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唐朝境內部族發展的歷史，党項無疑是活躍最為長久的部族之一。唐貞觀時期，党項部族便以投誠的方式歸附於唐王朝來換取生存空間。“以其地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為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氏李，貢職遂不絕。”
該史料記載的是党項拓跋部首領拓跋赤辭接受唐王朝招撫的情況。從中可看出党項部族透過依附唐王朝不僅獨立性地保留自身的聚居地域，同時本部族的首領還獲取唐中央的賜封並納入到唐王朝的行政管理體系上。
這一定程度上既保留了自身部族的特性，又加快了党項部族邁向封建化的腳步。但隨著吐蕃部族勢力的崛起，党項部族又面臨新的抉擇考驗。
一、武宗時期至懿宗時期的潛在邊患
1.党項部族的崛起
“其後吐蕃強盛，拓拔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在西北邊者，天授三年內附，凡二十萬口，分其地置朝、吳、浮、歸等十州，仍散居靈、夏等界內。”從史料看出伴隨著吐蕃部族的強大，党項部族並未叛唐依蕃，反而向唐王朝尋求向中原腹地遷徙以保自身。
党項部族的做法可以說是具有深意的，首先吐蕃部族的實力雖強於自身，但同唐王朝相比還是稍遜一籌。
其次唐王朝對待周邊部族的政策多以懷柔為主且有著豐厚的待遇，而吐蕃部族對周邊部族多以壓迫為主。
再其次党項部族向內地遷徙可獲取更好的生存空間，極大地便利自身的發展。最終党項部族實現了第一次的大遷徙，多達二十萬人分佈在靈州、夏州界內。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身的生力軍，夏州也開始成為党項部族的主要聚集之地。
安史之亂爆發後，吐蕃部族趁唐王朝無暇西顧之時，威逼党項等部族聯合打壓唐王朝。“甲辰，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州，渾、奴剌寇盩厔，京師戒嚴。”面對西北邊疆的危機形勢，唐中央果斷採取郭子儀的建議，隔斷吐蕃與黨項的聯絡，避免党項與吐蕃的聯合對唐王朝邊疆的壓力。“徙靜邊州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党項於銀州之北、夏州之東。
召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賜賚，使還綏其部。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並徙綏、延州。六州部落，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夏州者號平夏部。”
從史料可看出唐王朝將原本六都督府的党項部族一律遷徙到夏州東部、銀州北部，使党項更加靠近唐朝的腹地地帶。同時對原都督府的党項首領給予豐厚賞賜，安撫人心。對散落羈縻州的的少數黨項部族則遷徙到綏州、延州地區。
此後党項部族由六州部落整合成東山党項與平夏党項，其凝聚力大大增強。從遷居的地區也可看出党項部族大多數集聚在夏州、銀州、綏州三州之地，此三州皆為夏綏鎮統轄的地理區域，這使得夏綏鎮的党項部族數量急劇增長。
從党項部族的整合也可發現党項部族的兩大分支之一即平夏党項成為夏綏地區的主體部族之一。
然而唐中央引導的党項部族第二次大遷徙只能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它確實暫時緩解了吐蕃部族與黨項部族聯合對唐王朝的邊疆威脅，為唐王朝贏取整軍備戰的時間。
但內遷也使得党項部族脫離當時強盛一時的吐蕃部族，同唐王朝的合作也為本部族贏得生存機遇與更多的財富。此後，遷徙於夏綏地區的党項部族便長期盤踞於此，逐漸融入並同化此地。終在唐朝後期，党項部族成長為唐朝西北最大的邊患。
自武宗時期開始，党項部族逐漸取代吐蕃部族頻頻襲擾唐朝邊境諸州。“是月，党項羌寇鹽州。十一月，寇邠、寧。兗王岐為
靈夏
