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下坡“剎車器”:彭時,在天順、成化前期的功績竟然這麼多

彭時是天順、成化年間內閣閣臣的傑出代表。為解決明代中期的社會、政治問題,他不斷勸諫皇帝革除弊政、緩和社會矛盾、穩定邊疆、維護禮制,其中多數建議得到採納並取得了實效,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明代中期的下滑趨勢。

明中期下坡“剎車器”:彭時,在天順、成化前期的功績竟然這麼多

天順、成化年間的社會、政治問題

土地兼併加劇,社會矛盾開始激化

元末明初戰亂頻繁,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明太祖積極採取措施,鼓勵墾荒,恢復生產。在邊疆等地區實行屯田;並將山西等地相對密集的人口外遷,

荒地的地方有人種地了。糧食產量總體上升,他們也有家了。這是雙贏的局面。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土地兼併逐漸抬頭。明朝土地兼併的突出特點是皇帝帶頭兼併土地,建立皇莊。在皇帝帶頭鼓勵下,諸王、勳戚、宦官等權貴憑藉手中的政治特權佔有、兼併大量土地。甚至一些中下級官吏也百般奏求佔有土地。於是,土地兼併一發而不可收拾,國家掌握的戶籍人口大量流失,農民紛紛喪失土地,社會危機日益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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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併,會使得窮得越窮,富得越富,那為什麼不禁止土地兼併呢?因為沒有辦法,因為開局再怎樣公平的分配社會財富,人總會需要解決各種各樣的事情,這些事情需要媒介,比如錢財。所以財富不是死水,會流動,流動本身就會產生多和少的差別。故而歷朝歷代,最多能抑制土地兼併,緩解社會矛盾,但並不能禁止土地兼併。

隨著土地兼併加劇和自然災害日益頻繁,明朝中期以後,下層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沉重打擊了明朝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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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政治危機不斷加深

正統以來,宦官專權、皇位爭奪以及吏治腐朽等問題日益凸顯,明朝政治危機不斷加深。最初,明太祖對宦官限制很嚴,但明英宗幼年即位,之後不少皇帝也疏於處理政務,於是,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便掌握大權。正統至天順年問,王振和曹吉祥是專權宦官的代表。王振慫恿英宗御駕親征導致土木之敗、明英宗被俘,險些危及明朝社稷江山。

但復位後,明英宗並沒有充分吸取教訓,繼續寵幸宦官曹吉祥,並聽信他與石亨的讒言,將閣臣徐有貞、李賢下獄,又貶斥嶽正等大臣,曹、石權傾一時。在石亨失寵獲罪之後,曹吉祥驚懼不安,與養子曹欽於天順五年發動叛亂,再次衝擊了明朝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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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南下襲擾,各族矛盾逐漸尖銳

明朝建立後不久,徐達、常遇春率軍北伐,攻克大都,蒙古勢力被迫北遷,他們仍是明朝的首要威脅。明初建立了一條東起遼東,西抵甘肅的九邊防線,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北部邊疆和京師防禦;洪武至永樂年間,明朝國力處於鼎盛時期,多次對蒙古主動出擊,掌握著明蒙關係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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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宣德、正統年間瓦刺逐漸統一蒙古各部,朝貢貿易、經濟文化交流成為明蒙關係的主流,蒙古雖偶有犯邊,但規模有限。

正統十四年

(1449

的“土木之變

是明蒙關係的轉折點。之後,明朝國力大為削弱,失去了在明蒙關係中的主動權,對蒙古政策也日趨消極保守,大力修築邊牆,固守邊疆。而與明初相比,明軍戰鬥力已一落千丈,屯田制度逐漸敗壞,號稱精銳的京營之兵,已經爛透了,根本無力肅清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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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死後,瓦刺勢力西撤,韃靼各部力量漸強,蒙古地區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朝貢貿易的作用大打折扣,於是,蒙古各部紛紛南下搶掠,明朝北邊開始進入多事之秋。後來

“北虜”問題成為明朝中期最嚴重的邊患。面對蒙古南下襲擾,臨邊的陝西、山西等地顧此失彼,疲於應付。

綜上所述,土木之變後,明朝已經由盛轉衰,在這樣的背景下,彭時與其他正直官員一起不斷勸諫皇帝,為扭轉時局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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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時扭轉時局的努力

解決民生問題的努力

明代中期,由於土地兼併加劇和自然災害頻繁,天災人禍使得下層百姓生活窘迫,民生問題逐漸凸顯。為此,彭時多次上疏,勸諫最高統治者關心百姓生計,減少剝削,賑濟災民、平抑物價等,對解決民生問題起到一定作用。彭時主要提出了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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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取消皇莊

