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星堆文明的歷史身份，無論是民間還是學術界，都存在一種很常見的說法，即認為三星堆文明是一個沒有被文獻所記錄的文明。這種說法真的符合事實嗎？筆者研究中國古史特別是三星堆文化多年，對於這個問題，筆者想分成三個部分來談一下。
第一，對“三星堆沒有被記載”的思維模式的一種推測
根據我個人的理解，這種說法大都預設了一個前提：
古代文獻記錄的各個王朝都在中原地區，中原地區發現的考古文化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主流特徵；而三星堆的文化特徵與中原地區所見考古文化的特徵區別比較明顯，且四川地區屬於傳統上的邊緣地帶（古代西南夷地區）。
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中原地區發現比較重要的考古文化時，許多學者的習慣反應是從歷史文獻中去找記錄，比如，滕州商奄說、二里頭夏都說、陶寺堯都說、石峁黃帝都城說等觀點就這樣被自然地提了出來，儘管這些觀點並無出土文字材料可供佐證。
同樣地，受上述思維模式的影響，當三星堆在成都平原被發現的時候，人們的第一反應自然是驚訝：傳統上的西南夷地區，怎麼會有如此發達的文明？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人們嘗試去尋找文獻記錄來確定三星堆的身份，其習慣思路是：先去找古代文獻中有關“蜀”的記錄，其次是找四川地區本身存在的地方誌文獻，如《華陽國志》、《蜀王本紀》。
請注意，這個思路實際上又隱含了一個前提：古代四川地區在古代文獻中的最早記錄名稱是“蜀”。
實際上，如果我們稍一分析，就會發現上述預設存在很多問題：比如，
以“蜀”為四川地區自古以來的稱呼，這首先就得不到甲骨文的有力證明。
我們知道，甲骨文中有記錄蜀，但目前我國學界絕大部分學者都不認為甲骨文中的這個“蜀”與三星堆有關。這些學者有此看法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甲骨文中的“蜀”與丘商有同版現象，則丘商被認為就在今河南的濮陽，故這個“蜀”不可能遠在四川。
因此，如果上述說法不誤，那麼我們就可以說，
所謂的“三星堆沒有被文獻記錄”的看法實際上是受傳統的“中原中心觀”思維支配的結果，其本身並沒有得到證明。
第二，三星堆文明曾被歷史文獻記錄的證據
我們知道，三星堆的歷史身份目前學界還沒有搞清楚，這本身就意味著存在兩種可能性：
第一，三星堆沒有被歷史文獻記載，所以大家研究三星堆的歷史身份無從著手；第二，三星堆是有被歷史文獻記載的，但由於受某些因素的影響，目前學界還沒有辦法把這些文獻與三星堆聯絡起來
。那麼，我們是否有證據證明三星堆是有被歷史文獻記錄的呢？
（1）我們知道，《山海經·海內經》以“都廣之野”為天地之中，類似記載也出現在《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文獻中。據蒙文通、楊慎、呂子方等學者研究，《山海經》中的“都廣之野”就是成都平原。在許多古代文獻中，《山海經》的“都廣”也被記作“廣都”，而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成都平原正有“廣都”這個地名。又按《山海經》記載，都廣之野有供眾帝往來天地的通天神樹——建木，同時，《山海經》還記載了若木、扶桑等神樹；而三星堆出土的多株青銅神樹被大量學者認為就是《山海經》提到的神樹。如果說三星堆是一個未被記載的文明，這該如何解釋呢？
（2）依據傳統文獻的記錄，過去我國學者一直把五帝時代看成我國文明時代的開端。在《山海經》、《呂氏春秋》、《五帝德》等古代文獻中，與五帝有關的許多傳說都涉及蜀地。比如，傳說中黃帝曾娶嫘祖，而嫘祖傳說的大本營四川鹽亭正好發現了三星堆文化型別的遺存。再比如，傳說中五帝之一的顓頊出於蜀地若水，然後在空桑稱帝。而從上古音來看，空桑這個詞與《華陽國志》對三星堆地區的古代稱呼“瞿上”正好相合，此外，從先秦時期到晉唐時期，我國大量學者均認為大禹出生在西羌甚至具體落實到汶川。以上這些傳說如果沒有三星堆文化發現，我們還可以說不足為信。但隨著三星堆的出現，誰又敢肯定地說這些傳說沒有反映一些真實的歷史背景呢？
（3）楚辭、《華陽國志》和《後漢書》等文獻都曾提到蜀地或西部的縱目人傳說，而三星堆出土的縱目人像也印證了這一記載。如果說三星堆是沒有被記載的文明，這又當如何解釋呢？
因此，
我們並沒有足夠的理由認為，三星堆是沒有被歷史文獻記錄的。更大的可能是，三星堆被歷史文獻記錄了，但現在學界對於這些記錄與三星堆的聯絡還缺乏研究。
筆者研究先秦史多年，正是利用了大量先秦資料，才提出了“夏商並行”、三星堆即先秦人觀念中的夏文化（注意：不是《史記》體系下的“夏”）的觀點。故在筆者看來，研究
三星堆文化，首要的不是討論三星堆有沒有被記錄，而是需要對三星堆研究中的文獻基礎進行重新審查
：比如，《史記》把三代視為線性發展的歷史架構。
第三，三星堆為什麼不斷挖出如此震撼的東西？
這個問題的出現，與前面的問題是常常聯絡在一起的。實際上，這個問題仍與上面提到的預設思維有關。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圖源：央視新聞
我們的學者在研究夏文化時，許多學者認為二里頭就是夏文化，鄭州商城是商文化。但正如安金槐等考古學家指出，二里頭文化三、四期與鄭州商城文化具有一致性，如：
二者陶器之作炊器者均有鬲、甗、深腹罐、鼎和甑，作飲器者均有爵、斝、尊和盉，作食器者有豆和簋，作盛器的有以圜底器為主的盆、罐、大口尊、甕、缸，另有卷沿盆形澄濾器和器蓋。同時，二者的陶質也主要是泥質灰陶和砂質灰陶，並有一些砂質紅陶，器表紋飾也是以繩紋為主。
（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因此，安金槐、許宏等學者均把二里頭三、四期甚至全部看成商文化。但
一些學者為了強調夏、商文化的區別，他們往往會更強調二里頭文化與鄭州商城的文化差別。
根據這個現象來看三星堆的“震撼”，我想就容易理解問題之所在了。
三星堆之所以“震撼”，是因為他出土的青銅神樹、青銅人頭像、青銅動物等器物與中原地區的考古文化以青銅容器為主的特徵有明顯差異。這種差異本身反映的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多元性。
這種多元性，正如元朝文化與宋朝文化的差異、明朝文化和清朝文化的差異一樣，都是正常的。若大量學者如筆者所見，認為三星堆就是先秦人觀念中的“夏文化”，那麼這種差異性就將是學者們在研究夏商文化差異時所求之不得的內容。
更何況，三星堆文化在擁有自身特色的情況下，也在使用與中原地區類似的大量容器類器物，如青銅尊、青銅罍等。
因此，我們固然可以說三星堆的震撼令人興奮，但更應該說，
這種“震撼”的特色性文化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最佳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