六道元帥、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副之。”而党項部族如此頻繁地侵擾唐邊地，與唐王朝邊
將
暴虐有著極深的關係。“縉前鎮夏州，私用軍糧四萬石，強取党項羊馬，致党項引吐蕃入寇故也。”
從史料看出夏綏節度使田縉任職期間私挪公糧強買党項部族的牲畜，招致党項部族的強烈反抗，結果使得唐王朝遭受禍亂。
可以說邊將節度使得強取豪奪、謀取暴利的行為嚴重影響了党項部族與唐王朝之間的和平共處。
至唐後期，邊將貪婪成風造成党項部族苦不堪言，遂引起禍亂不斷。“至開成末，種落愈繁，富賈人
齎繒
寶
鬻
羊馬，藩鎮乘其利，強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為亂，至靈、鹽道不通。”
從史料可看出唐朝後期藩鎮節度使與黨項部族之間不對等的貿易引起党項部族的強烈不滿，再加上唐中央對藩鎮約束無力，因此党項部族為維護自身利益興兵作亂，甚至一度阻礙了靈州與鹽州的交通要道。這說明唐中央對地方節度使或邊
將
的控制大大減弱，對於地方內部的部族群體同節度使之間的矛盾已無法平衡，這就造成禍亂而生。
2.唐中央的綏靖招撫政策
党項部族的叛亂可以說已影響到唐王朝的統治，為此唐中央針對党項部族採取以儒臣取代邊將任職的節度使，其目標便是平夏党項聚集的夏綏鎮。“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產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
“八月，以司農卿鄭助為左散騎常侍，夏綏銀宥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安撫平夏党項。”從史料可看出宣宗時期為解決党項部族叛亂問題，改變以往武將駐夏綏鎮的習慣，改派儒臣安撫党項。從李福與鄭助的身份來看，兩人均為文臣出身且無貪虐之行，最為適合承續夏綏銀宥節度使。兩人繼任後，果然達到党項遂安的效果。
唐宣宗為打消党項部族歸順的疑慮，頒發詔令且選派使臣，起到了震懾與安撫的雙重作用。唐王朝在解決平夏党項叛亂後，又透過授田的方式將南山党項安撫在夏綏鎮境內。
對於党項部族叛亂的過錯既往不咎的同時，又警示党項部族再次叛亂絕不姑息。
對於邊將選任上，唐中央更是以賢良取代將臣。
從種種措施來分析唐中央的舉動是針對眼下實際做出的最大讓步，党項部族的叛亂若以戰爭的形式結束會極大地消耗唐中央的軍事實力，給予地方驕藩可乘之機，從而動搖唐王朝對地方的統治力。但若能快速且和平地解決党項部族叛亂，這對唐王朝來說是最大的止損行為，從而維護唐中央的尊嚴與儲存唐王朝的國力。
二、僖宗時期至昭宗時期的割據一方
1.京西北八鎮的質變
安史之亂後期，唐王朝面臨著驕藩跋扈與吐蕃部族入侵等諸多問題，這使得唐中央不得不及時調整戰略，收縮原朔方地區的軍事力量，在京西北地區構造新的防禦戰線。因此唐中央從乾元時期至貞元時期便陸續在京西北地區設立了八個軍事重鎮，它們分別是鳳翔、邠寧、靈武、涇原、夏綏、鄜坊、天德、振武。
八鎮設立的目的一是防範吐蕃部族對唐王朝邊地的窺伺，二是起到震懾
驕
藩與平定內亂的作用。自八鎮設立以來，京西北八鎮成為唐王朝內外征伐的主要軍事力量，而京西北防線也成功地維護了唐王朝的統治。
然而黃巢起義的爆發摧毀了唐中央苦心維護的京西北防線，消滅了京西北八鎮的有生軍力。“尚讓乃與群盜推巢為王，號沖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時禁軍皆長安富族，世籍兩軍，豐給厚賜，高車大馬，以事權豪，自少迄長，不知戰陣。五日，賊陷京師。”
從史料可看出地方袖手旁觀，黃巢軍隊勢大，中央軍一盤散沙，最終唐都淪陷。從中可分析出地方藩鎮對黃巢起義名義上雖難以阻擋，但大有隔岸觀火之勢。
地方藩鎮力圖最大限度消耗唐中央的力量，然後抓住時機勤王護駕以換取更多的利益。黃巢起義被各藩鎮鎮壓後，唐中央便面臨著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的悽慘局面。
從這一局面的形成便可窺探地方藩鎮當時的險惡用心。