皇莊土地來源多數是明初的牧地、民田,而管理皇莊的莊頭、伴當也趁機利用權勢廣佔土地,聚斂財富,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兼併和社會動盪,之後造成的嚴重後果也說明了彭時等大臣的先見之明。這條沒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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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賑濟災民、減免賦稅

天順、成化年間自然災害頻繁,彭時等大臣不斷上疏,建議對災民實施賑濟,使災民渡過難關。除了直接賑濟,彭時也重視減輕災民的負擔,把直接的賑災與減免賦稅結合起來,根據災情程度對應納的賦稅進行緩徵或減免。這條執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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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採取措施平抑米價

成化六年,由於北方大旱糧食減產,商人乘機囤積居奇,京城米價高漲,谷貴傷民。同年九月,彭時上疏建議,使用經濟手段調節供求關係以平抑米價。明憲宗採納了彭時的建議,令戶部開倉放糧五十萬石並預支三個月的官吏俸糧。後又經過改革使得開倉放糧更加有效,最終使得供求基本恢復平衡,米價趨於平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谷貴傷民的問題,緩和了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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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限制京城置辦、抽分等擾民現象

彭時對其他擾民現象也盡力予以遏制。光祿寺置辦物品往往超過所需,經辦人員也常假公濟私,巧取豪奪。對此,彭時建議光祿寺應依照宣德、正統年間慣例,勤儉節約以減少開支,採買時禁止擾民。此外,京城守門官軍對入城軍民隨意攔截抽分,徵收苛捐雜稅。彭時提出政府要體恤百姓,這些措施的實施使京師置辦、抽分中的隨意劫掠、課稅現象有所收斂,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京師擾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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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減少馬政擾民,減輕百姓運送糧草的負擔

明初,各邊設牧馬草場供養馬放牧使用。由於人口增加及土地兼併,舊日的牧馬草場多數已被開墾、兼併,草場驟減。彭時建議暫停折買馬匹,對藉此搜刮百姓的官吏進行嚴懲,從而減少馬政擾民。這些建議得到了皇帝的認可。同時提出在保障軍事行動需要的前提下,儘可能使百姓稍得喘息,把軍事行動對百姓生計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明憲宗同意了彭時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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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政治的努力

明代中期政治局面大不如前,皇帝怠政、言路不通、佞臣當道、吏治敗壞、宦官專權等問題層出不窮。

彭時認為革除弊政的關鍵在於皇帝。於是他不斷上疏勸諫皇帝,力圖革新政治,革除弊政。他的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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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注重君德。

第二,

慎重賞罰、傳旨專一。

第三,

勤於政事、任用賢臣、積極納諫。

第四,

抑制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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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看,在天順和成化初年,彭時革新政治的努力效果顯著;但在其擔任內閣首輔幾年後,明憲宗逐漸怠於朝政,彭時多次上疏直諫雖取得一定成效,明憲宗也往往表示認可,但其中真正接受並得到執行的建議是有限的。成化十一年彭時去世以後,朝政日益混亂、宦官專權、佞臣當道,彭時生前革新政治的種種努力並沒能根本改變成化年間政治形勢逐漸惡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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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邊疆的努力

明代中期以後,邊疆危機日趨嚴重,北疆的蒙古問題尤其成為明朝的心頭大患。彭時長期擔任內閣輔臣,在一段時期內還兼任兵部尚書,他的部分主張也涉及邊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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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積極防禦。

第二,

在固原之役中的作用。

第三,

注重邊疆各族語言翻譯,加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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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禮中的努力

明代前期,隨著理學思想大受推崇,封建綱常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明代議禮不斷出現,其中嘉靖初年的大禮議及萬曆年間的爭國本最有代表性。與它們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相比,在彭時等大臣的努力下,天順、成化年間的兩次議禮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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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議上兩宮尊號

第二次,議慈懿太后葬地附廟

在這些事情當中,彭時的角色和他的行為很重要,是他率先堅持按禮制行事,之後又上疏勸諫,並得到姚夔、商輅等群臣的聲援,最後又率領群臣泣請,迫使皇帝、周太后按禮制安葬慈懿太后。可見,在這次議禮中,彭時再次發揮了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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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彭時政治作為的評價

把角度往上拉,縱觀明朝中期,總趨勢上,明朝政治形勢在正統以後日漸下滑。但相對而言,天順年間及成化初年,由於彭時、李賢、商輅等正直大臣的努力,還可以基本維持局面。而隨著彭時等人或去世,或辭職,到成化十三年

(1477)

之後形勢就一落千丈,直至孝宗繼位才有所好轉。這充分說明在天順、成化前期,彭時等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同時,皇帝也是很重要的,畢竟當時的皇權是可以壓過臣權的,正是由於明英宗及明憲宗前期的信任和重視,彭時等閣臣的政治作用才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