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長沙府由人煙稀少的重建之地，崛起為湖南乃至全國性的重鎮，與湖南各府州政治、文化、經濟等權勢的轉移與集中緊密相關。
雍正元年（1723）湖廣分闈，分闈實則徹底分省。隨著“湖南省”的建立和發展，區域中心亦得到確立。兩湖分闈後長沙城的省會位置確立，連帶整個長沙府地位得到凸顯，在全省形成權勢位置。
嘉道時期，湖南地方權勢在各府州的分佈繼續發生著變化。鹹同光宣時期，整個湖南迎來發展大機遇，憑藉“出人意料”的軍功，成為清朝版圖中最為耀眼的省份之一。至此，長沙府實現了從政治、文化型區域向綜合型區域的轉變，在湖南乃至全國都極具影響力。
分化發展：雍乾時期湖南地方權勢重組與層級中心的形成
雍正、乾隆兩朝承續康熙朝的治世之道，“惟冀時和歲稔，物阜民安，淳風遍恰乎寰區，厚德長敷於率土”。經過休養生息，各項事業漸有起色，分闈與徹底建省也得以實現。湖南整體權勢抬升的同時，境內各府、州發展差距逐漸拉大，地方權勢轉移、集中至少數地區。依照文化、政治、經濟等權勢因素的集中程度，湖南地方權勢呈現出層級分佈的態勢。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休養生息，湖南經濟、文教得到恢復和發展，落後的科第地位愈發地與湖南的發展不相匹配。為改變湖南科第落後的面貌，康熙四十四年（1705），偏沅巡撫趙申喬呈請南北分卷，此後巡撫潘宗洛、李發甲進一步呈請南北分闈鄉試。湖廣分闈是湖南科舉史上的重要事件，一方面保障了湖南中舉名額，每科中舉人數基本超過四十五人。另一方面鄉試貢院設於長沙，
方便了湖南士子趕赴鄉試，極大地提高了湖南地區的科舉熱情。
湖廣分闈後湖南舉人數量大漲，雍正朝以後湖南進士事業大為改觀。其一，自分闈後，歷科會試湖南均有進士得中。其二，進士數量大增，擺脫了極度落後的狀態。
湖廣分闈後，湖南科舉發展迅速，依照進士數量的多寡，呈現出層級分佈的狀態。長沙府獨處最高層次；衡州府獨處第二層次；嶽州府、常德府、寶慶府、永州府可歸為一層次；廣闊的湘西、湘南大部分地區均屬於進士稀少的科舉不興之地。科舉作為清代文人求學入仕的必經之路，其強弱狀況與地方文化權勢的強弱程度相一致。故而，湖南地方文化權勢亦出現層級分佈的格局。
雍正元年（1723）兩湖分闈，湖南與湖北在文教上完成分離。這在湘人的認知中，是湖南成為一個獨立行省的關鍵。郭嵩燾更是直言：“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闈始也。”湖南建省後，清朝透過確定官缺等級、改土歸流、重劃政區等制度層面的措施強化對湖南省的管控。
雍乾時期，湖南各地軍政受重視程度出現差別，由此推動部分府、州成為一定區域的政治中心。在湖南權勢轉移的動態過程中，府、州實力各有消長，以長沙府為湖南核心、衡州府為湘中南中心、常德府為湘北中心、辰州府為湘西中心的權勢格局最終確立。
雍乾時期，湖南人口大增，土地得到大規模的開發與利用，隨之而來的是稻穀、茶葉、藍靛、麻等農作物產量大增。為了獲得貨幣繳納賦稅和維持生計，湖南農民將農作物轉化為商品，自運或由商人轉運至市鎮進行貿易。農業商品化的發展，給湖南帶來了較多的財富，也使得省內各府、州的經濟差距被拉大。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湖南整體權勢表現出層次分佈的態勢。省府長沙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科舉優勢和經濟優勢，權勢強於省內其他府州；湘中南的衡州府發展速度較快，成為了此一區域的中心；湘西普遍落後，出於軍事控制的考慮，建置時間較長、地理位置重要的辰州府權勢略高於區域內其他府州；湘北府州經濟水平、文教實力均較強，但因常德府的軍事意義更重大，故常德府展現出區域中心的姿態。
英傑崛起：嘉道時期湖南人才的聚集與權勢群體的出現
嘉道時期，清朝戰事不斷，鎮壓農民起義、抗擊列強入侵，陷入連續征戰的怪圈中。在多米諾骨牌效應下，清朝財政壓力大增，朝廷對地方的管控逐漸失去效力，吏治更加腐敗，人才斷層現象明顯。
嘉慶帝和道光帝雖有心治國，但才能有限，國運並未因他們的勤政而好轉。在“中衰”的背景下，深受經世致用思想影響的湖南士大夫自覺地承擔起“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責任。
在朝堂上，湘籍官員逐漸受到重用，一股湖湘力量悄然形成。在此過程中，湖南人才高度集中於長沙府，長沙府出現了一個聯絡緊密的權勢群體。