與黃巢軍隊相比，唐中央集結的主力軍即神策軍、博望軍因為極好的待遇，入伍權早就由豪門富族所掌控，原來的精兵強將變成現在手無縛雞之力的兵士。一旦遭遇戰爭，唐中央依靠的軍隊如作鳥獸散。這也反映出此時京西北軍鎮雖存在，但早已名存實亡，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黃巢起義失敗後，京西北八鎮淪落於各路諸藩手中。“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不錄，不見其事。”“克寧，武皇之季弟也。天佑初，授內外都制置、管內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充振武節度使，凡軍政皆決於克寧。”
從上述史料中可看出李茂貞四外征討，奪取鳳翔、涇原、
邠
寧、鄜坊四鎮諸州，廣擁國土。靈武鎮諸州被唐末世家韓遜侵奪，呈觀望之勢。李克用家族以革命的名義方式佔據靈武鎮諸州。天德鎮的命運則因缺乏史料詳細記載，現在難以查證。
由此發現以上京西北諸鎮均因唐中央的弱化轉化成其他強藩的口中食與盤中餐，並未能夠在唐末逃脫任人宰割的歷史命運。
但夏綏鎮卻不同於以上諸鎮，它不僅成功地走上獨立發展的歷史命運，還成功轉型為其他強藩不可忽視的割據型藩鎮，最終為新的王朝誕生奠定堅實的基礎。
2.夏綏鎮的割據道路
夏綏鎮由御邊型藩鎮向割據型藩鎮的成功轉變，需要得益於兩大客觀條件。一是党項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二是黃巢起義。根據記載可以看出拓跋思恭的發跡在於據宥州這一先天條件，據記載恰恰說明拓跋思恭是以武力的方式佔有宥州，並未得到唐王朝的合法承認。因此，拓跋思恭急需唐中央的任命來實現據宥州的合法性。
黃巢起義的爆發則給予了拓跋思恭千載難逢的機遇。其他地方藩鎮對黃巢起義均持觀望態度，而拓跋思恭集結重兵以勤王的名義討伐黃
賊
。拓跋思恭的態度與行動使得唐王朝立即做出迴應，承認拓跋思恭討賊的合法性並予以夏綏銀節度使留後的職務。這一職務的授予其實變相地承認了拓跋思恭原先對宥州的佔據。隨著拓跋思恭被正式授予夏綏銀節度使後，可以說整個夏綏鎮已經被党項部族所掌控。
拓跋思恭在被授予夏綏銀節度使後，依舊在唐僖宗面前保持著為國效力的形象，實際上拓跋思恭企圖為党項部族獲取更大的利益。拓跋思恭在羽翼尚未豐滿時，始終保持對唐王朝的忠心不二。但等到拓跋思恭實力日益增長時，賜姓和授爵已不能滿足拓跋思恭的野心。
拓跋思恭奉詔討伐襄王時的止步不前便證實了拓跋思恭企圖儲存自身實力，避免無謂的消耗。而擅自任命鄜、延二州的節度留後說明拓跋思恭對唐中央開始存有異心，大有獨立一方的趨勢。其弟李思諫繼任夏綏銀節度更是說明此時夏綏鎮已經成為党項部族的私有之物，夏綏銀節度使成為党項拓跋氏的世襲之職。
總結
在唐末的強藩混戰中，党項拓跋部始終以卑而不亢的姿態立於亂世潮流。他們另類的處世方式使他們能夠長期留存與發展，當然更離不開拓跋氏長期積累的政治底蘊。終唐一朝，党項拓跋氏早在唐貞觀時期就開始顯現政治才能。“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姓李，遂職貢不絕。開元中，吐蕃浸盛，拓跋畏逼，請內徙。
元宗詔慶州置靜邊等州處之，以赤辭孫守寂為右監門都督，封西平公。
天寶之亂，守寂有戰功，擢容州刺史，領天柱軍使。貞元中，有夏州刺史拓跋乾暉、銀州刺史拓跋乾曜、拓跋澄等，俱官其地。”
此史料反映出從貞觀時期的拓跋赤辭至貞元時期的拓跋乾暉，他們始終以唐王朝的政治官僚身份出現。這就說明唐王朝對待党項拓跋氏既認可又忌憚，始終將党項拓跋氏納入自己的監督中。
從党項拓跋氏任職來看，拓跋氏多憑藉軍功得以任職。這說明拓跋一族多驍勇善戰，以軍事見長。自貞元時期後，拓跋氏多任夏州刺史、銀州刺史的情況也間接的證實了党項部族遷徙夏綏鎮的歷史真實性，也說明唐王朝試圖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來加強對党項部族的籠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