所，是唐、五代時期的十倍以上。在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上，宋代是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

宋太祖於960年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此後近二十年時間裡，

宋代連年用兵，耗費了大量財力

，因此宋代財政對於官學教育系統投入嚴重不足，出現了中央官學不振、地方文化教育癱瘓的局面。為了促進民間辦學，北宋政府大力支援民間興辦書院。

宋有祖宗之法曰：不殺士大夫與言事之人。這樣，

北宋讀書人獲得了空前的言論自由，自由的言論環境、獨立的治學精神

，加之書院遠離喧囂的環境，使得書院裡研究、講學、求學的知識精英和士子們能夠有一種清高脫俗的雅緻。書院蓬勃發展起來。

北宋中期以後，國家實力和財政能力都使得統治者將官學的發展提升日程，開展了三次比較大的興辦官學運動。

這對於北宋初期蓬勃發展起來，但是還不算很健全、很完善的書院來說，考驗十分嚴峻，有的民間書院不得不停辦。因此這一時期還比較興盛的書院往往要轉型，

突出多樣的特色以與官學互補。

私人書院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莫過於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世的幾個大書院也正是因為有當世大儒坐鎮。諸如歐陽修、范仲淹、二程等人積極參與到書院的創辦、講學中，使宋代民間興起數個思想和學術重鎮。

宋代是理學形成的重要時期，

書院和理學相互推動，都以恢復傳統為出發點

，實則面對當下社會，發揚傳統開創新義。換言之，書院一定程度上孕育了理學思想，在教學中傳播、實踐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理念。

2、宋代書院“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教育

以天下為己任的概念，如果溯源，當然是孔孟之道所涉及計程車子兼濟天下云云，所謂讀書人之責無旁貸，然而，

要深究北宋書院以此為教育理念的脈絡

，一氣推脫到“理學發展”這種宏觀概念上當然是一種思維的懶惰。

孫復是北宋初期創立書院的先驅，同時，也是北宋理學發展的先驅，被譽為“宋初三先生”之一。他創立了泰山書院，並以南北朝時期計程車大夫孔休源為榜樣，

教育在泰山書院學習計程車子要像孔休源一樣不僅有崇高的道德風範、還能夠熟練處理政務

，也就是經世而致用。

孫復提出，書院教育中倡導“以天下為己任”，所謂“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也因此，泰山書院廣納天下賢才，有教無類，桃李滿園，開啟了宋代書院“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理念之先河。

此後，嶽麓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

祭酒或受教於孫復

，或侵淫於宦途，他們將“以天下為己任”的宗旨越發發揚光大。

在書院教育中，“以天下為己任”主要指向兩個標準。其一是“內聖”，修身，追求個人修養個人道德的美好，其二是“外王”，肩負起治國平天下的責任，建立讀書人的功業。

所謂內聖。

以往以科舉為導向的官學教育，不免有功利之嫌，朱熹評論說，時人為參加科舉而讀書，“以釣聲名、幹利祿而已

。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書院儘管是官學的有力補充，卻相對更為理想化，更加重視學術性、思想性。對於士子的道德要求也更為看重，倡導德才兼備，修己達人。

所謂外王。范仲淹寫《南京書院學規》說“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抑又使天下庠序，視此而興，濟濟群髦，鹹底於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

即便書院有遊離於現實政治的一面，

但由於封建皇權及書院發展的種種限制，其行為規範、治學宗旨等終究與政治道德緊密結合

，更為關注“學而優則仕”及隨之要面對的“家國天下”。

二、理學：“以天下為己任”的倫理精神

1、理學對“以天下為己任”的闡述

首先還要多說一句理學是什麼。理學，或說宋學，是唐宋儒家子弟的最終思想成果。它以“理”為核心，借鑑佛道，形成了儒家更為深入的，思辨的思想體系和哲學。

在個人、社會等現實層面，

它要求士人修齊治平，道德上提升素養，思想上接續先秦道統闡發新意，實踐中傳道而濟民

。

理學家們深受“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理念影響，從本體論角度闡述了自然、人性、道德、社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儒家概念。

理學五子中，

周敦頤創造性地從宇宙本體論的角度進行論述

，按照八條目的基本思路，探討儒家倫理道德和治國方略的內在聯絡，又說“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地聖人，其道一也。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

得出“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的結論，闡述了君主修身的重要性。而君主，是人倫綱常的起點、至尊，

因而這實際也就是將天道、地道和人道統一起來

，以理學闡述治理天下，處理現實政治的理想法則。

在此基礎上，二程提出 “理”作為儒家學說的最高範疇：“性即是理，……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 這就將原本純學術的、思想的理學與“內聖外王”、“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倫理相聯絡，將政治倫理的“人道”也納入“天理”的闡述中去。