嘉道時期，湖南的變化與發展，與清廷的衰落不相匹配。但正是由於這種不匹配，推動著湖南在“天下之亂已兆”時，整體實力得到提升。湖南的迅速發展，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上，但最突出的特徵是人才群體的壯大和崛起。
在清廷“寓控制於支援”的書院政策下，湖南書院得到復興，書院數量增多，育才造士的質量提高。而在湖南眾多書院中，長沙府的嶽麓書院最為耀眼。
嘉慶年間，嶽麓書院山長袁名曜曾為書院題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直觀地展露了嶽麓書院的人才厚度。“嶽麓系”是湖南教育的主力軍，作為一所省級書院，它不僅帶動了省內其他書院的發展，而且地方官學也多受其影響。
由於嶽麓書院盛名在外，全省學子樂於前來就讀，而受地緣因素影響，嶽麓生徒以長沙府籍為主。嘉道時期，自幼受良好文風薰染後又受嶽麓書院精心教育的生徒，在科舉中屢創佳績。這反作用於嶽麓書院發展，推動更多人才前來學習。隨著時代發展，以長沙府為基地，以嶽麓書院為紐帶，湖南人才完成集結。
總之，“百年大計，教育為先”。經過順康、雍乾時期的恢復與發展，至嘉道時期，湖南教育收到良效，湖南人才在全國崛起即是最好的證明。
嘉道時期，湖南士人群體在共同的文化追求下，在以孔孟程朱之道來解決中衰危機、穩固“道統”的理想下，由同學、同鄉發展為密友。在朋友關係的基礎上，一些士人間還有著“世交”，甚至血親和姻親關係。這些關係，使得湖南士人成為一個休慼相關的群體。
因這個群體中既有主政一方的督撫大臣、影響朝政的中樞要員，也有掌握道德話語權的理學家，所以它的社會影響力被極大地放大，變成一個具有較強權勢的群體。這個權勢群體帶有著深深的“嶽麓書院”和“長沙府”兩種印記，所以，可以更進一步地概括為長沙府權勢群體。
“一府獨大”：鹹同光宣時期長沙府的“經營天下”與重鎮轉型
鹹同時期，太平天國起義給湖南士人以極大震動，在衛道的號召下，湖南士人群體以曾國藩為核心，組建湘軍。至同治初期，湘軍成為鎮壓太平天國的絕對主力，湖南在全國的重要性因之與日俱增，長沙府的政治權勢也變得極為強盛。
同時，鹹同時期，清廷為吸納錢銀挽救統治，倡令各省捐輸，並按所捐銀兩數額擴充各省學額和舉人數額。長沙府捐輸廣額數量較大，傳統科舉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光緒後期，長沙開埠、湘潭成為寄港地，鐵門終於被開啟，長沙府朝著現代經濟重鎮轉型，在全國的經濟實力也逐漸增強。
終鹹同光宣四朝共 60 年曆史，長沙府從一地域性核心地區，發展成全國重鎮，又在時代影響下，從傳統的政治、文化要地轉型為符合區域發展潮流的綜合性重鎮。鹹同時期，清朝內受“起義風潮”影響，外遭歐美國家欺壓，治統出現嚴重危機。為續道統，以曾國藩為首的湖湘士人群體努力維護清朝治統，成為鎮壓起義的主要力量。
經過十餘年的鏖戰，湖南完成了“楚境一隅，經營天下”的壯舉，在清朝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湘籍實力派主要府籍為長沙府，士紳也以居住於長沙府的數量為最多，長沙府在湖南省的政治權勢最為強盛。而維新變法時期，眾多的維新人士進入長沙府，長沙府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活動重鎮，政治權勢進一步得到提升。
從官員層面看，長沙府為清朝平息“鹹同起義風潮”做出重大貢獻，長沙府籍官員成長為清朝的重要力量。從湖南增設省館，可見在地方上的湖南籍二品以上高官較多。從士紳層面看，長沙府士紳成為晚清湖南的重要角色，士紳權勢高漲。從政區地位層面看，晚清長沙府不僅是湖南的省府，也是全國性的政治活動重鎮。
在此後的清末新政、預備立憲、辛亥革命等事件中，長沙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全國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政治權勢進一步增強。總而言之，憑藉“鹹同軍興”，長沙府政治權勢大增，於湖南省內“一府獨大”。並且，隨著救亡圖存的展開，長沙府的政治影響不僅僅作用於湖南一隅，也逐漸施加於全國。
然長沙府的經濟在甲午戰爭之前，始終未能在全國佔有優勢，在全省也未“一府獨大”。甲午戰後，長沙府開始重視西方機器工業，不再盲目排洋，逐步建立起近代化工商業體系。長沙府本就是湖南農業最發達的地區，加上工商業的快速發展，湖南的經濟
優勢完全集中到長沙府。至此，長沙府實現了從政治、文化型區域向綜合型區域的轉變，在湖南乃至全國都極具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