理學從國家的長治久安出發，提出了對士大夫群體的政治理論在倫理道德和政治原則等方面的解釋、要求

，並最終完成了社會秩序的重建。

2、理學對“以天下為己任”的要求

理學中的“以天下為己任”，對內是對士子思想道德、政治水平、責任抱負的要求，這裡不再贅述。而對外，則是要求君臣共治。

君臣同治天下，

是君與臣雙方互動的過程

。君要選賢任能，重視人才的作用，“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 然則如何求賢呢？

按程頤的解釋：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無有不遇所求者也。因而要心懷誠意去求。

臣要有心懷天下的胸襟，

為治理國家而奉獻

。程頤曾批評當時的學風，說：“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認為“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也。”這種蓬勃的，學以致用的學風，向來是在學問興起之初才得以一見的了。

有鑑於理學為“以天下為己任”的闡述、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理學的理論基礎

，書院的教育培養，士大夫的政治實踐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因此，此時言不盡意之處，當求諸篇中各處。

三、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群體認同

1、群體認同的出現

一般認為，“以天下為己任”出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畢竟雖說先秦儒家追尋的是“道”

，但宋學自詡拋棄漢學直追先秦道統，在此基礎上闡發了新意。

有宋一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錨點起初是對前代的憂患。宋代士大夫對於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強調，產生於對唐末五代世衰道降、道德生活亂象叢生教訓的總結之中。

他們悲嘆“五代，

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因而試圖透過自己的道德價值追求和行為實踐去影響社會的道德風氣，建構理想化的政治倫理秩序，開出立於內聖基礎上的外王事業。

客觀上，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基礎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宋初統治者吸取唐末五代的歷史教訓，不僅確立了重文抑武的立國方略，而且

在儒、道、佛諸家的比較中選擇以儒治國的路徑，渴望能夠建立穩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和倫理文明

。

宋太祖趙匡胤提出“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進而推崇儒家宣傳的倫理道德，力圖透過弘揚儒家倫理道德來整頓吏治，建構長治久安的社會秩序。

統治者以“文德致治”治國方略的確定以及“不殺言官”等制度的建立

，極大地調動了士大夫階層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積極性，使他們逐步“有志於天下”。

和“與士大夫共天下”相配合的除了宋代祖宗之法，還有宋初大膽啟用文吏以及科舉考試對人才的選拔機制。科舉制在宋代獲得迅速發展，中國正式步入科舉社會，形成文官政治。

大量士子接受相同的儒家正統教育，

經歷相同的關乎人生的選官過程

，懷抱相同的理想目的，這樣，科舉制一方面將朝堂與士林聯絡起來，另一方面構成了這兩種人的群體認同的一部分。

“士”經過選拔成為“大夫”，選拔標準在於“修齊治平”的理想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現實關懷。

孫復之後，

提出“以天下為己任”的關鍵人物是范仲淹

。史稱，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影響了一代士風，開啟了宋代士大夫新的精神風貌和道德價值追求。

後，歐陽修在《相州晝錦堂記》中指出，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這雖然是稱讚韓琦的話，實際包含了歐翁自己的價值追求，為“以天下為己任”增添了新的養分。

蘇軾評價說，“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固有主觀上的美化，不妨作為其時士風變化的佐證。王安石著有《楊墨》一文，其中提出：“墨子者……方以天下為己任。”

王安石變法影響固深遠，而邵伯溫作為洛黨的代表雖則對王安石變法頗多批評，但卻提到王安石變法“以經綸天下為己任”，

肯定王安石變法源出於“以天下為己任”的倫理價值追求和經國濟民的倫理志向。

兩宋三百年間，“以天下為己任”的群體認同不斷得到強化，並在“與士大夫共天下”中得到充分的實踐。

2、群體認同的表現

首先，他們提出“以天下為天下”，即“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失也。”這近乎是一種革命性的突破。當然，這與明末黃宗羲等人的想法還是有差距的。

如同萬民傘上寫的是士紳名姓，

“天下人”的概念也僅限於“天下讀書人”

，儘管如此，“以天下為天下”的提出仍然彰顯了一種士大夫強烈的政治主體參與意識。

他們是宋代計程車人，擺脫了古典社會而邁入近世，他們是白衣卿相，是小地主階級，他們要構建自己的統治秩序，形成自己的規則，“以天下為天下”的訴求理所固然。

其次，

他們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宋代士大夫繼承和強化了杜甫的觀念，並最終成為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精神的基本核心。

甚至說，他們渴望迴歸三代之政。如同漢學發展到頂峰時王莽應運而生一樣，兩宋時期士大夫同樣渴望重建三代之政，進入理想化的社會。

最後，

他們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內在聯絡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倫理精神無論是內向性的提升亦或是外向性的擴充套件都離不開個體主體的道德依持和價值拱立，它需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我政治道德修養及其由此所形成的精神境界。

有時難免是譭譽縈於心，充滿了自我犧牲的意味。

四、小結

“以天下為己任”的呼籲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就已經發芽，

到兩宋，面對嶄新的時局，新興階級更深入地闡述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概念，並貫徹執行

。

以天下為己任由理學家正式提出，理學的發展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支援，書院的繁榮為其教育、傳播提供廣闊平臺，而“進退從容”、“用舍由時”計程車大夫又將這一觀念融入有宋三百年政治實踐中去，使得“以天下為己任”越發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